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 世界而非东亚的鲁迅——鲁迅与法兰西文化谈片（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 要 鲁迅对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系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明的认识，其系统性和深度明显超过他对东北欧诸弱小民族（主要是斯拉夫语系文学）的译介。鲁迅关注法兰西文明，重点在文艺，也兼顾科学技术、政治历史和思想学术。他关心法国现代科技背后的人文思想，反思“法兰西革命”之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关心当代法国政治（包括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的政策），留意法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从中获得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益的启迪。鲁迅并非法国文学专家，也不通法语，但他毕生关心法国文学，零星的译介积少成多。他对卢梭、雨果、波德莱尔、罗曼·罗兰、法朗士、安德烈·纪德、德哥派拉等法国作家的理解相当深入。他在现代创作版画方面的“拿来”和“送去”，更是中法文艺交流史上辉煌的一页。梳理鲁迅与法兰西文明的关系，有利于突破过去将鲁迅囿于中国或东亚的狭隘视野，更清楚地看出“世界鲁迅”的大气象。

关键词 法兰西文明；世界的鲁迅；科技；政治；思想学术

作 者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433）。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本次推送为本文上半部分。

目 录

一、关心法国科技及其背后的“深因”“助力”

二、反思“法朗西大革命”，关心法国当代政治

三、“国民性批判”的法国思想资源

四、拿破仑与阿尔及利亚问题

五、谈法国文学并不专业，但时有善言

六、木刻版画、书籍插画与漫画的“拿来”

七、补叙鲁迅与罗曼·罗兰

八、主动向法国“送去”中国“文艺”

九、世界而非东亚的鲁迅

鲁迅1906年左右“弃医从文”，确立“文艺”为毕生志业，此后三十年可谓始终奉行不渝。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文艺卓越的建设者，也是中国现代文艺与世界各国文艺传统文艺潮流的沟通者，直到晚年他还坚持认为，“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这种确信清楚地显示在鲁迅与日本、俄苏、德国、东北欧诸弱小民族、英、美、意大利等众多国家的文化广泛而深入的精神互动，而他和法国文化的关系也不例外。

鲁迅接触法国文化，重点是“文艺”（艺术的内容或许超过文学），但也兼顾科学、政治、思想学术三方面。正是在这种相对立体的知识背景中，鲁迅为中国“拿来”法国“文艺”，也积极向法国“送去”中国“文艺”。

鲁迅不通法文，对法国文化或许也不如对日本、俄苏、德国以及东、北欧诸弱小民族文化那样兴趣浓厚。但他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还是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坚持文学立场，又跳到文学之外，竭力开拓人类交往的多元模式，这种文化巨人的气魄尤其引人注目。

一、关心法国科技及其背后的“深因”“助力”

青年鲁迅颇受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激励，最初接触法国科技时，尚未通达到像后来杂文那样感谢“中法战争”刺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是惊惧于法国科学家在内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矿藏资源的觊觎。1903年10月《中国地质略论》第二节“外人之地质调查者”指出，继“俄人阿布佉夫”考察满洲、直隶、山西、甘肃、蒙古等地矿藏之后，“复有法国里昂商业会议所之探捡队十人，探捡南部之广西，河南（河内），云南，四川（雅州，松潘）等。调查精密，于广西，四川尤详。是诸地者，非连接于俄法之殖民地者欤？其能勿惧！”尽管如此，青年鲁迅仍以巨大的热情介绍和称道法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首先值得大书特书的，当然是几乎于撰述《中国地质略论》的同时，鲁迅首次发表了向汉语世界介绍法国科学家勃克雷（A. H. Becquerel，通译柏克勒尔）发现铀、古篱（通译居里）夫妇发现镭的科学论文《说鈤》。这和居里夫妇从矿渣中成功提取0.1克镭盐并初步测定镭原子量仅有一年之隔，虽说主要得力于日本报章的介绍，但鲁迅本人作为青年“科学者”对科学前沿发展的敏锐把握也由此可见一斑。

