罗卫东接受人民日报社记者采访，谈数字化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浙江强调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接受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一同探讨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对话嘉宾
数字化改革与城市大脑的关系
吴晶晶:
罗校长您好，我们有注意到近期浙大城市学院组织了一场关于“城市大脑与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研讨会，您觉得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应包括哪几个方面?在发力点上应该重点突破的内容有哪些?
罗卫东:
这其实已经是城市大脑研究院成立以来的第n次的研讨会了。这次我们特别关注的题目是“浙江数字化改革和城市大脑”这两者的关系问题。那么杭州的城市大脑建设和浙江的数字化改革的整体思路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到底是传承、还是替代?是包容还是一个升级版?
针对这个问题，我讲几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整体性更强，涉及到五大方面的建设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还包括党政机关自身的数字化改革的内容。它的提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思路。
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加快构建“1+5+2”工作体系，一个省一级共享性的智能数字中枢，五大综合应用场景，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两个体系。所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它的整体布局是非常清晰的。
而杭州城市大脑并不是从整体入手，它是从“用”来入手的。前者是从供应的角度出发，后者则是从需求的角度。城市大脑的思路其实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工作当中场景涉及到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提供服务，能够更加方便老百姓，增加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增加他们参与和分享，从这个角度来设计的一个数字化的手段。
这个数字化手段的起点是从交通治堵开始的，因为这几乎是所有城市中的居民，尤其像杭州这样的城市能级迅速提高，公共道路设施供应相对短缺的城市，每天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通勤问题。
解决问题的本身，针对拥堵路段通过划线改革、红绿灯，进行交通车牌管制，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盘清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以及需求强度，需要分时段精细化匹配需求和供给。这是原有的行政科层制度手段做不到的。
杭州城市大脑采取的办法：
首先要掌握杭州每天真正上路的汽车数量以及大概率的行动轨迹;
其次要明晰最大的拥堵点位置、拥堵原因以及附近能够进行疏导的可能场合;
最后把交管的数据、城管的数据，相关交通要道附近的商业机构，可以动员出来做公共用途的资源数据联动起来，通过算法进行实时调控。
所有的资源都用于解决每一部具体的车子的实际需求，并不需要政府去启动新项目，只是采取一种技术的方式去调用各个单位自己所拥有的数据。从表面来，要解决的难点是数据协同，但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协同，协同的目的是什么。
杭州城市大脑一个最有生命力的方面，就是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该协同什么数据？怎么协同？涉及到哪些部门？始终以问题为中心。不论是治理能力的提升，还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目的就是让人民过得更幸福。
企业如何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
吴晶晶:
对于浙江在全省推进的数字化改革，除了政府层面的改革外，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特别是浙江省要实现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增长占比60%”的要求，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罗卫东: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治理主体如果是全员治理，那么政府在当中承担的最重要责任就是一个治理主体。城市大脑做场景，做以人民为导向的改革，只需要让政府部门协同起来。
如果要做产业大脑，做数字经济，必须让企业彼此能够协同，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城市大脑社会领域当中治理工作模式。
数字经济增长要达到既定的目标，我认为不外乎几种办法：
一个是传统的园区办法，把一些数字企业好比说像阿里、蚂蚁金服等和准数字企业如海康威视、网易把它做大。
另一个方式则更加重要，浙江现有的三四百万家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的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和升值升级，是未来决定真正浙江的数字经济发展命运的一件事。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做试点开始，全面铺开或者全行业铺开并不现实。比如浙江的传统企业纺织业，数字化改造空间特别大，纺织行业数字化提升带来的效益也最明显。政府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有重点的去做一些试点示范，财政压力也相对轻，解决企业问题的针对性更强。如工业软件开发方面，政府可以先期进行预投，继而号召大学科研平台和企业联合来进行工业软件的攻关，然后进行行业的示范，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突破。若干年后，就形成了数字经济真正增长的一个底层基础。
高校在数字化改革中扮演的角色
吴晶晶:
作为高校的专家，您觉得在高校、政府与企业之间应该形成一种怎样的机制，才能使浙江省的这场数字化改革更好、更顺畅的推进下去，并有效的转化成生产力?
罗卫东:
理论上讲，高校是可以发挥很多作用的。但实际上，现在的体制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使高校很难发挥作用。其解决问题的根本，是高校自身的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源来自哪里?其实是需要几个方面的配合。政府一定要有支持性的措施。企业对高校的整个研发和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有真正的非常畅通的需求渠道。高校主要是培养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它和企业的逻辑不一样，企业需要实用的技术、自主研发的专利、先进的设备、新材料等等，而这些是学校本身不直接做的。
社会需要的复合型的人才，需要的是能够尽快上手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但是大学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浙大城市学院最近在做“科教创新综合体”，就是希望能够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这种需求的特征给它刻画出来，并且把这些特征传递到专业。通过科教综合体的一个组织创新，改进课程，改进教师水平，解决为岗位找人、为人找岗位这样一个严重的结构问题。
关于未来社区的数字化建设
吴晶晶:
浙江省近年来一直在大力推进的“未来社区”建设中，提出了“三化九场景”的建设要求，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数字化”。对于未来社区的数字化建设，您觉得最核心、最需要做好的是什么?如何将城市大脑和未来社区数字化有效融合，真正形成数字城市的管理机制和模式？
罗卫东:
城市是生产、生活、生态的结合。生活主要通过社区的方式来解决，未来社区肯定也有“三生”融合的问题。未来社区的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怎么能够在未来社区真正落地，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前提是要先把未来社区直正的功能刻画清楚。
城市大脑解决的通行畅行率的问题，数字化容易做是因为它只是解决数字协同的问题。而未来社区最大的困境就是要做的事情体量是巨大的，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小到小区的垃圾分类、生活安全、防火防盗防贼，大到创业、养老、教育以及创业功能，相当于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数字化改革的全部场景，都要在未来社区里面浓缩进去。未来，数字化改革碰到多大的困难，未来社区的发展就会碰到多大的困难。
我认为未来社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件事。
第一，一体化的智能公共平台如何建？对社区来讲，未来社区需要什么样的“一”还需要明确。
第二，如何来筛选老百姓需求最关键的场景？这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重要，也最需要数字化才能解决的那些事，把它们确定出来，未来社区建设就会获得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老社区来做未来社区，现有居民生活在里面，获得居民的支持，就形成合力，相对来说更容易做成。所以我认为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考虑到，这是非常重要的。
真正要做未来社区的探索，数字化在中间做什么样的工作，它只有一个标准，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东西通过数字化来解决，而非数字化手段绝对解决不了的，就把这个事情挑出来解决掉。
来源 / 《城市问晶》
今日编辑 / 郭润历
责任编辑 / 李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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