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我怎么写起小说来了｜《书生行》创作谈

我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创作谈）

聂震宁

我的长篇小说《书生行》即将与读者见面。近些年略微注意聂震宁这个名字的读者可能会发出疑问：聂震宁怎么写起小说来了？

近些年来，许多读者可能比较多地注意到聂震宁这个名字出现在全民阅读和校园、图书馆的阅读活动中。还有一些读者大概还记得，聂震宁曾经是一个出版人，做过出版社的社长和出版集团的总裁，而年岁长一点的还可能晓得这个出版人跟“哈利·波特”“新课标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库”等一些套书的出版有过关系，还晓得他跟获得过好评的《东藏记》《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沧浪之水》《花腔》《张之洞》等长篇小说有过一点编辑出版方面的故事。至于聂震宁是不是写小说，写过什么小说，许多读者大体是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尤其是在小说的天地里，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聂震宁实在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其实，写小说原是我的老本行，《书生行》只不过是我的第N部小说。我曾经迷恋小说创作有十余年之久，尽管名声并不显赫，却也小有斩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人民文学》《当代》以及《小说选刊》等杂志发表过若干小说，《去温泉之路》《暗河》《长乐》《天国之翼》等小说集就是那时候的成果。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自从在出版机构里做上了领导，我的小说创作也就渐渐停歇下来，而什么选题创意呀、高效组稿呀、编辑审读呀、营销活动呀、阅读推广乃至团队管理等等，则成了自己每天的激情之作，有的还被人称为“神来之笔”。作为著名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我需要对着许多前人的经典作品进行深入理解和再度出版的选择，更需要对着优秀作家的新作拍案称奇和激情解读，在各式各样的为了编辑出版的阅读中，虽然我会不断地有一个编辑出版人的得意发现，而且“操千曲而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自觉眼界有所提升，然而，作为一个作家，却也不时会反观到自己原先的肤浅，反思到自己早先创作的差距，从而无可奈何停下创作的笔，心甘情愿地，先去为别人的的作品尽一个编辑出版人的绵薄之力。大量的阅读使得我乐在其中, 大量的阅读帮助我屡创出版佳绩，大量的阅读却又让我自惭形秽，“操千曲而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我这里却造成了“操千曲”“观千剑”而后举笔畏缩不前——读然后知不足，读然后不敢写，这或许就是一个作家出身的编辑出版人的悖论和宿命？

我怎么写起小说来了？而且，一写就是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

我的家族传奇，这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母题，我还不曾正面去书写；我曾经的艰难岁月，这是一个作家的不动产，我还不曾全面去动用；还有，关于亲朋好友和爱恨情仇，我也还远远没有写好，如此等等，这些题材，时时都在我的心头萦绕，不时提醒我要把它们写成小说。

然而，在我进入渐渐老去的岁月之后，我最急于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感恩老师，甚至可以这么说，上述种种题材我可能都将因为环境所限或者时日精力不济而无力完成，而感恩老师这件事情，如果我未能去做，我将不能原谅自己。

我一直想着要写一部小说，感恩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们，特别是许多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鲁迅先生说过：“创作，总根于爱。”我爱那些可敬而难忘的老师。他们在特殊年代里，从四面八方义无反顾来到一个偏远山区的中学校园，怀揣着相当纯粹的理想信念，秉持着长期养成的道德情操，以仁爱之心呵护学生，把扎实的学识教给学生。他们安分守己，他们安贫乐道，他们诲人不倦，他们乐此不疲，然而，在特殊年代里他们的人生却又那么跌宕起伏，在复杂的环境里他们卑微地努力着而又完全地不由自主，任由命运的驱使。后来，我懵懵懂懂地离开了他们；又后来，我发现满校园的老师们已经离散于各地；再后来，忽然听说老校长殁了，很欣赏我的语文老师落寞故去，班主任也病故了⋯⋯时间流动不息，人世代有沧桑，而那些沙哑的声音、朦胧的启示，只有仔细体会才能感觉到的庇护和仁爱，构成深邃的象征，固化成我难以磨灭的记忆。在这些记忆里，我有感叹，有哀伤，有心酸，更有感恩——这就是我又写起小说来的直接原因。

我怎么写起小说来了？而且，写的还是中学教师们的教学生活？

不得不承认，我的生活经历目前依然是我创作的重要来源。我要感恩我中学老师们，这就是我写作《书生行》的最初冲动。小说是虚构的，可虚构中有想象、有经验，更有思索与愿景。小说正面虚构描写中学教师们的教学生活，实在是出于在中学母校的阅读与观察。