1907年科学论文《人之历史》继续介绍法国科学家业绩。在这篇论文中，鲁迅特别关心作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之直接先导的发生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圣契黎和拉马克三人之间的论战。“寇伟（G. Cuvier，通译居维叶），法国人，勤学博识，于学术有伟绩，尤所致力者，为动物比较解剖及化石之研究，著《化石骨胳论》，为今日古生物学所由昉。”然而“其说逞肊，无实可征，而当时力乃至伟，崇信者满学界，惟圣契黎（E. Geoffroy St. Hilaire）与抗于巴黎学士会院，而寇伟博识，据垒极坚，圣契黎动物进化之说，复不具足。于是千八百三十年七月三十日之讨论，圣契黎遂败。”此后德国的瞿提（歌德）、康德（I.Kant）、倭堪（L.Oken）皆“不能奋其伟力，以撼种族不变说之基础耳”，直到法国科学家兰麻克（通译拉马克）才扭转局面，“兰麻克（Jeande Lamarck）者，法之大科学家也，千八百二年所著《生体论》，已言及种族之不恒，与形态之转变；而精力所注，尤在《动物哲学》一书”，“兰麻克亦如圣契黎然，力驳寇伟，而不为世所知。盖当是时，生物学之研究方殷，比较解剖及生理之学亦盛，且细胞说初成，更近于个体发生学者一步，于是萃人心于一隅，遂蔑有致意于物种由来之故者。而一般人士，又笃守旧说，得新见无所动其心，故兰麻克之论既出，应者寂然，即寇伟之《动物学年报》中，亦不为一记，则说之孤立无和，可以知矣。迨千八百五十八年而达尔文暨华累斯（A.R.Wallace）之‘天择论’现，越一年而达尔文《物种由来》成，举世震动，盖生物学界之光明，扫群疑于一说之下者也”。中国知识界当时关于进化论思想，只知道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之后的赫胥黎与斯宾塞，对这以前欧洲进化论思想的演进不甚了了，鲁迅关于法国三大科学家的介绍算是填补了这一空白。

《人之历史》最后还报告，“近者法有学人，能以质力之变，转非官品为植物，又有以毒鸩金属杀之，易其导电传热之性者。故有生无生二界，且日益近接，终不能分，无生物之转有生，是成不易之真理，十九世纪末学术之足惊怖，有如是也”。19世纪末法国科学家们在古生物学、种族进化论、物理学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令年轻的中国“科学者”鲁迅感到了“惊怖”。

1907年另一篇《科学史教篇》首先高度评价“法朗西”的“解剖之学大盛”，继而着重介绍了“特嘉尔（R. Descartes，通译笛卡儿）”在数学哲学两个领域的造诣，认为笛卡儿“以数学名，近世哲学之基，亦赖以立。尝屹然扇尊疑之大潮，信真理之有在，于是专心一志，求基础于意识，觅方术于数理。其言有曰，治几何者，能以至简之名理，会解定理之繁多。吾因悟凡人智以内事，亦咸得以如是法解。若不以不真者为真，而履当履之道，则事之不成物之不解者，将无有矣。故其哲理，盖全本外籀而成，扩而用之，即以驭科学，所谓由因入果，非自果导因，为其著《哲学要义》中所自述，亦特嘉尔方术之本根，思理之枢机也”。这段文字论述笛卡儿思想主干及其对欧洲哲学思想的影响，相当准确。此外他还介绍了法国科学家巴斯加耳（B.Pascal，通译帕斯卡）“测大气之量”的方法，拉布拉（通译拉普拉斯）的“星学”（即天体力学）。

