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王跃文长篇《家山》面世

时隔八年余，王跃文的新长篇《家山》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对于这样一位有着广泛知名度、拥有千万读者的畅销级别的作家，他与人文社约定的八九年中在憋着一部“大作”，从确定写作方向，签下出版合约开始，从喧嚣的畅销书影响力中回归相对静默的八九年中间，王跃文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钻研户籍田亩制度、捐税征收方式等等，多次重返乡间田野做实地勘察，直到一方水土和那些村民已鲜明生动鼓涌于胸口，他才投笔于纸上，娓娓道出那些鲜活的故事，写到动情处多少次泪湿衣襟。54万字的《家山》，描写南方乡村沙湾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风俗民情、耕织生活、时代变迁，它包含了王跃文的经历、思考和情感的人生积淀，凝聚了王跃文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感悟。

在《家山》的新书发布会上，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认为“《家山》展开了一幅壮阔的历史图景，一幅丰富的文化长卷，书写了一部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呈现了一个族群乃至整个民族蓬勃的生命力量。阅读《家山》使我们看清民族的来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全面振兴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指出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立足于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坚定走自己的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号召下辨析、总结和合理利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创造具有新时代审美精神的作品，《家山》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

最初读到书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也认为《家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家山》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对上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刻板印象，这部小说里处处体现的祖祖辈辈讲的‘老规款’，其实就是我们民族对于善恶的一个界定，惩恶扬善、行善止恶维系着乡村秩序，也是民族繁衍发展的根本动力。小说写到的‘人情美’、山水田园的美、耕织劳作的美，都让人联想到湖南的前辈作家沈从文。”出版社在审阅书稿和图书编校出版过程中，就深深地被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也深深地感佩于作家忘我的创作精神和严谨的创作态度。他同时表示特别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文学从高原到高峰的努力奋进中，中国作协给予了王跃文和《家山》以及出版社巨大支持，将《家山》列入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第一批书目，这无疑为作者增添了创作动力，为出版方多方面赋能。人文社总编辑李红强多次夸赞这部作品，说“舍不得看完”。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评论说：跃文把这部书当做他的根底的书，一个作家的生命的根底，他的人生的根底，为这个根底写一部书，跃文在这上头花了大功夫，倾注了感情，倾注了心力。这部书所写的家和山不仅仅有着确切的细致的风物、风俗，也有确切的口音。在现代文学以来，中国的小说，写湖南，写湖南的乡土，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沈从文，沈从文也是在写他的家乡，沈从文先生写湘西的沅水，是不是就是从王跃文他们家流过去的，反正是一个水系。再有一个是周立波先生，周立波先生也写了一部关于他家乡的山乡巨变。所以我们需要放在从沈从文到周立波这样的脉络里来看待此时此刻2022年又有一位作家再写而且是在历史的视野中去写湖南的乡土，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一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作家，一个在新时代的作家，当他如此重返他的家乡，重返时间深处和历史深处的家乡的时候，他的参照系是什么。我们经历二十世纪的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一个作家重新去看待，重新对家乡、对我们的乡土、对我们乡土中所蕴含的那个古老的传统，传统的生活、伦理，做出新的书写，一个作家如何重新建构他对家乡的记忆和情感，这一定是一个包涵着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关切，新的认识角度，新的眼光的书写行为，值得我们领会和认识。这部小说充满了非常丰沛的由感性、由细节、由对人的形象、由对生活的气息的把握所建构起来的非常丰沛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王跃文早期的写作不是这个方向，大概从他七八年以来，他的整个艺术方向，他的整个感受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最终取决于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动人的、有魅力的艺术世界、生活世界和经验的空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跃文是非常令人钦佩的达到了他的目的。

著名评论家潘凯雄先生评价：“这部以湘地乡村风云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确具有某种史诗品格，也是跃文长篇小说中最为出色的一部，那不动声色、从容而有意味的书写为这些年长篇小说创作中所罕见，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优秀长篇。”

长篇小说《家山》原发《当代》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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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家山｜新刊

“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

王跃文庆幸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从小在乡野间长大，各种农作物、动植物、生产工具、时令节气都和生活息息相关，他心中拥有的世界因此而丰富。“世界是名词组成的，我们掌握的名词越多，我们知晓的世界就越广阔”。虽然乡村生活是最熟悉的，最有入骨入髓的体验，但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经验从未进入过他的创作视域，直到“四十岁以后，记忆中乡村的人与事朝我扑面而来”，他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他认识到，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文学表现好了广大乡村，就真正表现好了中国和中国人。他重新审视和领悟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这一切都进入到《家山》中，成为他“乡土写作”的宝贵经验。“所以这个小说创作过程中，我刻意要回到原生态，回到日常，回到真实的生活本身，呈现一部我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史，用一个乡村去展示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如江如河，生生不息