这首先要拜我的中学母校图书馆所赐。在中学母校的图书馆，我读到了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马卡连柯的长篇小说《教育诗》。初中三年级期间，学校老师们组成了许多学生课外兴趣小组，我报名参加了课外阅读小组，因为比较欣赏我的语文老师是这个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在讲述图书馆阅读的常识时，指导我们要认真检索图书借阅卡片，他举例说明告诉我们，苏联的《教育诗》，既不是论教育的论著，也不是诗歌作品，而是长篇小说。我爱读长篇小说，后来就去学校图书馆把这部作品借来读了。

说实话，作为长篇小说，《教育诗》实在不是太好看，它既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来过瘾，也不像《青年近卫军》那么惊心动魄，更不如高尔基的《童年》那么亲切有趣，《教育诗》没有长篇小说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矛盾主线，甚至，作品中也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悬念。这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作品主人公就是作家自己，读起来很是费劲，要不是我生性有点好强，不愿在一部外国文学名著面前自动放弃，绝无可能对付着把全书翻完——翻完了也就是翻完了，对于一个初三学生，在这部作品里，关于教育的许多理念基本上都被我忽视掉了，我记住的是主人公马卡连柯对学生的爱和信任。书中的工读学校里许多学生都是少年犯罪分子，马卡连柯教育他们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爱和信任。马卡连柯说：“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他用爱和信任，发掘到这些少年犯罪分子的灵魂深处，引发出那隐隐约约存在着的感情和良知，有些情节让我感动，有些场面让我震撼。

自从半懂不懂地读了《教育诗》，我就记住了这本书。自那以后，在学校里，每当观察到个别老师对学生过于冷漠刻板，我就判定他不符合《教育诗》的思想，而更多的时候，看到一些老师情绪饱满地善待学生，我就暗暗回忆起马卡连柯。一天晚自习，突降暴雨，电闪雷鸣，教室里许多女同学吓得嗷嗷叫嚷。忽然教务处廖老师匆匆进到教室，说：“同学们，我给大家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廖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上课特别有激情。教室外雷声滚滚，廖老师用他清亮的嗓音铿锵有力地朗诵了起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我记得自己当时是屏住了呼吸。我相信当时许多同学都屏住了呼吸。那个南方盛夏的暴雨之夜，那一番雷声雨声和老师铿锵有力的朗朗书声交响于校园，如梦似幻，令我记忆至今。

在后来的岁月里，每每遇到雷雨，我就会想起六十年前那个雷雨之夜，想起一位年轻的男教师，出于他的爱心和激情，主动来到学生们中间，忘情地给他们朗诵激情的美文。当时我忽然就想起了《教育诗》，觉得这就是一首教育的诗。

哪怕只是为了这个有老师铿锵有力的朗朗书声的雷雨之夜，我也要写下一部小说。

回答了“为什么写”的问题，我还要跟读者朋友们解释：为什么会把这部小说写得这么长，写得比较地复杂？

趁着2022年抗疫管控时间，我埋头半年把酝酿了近六十年的小说写了下来，写下来就发现写长了。我跟审读书稿的资深编辑刘稚女士表示，写长了，可以压缩。她说，你写得很细，我很喜欢。我说可以把跟当时老师们教学生活不直接相干的社会内容尽量删去。她说，脱离了具体时代的际遇，人物的性格命运也无从体现——诚哉斯言！在写作上，我信奉17世纪的法国作家拉罗什福科的名著《箴言录》里的一段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我正是秉持这样的写作原则，仔细观察事物。而观察事物，往往在光线明暗中才能让我们辨析真相。如果我们想把一个可爱的事物看清楚，就得把他周边的环境看清楚，如果我们要充分表现可爱事物的来之不易，那就得认识事物所处环境的复杂性，这是艺术辩证法的ABC，怯懦让我们常常忘记它们。

爱心教育已成当今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共识。一条大河的源头往往只是涓涓细流，而且涓涓细流总是在许多巨大岩石下钻来钻去，虽未成气象，却能一往无前，我的这部小说也许可以看成是对爱心教育曾经的涓涓细流的仔细观察吧。

谨以此作献给我所有的老师！

聂震宁，出版家、作家、阅读学专家。曾出版《长乐》《暗河》《天国之翼》《去温泉之路》等中短篇小说集和《洞察出版》《阅读力》《出版力》《阅读力决定学习力》《爱上阅读》等阅读学、出版学专著。《书生行》系作者首部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