《科学史教篇》比《人之历史》更进一步，并不满足于简单列举西方科学发展，更欲从西方科学史中引出有益于中国人的“教训”。其所谓“教训”，主要是认为西方科学并非单独演进，乃与西方各民族“神思”（Idea）的发扬密切相关，后者即西方科学发达之“非科学”“超科学”的“深因”与“助力”。鲁迅引英国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 Tyndall）和法国天文学家阿罗戈（F. Arago）之说，认为1792年法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外敌，主要依靠科学研究与爱国心的结合：“法国尔时，实生二物，曰：科学与爱国。其至有力者，为孟耆（G.Monge，现通译蒙日，数学家）与加尔诺（Carnot，现通译卡尔诺，数学家），与有力者，为孚勒克洛（A.F.de Fourcroy，化学家），穆勒惠（G.de Morveau，化学家）暨巴列克黎（C.L.de Berthollet，化学家）之徒。”法国科学史上这一实例有力地帮助青年鲁迅阐释他以“神思”为核心的独特的科学观。

1909年从日本归国后，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曾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生物教员张柳如一道，根据法国学者恩格勒分类法对植物进行严格的分类和定名。但除此以外，鲁迅较少正面谈论法国科学技术。杂文中偶尔提到，多半也是留心于和科技有关的其他问题，而并非单独谈论法国的科技。

比如1925年所作杂文《春末闲谈》说，中国古代对一种名叫“果蠃”的细腰蜂缺乏科学研究，看到“果蠃”背负青虫，以为它喜欢青虫，并由此发生许多拟人化想象，但“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通译法布尔）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鲁迅将新旧各种的“礼教吃人”比作细腰蜂巧妙而残忍地捕食青虫，这和他在另外场合将不明不白做了牺牲的青年称为“醉虾”，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布尔

尽管鲁迅对法布尔其实也不无微词，但总体上还是深表钦敬：“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鲁迅介绍法布尔昆虫研究不可谓不精细，但立足点已并非科学普及，而是引用某种科学知识来剖析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问题。尽管如此，他对法布尔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成绩的复杂性以及科学界对法布尔的评价还是相当留意的，并非仅凭一知半解，拿来就用。

鲁迅对另一个法国科学家和思想家帕斯卡亦复如此，他既盛赞其学术贡献，也指出其人在诗学上拘泥于科学，几乎成了用科学抹煞诗意的代表：“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

鲁迅在留日时代后期介绍法国科学技术，既着眼于科技本身，更欲探索科技发展背后民族“神思”的“深因”与“助力”，这个思考的路径也贯彻于他后来关于法国科学和科学家不多的谈论中，上述对法布尔、帕斯卡尔的论说便是两大著例。

帕斯卡尔

二、反思“法朗西大革命”，关心法国当代政治

科技之外，鲁迅还关心法国的历史政治，以及和历史政治相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法国政治是他关注的两大焦点。

青年鲁迅对法国革命的论述，至今聚讼纷纭：

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

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黮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

“法朗西大革命”追求的“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作为理想诚然美好，但根据它自身的逻辑，理应更重视“人类尊严”，更珍惜“个性之价值”，但实际结果却“吊诡殊恒”。首先，出现了“极端之主我”，以至于使“个人”一词备受诟病，“苟被其谥，与民贼同”。其次，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对这种“无差别”境界的追求很容易“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由此催生的议会民主制更有可能导致“以众虐独”，即以抽象的“众数”宰制活生生的“个人”，个性和个人权利在民主社会不仅得不到伸张，反而将受到空前的蔑视，“精神益趋于固陋”，人类文化由此将出现“颓波”，陷入“黮暗”。

鲁迅如此剖析“法朗西大革命”的正反两面，绝非否定或贬低其所张扬的“平等自由”“社会民主”“人类尊严”“个性价值”等理想，而是冷静地指出“法国大革命”所希冀的诸正面价值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吊诡殊恒”现象。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剖析不仅在1907年，时至今日，也依然过于“超前”，其中未能充分展开的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评说更是给鲁迅早期思想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也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影响到学术界对鲁迅后来政治立场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人们似乎又一直谨慎地回避着鲁迅当年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乃至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文化大势的“超前”预判。尤其在现代化追求断续相继的当下中国语境中，鲁迅的似乎不甚和谐的声音明显被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压抑了。这种复杂的思想纠葛或许已经溢出鲁迅研究之外，但我们又不能不说，中国思想界今天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仍处在鲁迅当年的预判之中。

