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还未过半， 便已注定是个动荡之年，全球出版业面临着更多源于外部的影响。1月1日，国际出版商协会的新任主席、现任爱思唯尔全球学术关系高级副总裁米歇尔·科曼正式上任，复杂的局势似乎让他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作为一名荷兰出版人，科曼兼具出版人的理想主义内涵与欧洲商人的精干敬业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言，尽管这个时代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出版人依然值得全社会信任，也更应该传递准确的信息与有价值的知识。他深信，未来出版商将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4 月18日，前来中国访问的米歇尔·科曼接受了本报专访，分享了对国际出版商协会、全球出版业以及中国出版业的看法与体会。

记者：在上个月伦敦书展的2017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伦敦峰会上，您在主旨报告中谈到对IPA未来的工作非常乐观，请问您具体指的是什么？

科曼：我主要指的是国际出版商协会的两大核心——版权保护和出版自由，在这两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就版权保护而言，我们一直在强调其重要性，这也是关乎出版商能否长期投资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没有版权，创新将无从谈起。以教育出版为例，中国的教育行业备受重视，教育出版产业也因此非常繁荣。

正因为国家对版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才会有那么多的教育出版人长期扎根于此。作为国际出版商协会，我们一直围绕版权问题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协调。例如，在国际层面，我们一直在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针对版权展开讨论；而在国家层面，我们则针对有些国家提出的版权法案修改问题等提出建议、提供咨询。

第二个核心是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出版商紧密联系的纽带。不可否认的是，出版自由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在推动出版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围绕人权也做了大量工作。国际出版商协会是一个对人权保护有明确指令的组织。每年，我们都会为在出版自由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出版人颁发伏尔泰奖（IPA Prix Voltaire），有些获奖者甚至还曾经遭受人身威胁。

记者：对于您提到的版权和出版自由问题，从全球来看，主要威胁来自于哪些方面？ 请举例来谈。

科曼：在版权方面，全球出版业正在经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例如，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并没有原创内容来源，仅仅靠收集网络上的免费资源建立自己的“大数据内容库”。他们甚至还为内容库创建了搜索功能，不断吸引用户并增加黏性。

更多的用户数量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这些公司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是这种模式非常廉价，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还对产业造成了巨大侵害。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出版商协会正在进行严厉打击。

另外，在前一段时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关于选举的信息真假难辨。作为出版人，有义务将正确的、高质量的信息筛选出来，从而正确地引导民众，这也是出版工作的核心所在———对于海量信息的甄别、筛选。

在科技出版领域，出版人要从投稿中筛选出有真正价值的科研成果，这一过程将经历多次修改，直至有价值的信息全部被筛选出来。另外，文学编辑也会反复与作者进行沟通，保证文字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出版人一定要坚守职责，任何错误的出现或信息的伪造都是有悖于职业道德的。

记者：我们注意到，国际出版商协会刚刚宣布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发布国际出版业年度数据报告，这是否是IPA 第一次发布类似的信息？这一最新举措是否意味着国际出版商协会将为会员单位和公众提供更多服务？

科曼：这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对如此大量的、具有可靠依据的出版行业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发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样权威并具有雄厚实力的联合国机构合作，我们感到很荣幸。

我们很期待未来的合作成果，不仅因为我们将拥有这些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更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解析这些信息，形成更有指导性的出版行业未来的发展路线。

另外，我们确实希望能够为会员单位和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在4月初，我们就发布了全球书展报告，希望指导参会的出版人如何从书展中挖掘更多有益信息。

此外，我们也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导的《马拉喀什条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每个国家都能够就版权问题参考这项条约的相关内容，这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想在出版自由方面做更多工作，今年的IPA Prix Voltaire奖项就将在下半年的哥德堡图书峰会上颁发。

记者：您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国际出版商协会的其他成员对中国出版有着怎样的期待？

科曼：首先，我认为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图书销售市场已经位列世界第一。因此能够来到中国聆听中国出版人的声音，让我非常兴奋。

其次，中国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加入让国际出版商协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步加强。中国也在国际事务中给予我们很多支持，尤其是在版权和出版自由以及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商讨问题上。

国际出版商协会的其他成员都非常期待与中国共事，因为这对于了解中国、中国读者和出版市场而言是个好机会。中国有很多出版创新的案例，网络文学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很多年，基于原创网络文学的业态已十分成熟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中国的网络文学发展对于其他国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记者：中国出版商正在积极与国际对话，以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更好的交流。那么从IPA的角度来看，如何减少文化的壁垒？

科曼：我认为这主要是文化互融的问题。中国的加入对于其他成员来讲是件好事，中国与其他国家需要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与共识。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在国际出版舞台中活跃的身影，我也十分钦佩中国出版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明年2月，国际出版商协会大会将在新德里举办，非常期待在这次大会上领略中国出版人的风采，更期待倾听并了解到中国出版行业的最新发展情况。

记者：您刚刚参观了北京最大的书店西单图书大厦， 它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在荷兰或者其他国家，实体书店是如何在数字时代生存的？

科曼：西单图书大厦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是因为书店的规模很大，更因为图书产品的丰富种类———这里有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图书，甚至还有很多出版周边的产品，甚至体育用品。

在数字时代，书店经营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经营策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书店的经营都面临困境。在我的家乡荷兰，书店一般位于地价很高的地方，但是长期的亏损迫使这些书店不得不寻找其他位置。一些书店正在重新制定经营策略，例如与咖啡馆相结合，或者开发一些休闲娱乐功能来增加收入。

记者：近年来，开放获取和自助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出版模式带来了挑战，您如何看待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

科曼：作为国际出版商协会的主席，我见过很多商业模式。最传统的模式是读者为信息付费，另一个模式是广告为内容付费，即出版收入来自于广告。

而在学术出版领域的OA（开放获取, Open Access）模式下，作者付费发表论文，读者免费获取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模式，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特殊性。如今没有一家学术出版商不提供OA模式，几乎所有出版的新期刊都有OA选项，例如爱思唯尔就创建了很多OA期刊。

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OA模式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的订阅模式也在发展。至于到底哪一种模式更加成功，只有交给时间去证明。我认为学术出版商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作者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模式来发表科研成果。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大数据的？ 又是如何看待大数据对出版业产生的影响？

科曼：在我看来，出版行业才刚刚走进数据时代。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数据时代，更多的出版商将成为数据公司，掌握更多关于客户、用户的各种信息，并以此来提供更多的服务。因此在数据时代，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出版商将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那么对于出版商而言，首先需要从传统思维向数据思维转型，并具备较强的信息收集的思维和能力，这是行业的整体趋势。与此同时，出版商还应该努力去学习如何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不仅仅为用户提供信息，更为他们提供知识。

这种变化听起来或许很简单，但实际上难度很大。首先，出版商需要将知识从有价值的文章中筛选出来。其次，还要让机器学习并充分掌握这些知识，最终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将这些知识表达出来。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我相信我们最终是能够为我们的用户提供这些的。

那么就现阶段而言，出版商还是要以寻找高质量知识和信息为主要目标，伴随着新科技的层出不穷，我们还将发现更新更高效的发展道路。

文章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40期 | 作者：白玫 许唯一

编辑：彭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