《家山》主要写了沙湾陈家五代人远字辈逸公、达公、放公，扬字辈扬卿、扬高，修字辈修福（佑德公）、修根、修权（四跛子）、修碧、修岳，齐字辈齐美（劭夫）、齐峰、齐树、齐岳，有字辈有喜、有仙（五疤子）等，

这些人物个个精彩、事迹彰明。另外如女性人物刘桃香，人称“乡约老爷”，一个女人家独自上县公堂替村里打赢了官司；十五六的少女贞一向县长呈文解除缠脚陋习，单纯勇敢稚嫩；童养媳来芳聪慧能干隐忍顺服，让人心生怜爱。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股人脉，香火承继，绵延不绝，如流经村子的万溪江，浩浩汤汤，奔流不息。在这样一个族群社会里，乡邻都知根知底，一家几代人是什么门风，村里人都有口碑。德高之人为大家所敬重，村人行事都会向他看齐。

而将族群凝聚在一起的则是“识好歹、知善恶”，这是《家山》展现给我们的乡村伦理和乡风民俗。《家山》是一部表现、描写乡村文化、乡村伦理下人性善恶自然消长的文学作品， 反映了上个世纪上半叶特殊历史阶段中，乡村在动荡中仍然保持了恒定的伦理秩序，无论是大洪水后的互相救济，还是自建水库村民一呼百应，还是集体掩护红军家属；当国民党政府不顾民生强行征税，村人在共产党人齐峰振臂之下，踊跃投入人民武装。王跃文写出了让一个族群凝聚起来的精神纽带，《家山》是一部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写出了一个族群甚而是整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蓬勃的生命力量。

“我喜欢把小说写得水波不兴，静水流深”

王跃文对这部作品用情颇深，几乎倾注了他生命当中最深沉的情感和最深沉的热爱。据其妻诗人张战介绍，王跃文每写至动情处，几乎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份深情使得小说既真诚又温情，静水流深。

《家山》深得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精髓和神韵。极其注重对人物的传神勾勒，几笔就写活了一个人物，也常常通过其他人物的议论或观察来描写人物。《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琼就盛赞《家山》的叙事方式，她认为《家山》的叙事“密处不透风，疏处可跑马”。比如写桃香进县衙门打官司，描写得非常细致：“桃香站在法官面前不开腔，等扬高把老虫皮放在凳上铺好，她才慢慢坐了上去。她果然看见扬高进退都躬着腰，心上就想平日在沙湾高声大气的高叔，进了县衙门人就矮了。”这一笔，写活了桃香和扬高两个人，桃香虽是大字不识的村妇，却活得理直气壮，身为保长的六尺男人扬高，却骨子里怕官畏怯。小说里细针密脚，布满了一个个细节。而写到家族中的子弟在外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王跃文就以书信来往的方式高度概括。

刘琼评价这种叙事方式“非常生动、流畅，运筹帷幄，像一个将军在战场指挥打仗，既有令人感佩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思考，同时兼具审美的浪漫与诗性，又有中国式白描的特点，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文字的巨大魅力。”

《家山》在塑造人物、捕捉细节、营造情境、描写景物、烘托氛围方方面面匠心独运，追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蕴藉”的中国式美学意境。追随《红楼梦》的伟大传统，《家山》专注于日常化写作，在柴米油盐、耕织劳作的日常生活中写出生命的悲喜和坚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这种写作“如盐入水，化河无迹，你感觉不到文化的痕迹，但它是有文化的，它的叙事腔调是从容笃定，娓娓道来。”

“看下去都会懂得”

王跃文的故乡在湖南溆浦，这里是最早的文学地标之一。2300多年前，伟大的诗人屈原流放于溆浦，生活达九年之久，写下《离骚》《九歌》《涉江》等楚辞名篇，其中有“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之句。其境内水脉溆水，南起金子山，汇流西注沅水。至此，一条熟悉的文学之河映入我们的心田，沈从文这样说明自己的创作之源：“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此水即为沅水，沈从文心心念念的母亲河。王跃文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里，爱应该是底色，是前提”，“要有慈悲，要有热心肠，要有对人世间的大爱和大悲悯”，“文学的大境界还是必须要担当，有道义，有善，有温暖”。这是不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屈原以来湘楚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家山》表现 “人情美”、山水田园的美、耕织劳作的美，营构生命的诗意，表现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和谐诗意的融合，这些美学特征都深刻地体现了乡土和文化对作家的双重滋养，一部《家山》，是王跃文回馈故乡和身在其中的伟大的文学传统的赤诚之作。