1930年代，鲁迅先后加入“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政府争取起码的“自由”和“民权”，未始不是对早年“超前”地苛求“法国革命”的一种纠偏与补救。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抛弃早年对“法朗西大革命”的基本看法，虽然不再有政治理论方面的具体阐述，但实践上对民主政体的冷淡，仍与早年观点一脉相承。

三、“国民性批判”的法国思想资源

鲁迅在1925年与许广平通信中正式提出要优先“改革国民性”的主张，这个思想当然酝酿已久，而在“五四”时期的探索，就曾得到来自法国思想学术界的有力支援。

1919年《随感录》三十八谓：“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 Bon（通译勒朋）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鲁迅引勒朋的话说明个体思想受群体制约之大，而此群体思想制约主要乃是无数代祖先长期形成的思想惯性，“死人拖住活人”的悲剧就这样造成了。这是“五四”前后“周氏兄弟”共同的想法，而这则《随感录》很可能出自周作人之手，被误编入《热风》。不管此一事实将来会得到怎样澄清，其中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真实想法，殆也毋庸置疑。该文引勒朋之语，结论并不悲观：“国民性”或国民“坏根性”虽然来自个体“万不能敌”的无数代“死鬼”，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改革”的希望：

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改革国民性”是鲁迅中心思想之一，他在阅读外国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著时自然敏感于相关论述，但凡一言可采，便很珍视，却未必顾及那论著的全体。比如他一直记得《耶稣传》作者卢南（Ernest Renan）的话，“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认为许多老年人和以老年为本位而阻碍青年发展的迟暮文化的变态即由此而来，所以他时时用这话提醒自己，“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白地知道：世界绝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四、拿破仑与阿尔及利亚问题

谈法国文化，势必要涉及拿破仑。青年鲁迅颇认同拜伦、莱蒙托夫的观点，深恶法国人对拿破仑的弃绝与迫害，并将此归入庸众疾视天才的典型事例。这是他那时受尼采影响而必有的结论。1920年代以后，英雄和超人崇拜思想淡化了，再以拿破仑为例，就不再为受屈的天才伸冤，而是为了说明天才固然可贵，但“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更重要：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鲁迅后来关于法国历史政治和学术思想的谈论逐渐稀少，只是看到论敌不恰当地援引法国历史政治来谈论中国现实时，才不得已而据实加以辩驳。

1931年《“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指出，被国民党政府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症结之一就是混淆敌我，比如黄震遐《陇海线上》竟流露这样的“心绪”：“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鲁迅根据他对法国控制北非殖民地的基本事实的了解，揭露某些“民族主义文学”作品的悖谬：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已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

鲁迅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究竟有哪些得与失？鲁迅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究竟了解多少？所谓“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是讽刺性的反话还是另有所指？鲁迅早期翻译雨果随笔《哀尘》的开头，有雨果对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态度，而鲁迅的译者附记为何对此未置可否？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探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不赞成对法国政治不加分析、简单地为我所用，不管对方是右翼还是左翼。比如，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有人用1935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保卫文化大会”来比附中国国内正在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鲁迅就觉得不妥。他认为把中国统一战线等同于法国“人民阵线”，“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

五、谈法国文学并不专业，但时有善言

1. 拉封登、小仲马、雨果、凡尔纳：人道主义与科学热

1934年上海苦夏，鲁迅听着窗外流行的靡靡之音和各地水灾旱灾报道，“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接下来鲁迅说，等到秋凉，“知了”那样的“劳心者”不会无衣无食，恓惶的只能是“蚂蚁”之类的“劳力者”，孟子早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拉封丹寓言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不必在乎拉封丹。

这当然是反话。将《知了和蚂蚁》跟《孟子》对立，是为了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并通过这种肯定与否定来批判现实的不公。

鲁迅说《知了和蚂蚁》“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晚年“忽然记得”，拿来做杂文的材料。这个“小学校”，不知道是“三味书屋”，或南京水师学堂，或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抑或并无什么“小学校”的“先生”教他拉封丹寓言，只是为了写杂文而临时虚构的故事？这都只能存疑备考了。

到南京读书时，鲁迅确实已经开始接触法国文学了。辛丑年购得冷红生（林琴南）翻译的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同时读到陈冷血翻译的雨果短篇小说和苏曼殊、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新闻》上译登的《惨世界》。1903年6月刚到东京留学不久，便在《浙江潮》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由日文转译的嚣俄（即雨果）散文集《随见录》之一《哀尘》，原题《芳梯的来历》，实为《悲惨世界》所叙芳汀之事的素材。鲁迅所撰“译者附记”对《哀尘》推崇备至，还顺便介绍了雨果《水夫传》（即《海上劳工》）、《诺铁耳谭》（即《巴黎圣母院》）和《哀史》（即《悲惨世界》）。

陈梦熊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以笔名熊融首次介绍他所发现的这篇鲁迅佚文，特别强调鲁迅介绍外国文学当始于《哀尘》，而“根据法文原著（法文版《雨果全集》第十四卷）略加核对，还可发现鲁迅虽据日译本转译，但除一处可能出于日译本的误译外，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直译”。戈宝权先生随后撰文完全赞同陈梦熊这个说法。陈、戈二人之见至今仍为定谳。陈梦熊先生还注意到鲁迅后期杂文提到雨果时仍用早年熟悉的旧译名“嚣俄”，而将《芳梯的来历》改为《哀尘》，则因为篇中所述乃《哀史》之一部分，“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也。

和《哀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雨果在这篇随笔的开头写他自己明确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施行殖民统治的态度。鲁迅所撰“译者附记”对此未加评说，但上文提到1931年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同样涉及这个问题，且态度颇为隐晦，不易捉摸，故若能澄清雨果当时的立场或鲁迅翻译《哀尘》时对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认识，应当不无裨益。

1903年夏鲁迅回国探亲，特地致信在日本的同学伍习之，托其购买雨果中篇小说《怀旧》（述非洲黑人起义事）；1905年又以一个月官费的半数买了八厚册美国出版的《雨果选集》英文本。周作人推测这可能是鲁迅得了“外快”，比如“给游历官当通事，或者是《月界旅行》得了稿费”。周作人还回忆说，“自从《新小说》上讲起嚣俄（雨果的旧译名），登载过他瞌睡似的相片以后，大家便非常佩服他”。鲁迅对雨果的兴趣后来虽不及俄苏作家，当时大概也属于这“非常佩服”者之列吧。

1903年8-9月间，鲁迅还根据日译本转译了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著者误为“美国培伦”），10月在东京进化社出版。稍后再译儒勒·凡尔纳《地底旅行》（著者误为“英国威男”），载《浙江潮》第十期（后于1906年3月由上海普及书店及南京启新书局同时出售）。这都可见鲁迅初到日本时对法国文学的热心。小仲马、雨果的人道主义与《破恶声论》赞赏的托尔斯泰同属一系，对凡尔纳、拉封丹的关心则与清末士人普遍的科学热情契合。

2. 从卢骚到卢梭：早期思想中反抗与忏悔的两面

1908年归国之前所作长文《破恶声论》显示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成熟，其中谈到中国士人凡有发言，不论高下对错，首须发抒“心声”“内曜”，否则便是“扰攘”。“扰攘”看似热闹，其实却是“寂寞”。中国文学需要不“羞白心于人前”的真诚的作者来打破“诈伪”导致的“扰攘”与“寂寞”，发出“心声”和“内曜”，“若其本无有物，徒附丽是宗，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则吾愿先闻其白心”。但中国过去并无此种文学，故应“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学习的榜样，除了《摩罗诗力说》介绍的“挣天拒俗”“反抗挑战”的诗人，《破恶声论》又隆重推出“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