《家山》中，沙湾流行不少典故，如“坐得黄包车，颠得屁股肿”是说人不要贪图和自身不匹配的事物，“拖檐底下定规款，见不得人”是讽刺只顾个人利益、不一碗水端平的人，这都是沙湾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充满了一种民间幽默和智慧。

《家山》大胆使用方言俚语作为叙述语言。何向阳对此感受颇深，她盛赞小说中地道方言俚语的运用，同时注意到王跃文行文中的民间语文，例如对联、书信、报刊、官府告令、口号标语等特殊文本在小说中俯拾即是。她认为，“民间语文的运用，既传达了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传达了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语言之变，前者着重史的部分，如社会生活、乡村民俗、时代变迁，后者则着意于诗的部分，如诗、文、语言的变化，其实也是人文之变、思想之变、情感之变。”

对于编辑提出需不需要对方言俚语、文言古句加以注解，王跃文非常自信，认为读者只要往下看，都能理解。当他把人物置身于家乡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下，笔下人物的习性、声口和形象，都是当地的风俗风情和山水阳光陶冶自然而然呈现出来。他们有自己的语汇、修辞和幽默。“我使用民间语言的时候，学到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词汇、修辞，而是家乡人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等，这些都通过他们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

的确，《家山》的方言叙事最生动最鲜活最贴切地表达了书中人物看待世界的方式，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合而为一；语言不光是符号，而是人的思维、行为本身，是人的性格、情感的载体。《家山》的语言时而俚俗幽默，时而典雅古朴，极具表现力与感染力，达到了精准、形象、贴切、严谨，应该说，《家山》在对方言进行文学化处理上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湖湘文化，民族史诗

青年评论家丛治辰认为，《家山》给人最直观的第一印象就是小说里的地方特色。小说中绚烂的自然风物、方言俚语、时令节气、婚丧嫁娶、风俗人情，是湖湘文学作品的传统底色。从沈从文到周立波到茶子花派，再到《家山》，是一脉相承的。

《家山》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乡村生活的世情全书，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伦理、乡村经济模式以及一方水土的民风、民情、民心，都在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中徐徐展开。小说以乡村一隅，几个家族的故事，叠加着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诚如刘琼所言：“《家山》选取的只是沙湾这样一个观察对象，但是整个历史脉搏一直在这个地方脉动着。小历史和大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中，来写外界的变化，使恒常的结构和非常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丛治辰也认为，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家山》不仅仅是写了历史，而且写出了深层的历史感。小说中的五疤子原是村中一个二流子，惹是生非、辱骂父母，但最后在劭夫的劝导下也能幡然醒悟，投身抗战。“其实这些人在乡村都是普通人，但是当他们怀着那样一种信念、伦理加入到近现代大历史之后他们能很快找到意义。所以这个小说不仅仅写了中国化的问题，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中国如此坚定选择现在这样的现代道路，因为跟我们的文化里面落实到民间的伦理是完全相合的。他把史诗最根底的已经上升为精神性存在的东西写了出来。”

刘大先也认为，《家山》虽写乡土，但并不局限于乡土文学或寻根文学之中，这部作品实际上通达更为广阔的关于中国的叙事。对于多位评论家谈论阅读感受时提到的“像《红楼梦》”的问题，刘大先认为，这其实是“从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里面找到我们的腔调，找到我们的声音，找到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即来自于中国小说的雅正传统。”

“中国人的性情，在小说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再到革命中国、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的叙述中往往是现代和传统二元式的模式，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家山》中一再提及时代变了，人们穿的服装变了，发型变了，不裹小脚了，但是核心稳定的东西没有变，这就是我们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

《家山》作者王跃文谈了创作《家山》的初衷：“《家山》不遵循单一线性叙事逻辑，也不注重简单的外在冲突，深描细述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拋弃对生活和历史的概念化先验定义，回到原生态、日常和真实的生活，呈现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民众繁衍史和时代变迁史，以一村之隅展示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正像佑徳公家娘井的水会流到长江和东海，沙湾村父老乡亲的喜恕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连着波谲云诡的时代和灾难深重中浴火重生的中国。我力图把这部小说写得扎实、丰富、辽阔，追求我理想中的史诗品格。”

阅读《家山》让人看清我们民族的来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指出“要立足中国国情，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坚定走自己的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文学正是要在这样的时代号召下辨析、总结和合理利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创造具有新时代审美精神的作品，《家山》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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