卢 梭

《破恶声论》并非卢梭之名见于鲁迅著作之始。《摩罗诗力说》结尾说，“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可见鲁迅早期设想的“新文化”既包括“摩罗诗人”的“挣天拒俗”“反抗挑战”，又希冀民族文化集体的“改悔”与国民个体的“自忏”。《破恶声论》正是在这个脉络中提及卢梭等人的“自忏之书”，至于更早出现卢梭之名的则是《文化偏至论》，该文指出“卢骚”影响了“罗曼暨尚古一派”的息孚支培黎（Shaftesbury），使后者知道在理性之外，“尚容情感之要求，特必与情操相统一调和，始合其理想之人格”，《破恶声论》则更进一步，专从“自忏”的角度再次提到卢梭。

鲁迅后来并没有再正面论及卢梭《忏悔录》，但托尔斯泰的“改悔”和卢梭的“自忏”与“摩罗诗人”的“恶魔”精神高度融合，确实是成熟时期鲁迅精神的主干。在鲁迅后来的认识中，卢梭身上除了注重“情感”和躬行“自忏”之外，也有“摩罗诗人”的精神，“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而“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之一。在这样的论述中，卢梭和鲁迅早年推崇的与“摩罗诗人”息息相通的19世纪末“新神思宗徒”不仅汇为一流，而且成为他们的代表，一起被称为“卢梭他们似的疯子”。

1927-1930年间鲁迅连续写了《拟豫言》《卢梭与胃口》《头》《“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多篇杂文，与梁实秋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出发对卢梭的批评反复论难。这固然与鲁迅在那一阶段逐渐明朗的阶级论立场有关，但1907年至1925年鲁迅对卢梭长期抱有的认识应该也起了关键作用。没有这些前期认识，阶级论和唯物论者鲁迅也不会对新人文主义者的卢梭论述作出那么快速的反应。

3、莫泊桑、须华勃、波特莱尔、腓立普、阿波利纳尔、科克多等作品的零星翻译

鲁迅1906年“弃医从文”，由仙台回到东京之后正式“提倡文艺运动”，他和周作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外国文学，当时的兴趣“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至于法国文学方面，“那时日本大谈自然主义，这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买的法国著作大约也只是茀罗贝尔，莫泊三，左拉诸大师的二三卷，与诗人波特莱耳，威耳伦的一二小册子而已”。

1909年“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仅收“法国摩波商一篇”《月夜》，须华勃“拟曲”五篇。书后《著者事略》附摩波商（Guy de Maupassant）和须华勃（Marcel Schwob）的简介。《域外小说集》“弟二册”书后“新译豫告”还有计划翻译的“法国摩波商《人生》”。

比起俄国、日本、德国和欧洲各弱小民族文学，法国文学并非鲁迅特别用功所在。这固然因他不通法语，也和他对法国国民性及其文学特质的总体认识（想象）有关。鲁迅究竟不是从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的角度关心法国文学，他只是想透过法国文学来一探法国政治与国民性的问题。

比如《“滑稽”例解》说，“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与他性之所近者显然是“善于讽刺”的“俄人”，而“善于幽默”“善于机锋”的法、英、美三国国民性及其文学在他心目中只能退居其次。鲁迅对法、英、美三国国民性及其文学特质的认识未必正确，但这确实影响了他对现代欧美三大国家文学的接受。他对幽默而近于讽刺的英国文学评价相对又略高于美法两国。不知这是否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所译的厨川氏《走向十字街头》序言就说，“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这一点，和法国文学之类不相同”。

尽管如此，鲁迅仍然对法国文学保持相当的兴趣。1918年8月31日日记说，“上午得丸善信并《法国文学》一册”。1924年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顺带翻译后来又请朋友帮助代译了莫泊桑小说《项链》与波特莱尔散文诗《窗户》。1928年9-10月初到上海，又翻译了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 Louis Philippe）的短篇《食人种的话》与《捕狮》。同年11-12月译出法国“立方未来主义”诗人阿波利纳尔的讽刺短诗《跳蚤》，以及法国当代多才多艺的先锋派诗人、小说家、传记作者、编舞者、电影人让·科克多（Jean Cocteau）的散文与木刻版画集《〈雄鸡和食馔〉抄》（Le Coqet L‘ar Lequin）。他和郁达夫合办的《奔流》杂志1929年2卷1期和2卷2期还连载了林语堂翻译的英国学者E. Dowden“关于法国的文学批评的简明扼要的论文”，鲁迅在“编校后记”中说，他“相信于读者会有许多用处”。

4. 借法朗士、德哥派拉和纪德说自己的话

鲁迅具体分析法国作家的作品，除上述雨果、拉封丹之外，还有巴比塞、培尔纳、法朗士、德哥派拉、纪德、马尔罗等。

1934年《看书琐记（二）》说：“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这是借巴比塞小说阐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藏书中有巴比塞《地狱》和《被枪决而活下来的人》两本小说。《本国话和外国话》，鲁迅根据的很可能是《社会月报》1卷5期夏衍的译本。

1934年1月17日致黎烈文信，谈到黎译法国作家J. J. 培尔纳的三幕剧《妒误》，“译文如瓶泻水，快甚；剧情亦殊紧张，使读者非终卷不可，法国文人似尤长于写家庭夫妇间之纠葛也”。这可能因为黎氏主持《申报·自由谈》，编辑发表了鲁迅的大量杂文，又属私人通信，不必过于看重。但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信极口称道“法朗士之作，精博锋利”，则又另当别论。

法国大作家中，雨果之外，鲁迅偶尔也提提及伏尔泰、巴尔扎克、福楼拜（藏有日文版《福楼拜全集》）、左拉、罗曼·罗兰，但都是泛泛而谈，唯独对法朗士情有独钟。1927年11月14日致江绍原信中就说，“前回在《语丝》上所谈之《达旖丝》，实是一部好书，倘译成中文，当有读者，且不至于白读也。”1927年11月20日又致江绍原说：“即以在《语丝》发表过议论的Thais而论，我以为实在是一部好书。但我的注意并不在飨宴的情形，而在这位修士的内心的苦痛。非法朗士，真是作不出来。”

鲁迅高看法朗士，主要是喜欢法朗士的长篇小说《达旖丝》，藏书中就有《泰绮思》的两种英文译本。但对这部小说正式作出较详细的分析则要到1935年4月14日所作的《“京派”和“海派”》：

法朗士做过一本《泰绮思》——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于是——团圆了。

鲁迅用《泰伊思》中的高僧比喻“京派”，又以其中的妓女比喻起初被“京派”奚落的“海派”，最后分析“京海合流”的结局为何不同于法朗士小说的情节发展。这种论述方式对于我们理解法朗士的小说《泰绮思》帮助不大，却颇能揭示1930年代中国文坛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京派”与“海派”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关系。

鲁迅在世时，法国作家访问中国的不多，德哥派拉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德哥派拉（Maurice Dekobra，1885-1973），原名Maurice Tessier，Dekobra是1908年遇一占卜者用两条眼镜蛇爬行轨迹为其占卜而起的笔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三十年间，他游遍世界，从最近的欧洲到遥远的美国，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中国（驻留上海两年）、印度、尼泊尔、日本，从旅游当中汲取灵感，写出富有世界主义和异国情调的著作，主要为旅行记、侦探和冒险小说、自传，创造了一个新的文体（fiction documentaire），以混合虚构和个人经历为特征，风格趋于繁复、华丽、做作、媚俗，自成一格。但德哥派拉并非简单的畅销书作家，他很早就批评金钱、标准化、斯大林主义。他的作品大多数以奥地利、印度、中国为背景，擅长营造异国情调，用各种手段（假身份、打扮、误解）制造悬念，但也触及许多准确的历史细节，不少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德哥派拉作品众多，新书出版，往往举办特殊活动如海报宣传、书店半夜营业等前所未有的形式，致使他成为当时最流行最时尚也最富有的作家之一。

1933年12月28日鲁迅致王志之信说：“德哥派拉君之事，我未注意，此君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我们只要看电影上，已大用菲洲，北极，南美，南洋……之土人作为材料，则‘小说家’之来看支那土人，做书卖钱，原无足怪。阔人恭迎，维恐或后，则电影上亦有酋长飨宴等事迹也。”

1934年1月8日所作《未来的光荣》再次谈到德哥派拉：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

这里首先是对“法国礼拜六派”德哥派拉提出了犀利的批评，顺便也给欢迎或议论德哥派拉或欣赏德哥派拉式电影的中国人画了一幅肖像——鲁迅把德哥派拉访华时“阔人恭迎，维恐或后”的场面比作“电影上亦有酋长飨宴等事迹也”，由此警告欣赏德哥派拉式小说或电影的中国观众与读者：“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鲁迅论及并关注安德烈·纪德，源于他对“第三种人”戴望舒所论纪德形象的怀疑，“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

安德烈·纪德

为了说明纪德如何容易被人误解，最好的办法是让纪德现身说法，所以鲁迅特地翻译了纪德短文《描写自己》，和日本学者石川涌《说述自己的纪德》，在“译者附记”中鲁迅特别交待：

纪德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评传，我看得极少极少。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

联系1934年年初撰写的《未来的光荣》所谓“被描写”的危机，鲁迅在八九个月之后又针对性地提出“描写自己”的可贵，寥寥数语，启人深思，甚至足可以作为后人观察鲁迅思想的基点之一。

5. 看重法国作家的公开言行

鲁迅毕竟不通法文，无法太多地议论法国作家的具体作品。为了避免对法国作家做笼统评价，鲁迅更多察看他们的言行，从中发现中国作家值得效法之处。这也是扬长避短之法。

比如1925年《忽然想到》说：“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Bernard Shaw），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Henri Barbusse），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

1926年《我还不能带住》又说：“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

《祝中俄文字之交》又说：“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又论“第三种人”》有言：“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

但在肯定法国作家仗义执言的同时，鲁迅对他们所仗之“义”与所发“直言”也有具体分析。《关于知识阶级》就说：“英国罗素（Russe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

另外鲁迅也曾抛开具体作品，分析过某些法国作家前后期思想变化和值得注意的创作倾向。1927《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说：“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

1929年《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又说：“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

鲁迅站在阶级论立场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波特莱尔和戈兼（通译戈蒂叶）看待革命的双重态度作出上述冷静分析，目的是提醒高喊革命的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要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属性，用鲁迅的话说，“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他另外还提醒中国青年作家要正确认识自己所受的包括波特莱尔在内的西方现代作家那种“‘世纪末’的果汁”。

6. 商榷中国文学家的法国文学观

鲁迅接触法国文学的情况大抵如上（关于罗曼·罗兰，下文再叙）。总起来说，鲁迅关注法国文学，一是高度评价许多法国作家伸张社会正义的公开言行，二是从思想艺术上表达他对某些法国作家作品的景仰，三是联系中国作家类似处境，具体分析一些法国作家的思想转变与创作倾向。

无论从哪个方面谈论法国作家和法国文学，鲁迅都是为了从法国文学中找到有助于推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以为他山之石，因此和中国国内一些文学家围绕法国文学进行商榷，也是鲁迅偶尔论及法国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文笔生涯开始，鲁迅就敏感于中国文人谈论外国名流时往往不能秉持公心，所以经常忍不住要提出自己的异议，这其中就包括法国作家。1926年所作《无花的蔷薇》说：“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同样，《“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批驳梁实秋《文学史有阶级性的吗？》将卢梭《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曲解为“资本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也属于纠正中国国内文人有关法国作家的议论，以正读者大众的视听。

1934年署名“白道”的杂文《奇怪（三）》，先引《世界文坛瞭望台》的话，“法国的龚果尔奖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接着鲁迅指出：“这样一‘瞭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

这当然是鲁迅杂文典型的正话反说。鲁迅认为一切文艺难免都要成为某种宣传，关键在于宣传什么，怎样宣传。那些一味回避这个事实的文艺论者们在文艺与宣传的问题上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这里讨论的法国作家马尔路（通译马尔罗）《人的命运》获龚古尔奖，不过是鲁迅类似论述的其中一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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