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实现机理

【提   要】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政治价值观不仅仅是应然层面上的一个“价值世界”和“精神世界”，还在实然层面上发挥着巨大的实践功效。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实现机理表现为：政治信念为制度进行价值定向，使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政治理论引导政策，为具体的政策提供预期、划定方向；政治话语付诸行动，通过党的建设和纪律约束实现知行合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最大限度地使应然与实现相耦合。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 政治价值观 价值传递 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由党而来，因党而生，其作用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不仅能够凝聚人心使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更能够转化为现实行动使党和人民“劲往一处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需要恪守政治价值观的基本遵循，旗帜鲜明讲政治，又需要发挥政治价值观的现实功效，使政治价值观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有效地转化为制度、政策与行动，在政治价值观的实现机理中使应然与实然相耦合。

一、政治价值观的实然维度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强大政党”^[1]，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政治定向”。从政党属性来讲，在“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原则性规定下，党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身份，政治价值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首要向度。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政治建设”部分的阐述中明确提出了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价值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系统表达。

从唯物史观意识能动性的角度来看，政治价值观不仅在价值维度上解释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还在现实和实践维度上作用了、驱动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实践行动。正因为政治价值观在“双重维度”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党的建设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到了这一主题和论域，在具体研究中，除了使用“政治价值观”，还较多使用“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等核心概念进行论述。目前，学者们关注最多的、研究最多的是政治价值观“双重维度”中的前者，即价值维度，多从应然角度阐释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重大意义以及建构要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应然层面”的价值阐释重要且必要，但这也容易忽略或遮蔽政治价值观在“实践维度”上释放的巨大动能，从而使政治价值观“悬置”在应然层面。然而，必须要看到，由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干特质，政治价值观在实然维度上发挥着巨大的实践功效。

如今，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时代”为主语境，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既能被实践所证成，又能驱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治理大国”这一实践逻辑的“言说者”和“解释者”，更是这一逻辑的“创造者”和“发展者”，明确这个认识是价值观自信的本质性要求。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内在的逻辑，它使价值和应然维度中的政治价值观通过“实践”和“行动”，进入到实然之中，发挥出实践功效，此即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实现机理。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指实现机理仍基于“结构—功能”范式之中。在探讨政治价值观如何介入实践、发挥实践功效之前，笔者曾尝试将政治价值观的内部结构分为包含“体”与“用”的“体—用”结构^[2]，其中“体”即价值维度，包括理想信念，理论学说和话语体系；“用”即实践维度，包括制度、政策与实践行动。以此为基础，在新时代语境下，政治价值观的实现机理需要说明的是应然之“体”如何转化为实然之“用”，即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价值如何有效地介入实践，有效实现其引领和指导实践的功效。

二、在“党性—人民性”的统一中实现政治信念与制度安排的内在一致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应然结构中，表征政党属性、信仰、立场、方向的政治信念一定居于内核层面。如果说政治信念是“自运行的软件”，那么实然中的制度就属于“可视的硬件”。然而硬件发挥功能需要有软件作为“驱动”，即“世界上没有无‘灵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3]。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清晰而明确。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4] 政治信念凸显政治灵魂，在“政党价值观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5] 的过程中，政治信念为制度注入价值支撑与价值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应然层面的政治信念与实然层面的制度安排，其逻辑关系内嵌在“党性——人民性”的互认、互动之中。党性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最本质的政治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发挥“先进性”最本能最鲜明的特质。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政治信仰、政治信念内在地表征着党性。进而言之，党性即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显然，这里的使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使命何为？《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表述的清晰而明确，就政治属性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6]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事实上，这在党性维度中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在党性和人民性构成的意义链里，党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唯有依据党章要求实现“人民性”才是“党性”的真实展现，二者相互指认，事实上达成了内在的会通。这就有必要更深一度地理解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8] 因此，从内在机理来讲，党性和人民行的一致，党的主张和人民心声的统一，是政治信念转化为现实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因此，如果说党性通过政治信念来彰显和表达，那么人民性需要获得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心声，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困难与诉求，在新时代表现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9]。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信念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转换成为了具有鲜明“人民性”的制度安排。简而言之，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0]，所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政治信念中蕴含的政治价值观通过制度体系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转换。

以人民为出发点的制度体系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就制度体系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1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完整深刻论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必须坚持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来讲，在根本制度方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在基本制度方面，体现在政治领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在重要制度方面，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虽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所指的层面不同，但在“党性——人民性”所构成的价值逻辑中，人民是各个制度中明确的价值旨归。“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目标通过制度体系和制度安排不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断“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举例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发挥来回应人民呼声和意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即：“确保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了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相一致”^[12]。就此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事实上形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构成了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这种制度安排与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价值观高度一致，并且在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使制度不断完善。这种基于“民心政治”的制度体系恰在比较维度中构成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即：“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而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13]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基于“党性——人民性”构成的“价值——制度”互动过程中，不仅要看到政治信念引导制度，为制度进行价值定向，还要看到在制度体系运转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进行着政治价值观的再生产。

三、在“理论强党”实践中实现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的有效互动

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系统中，政治理论是一套成体系的概念集合，发挥着“解释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引导的功能和批判的功能”^[14]。政治理论阐释的是政治价值观，但较政治价值观而言，政治理论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和问题导向。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述理论的特质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因如此，在“理论强党”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生产与再生产。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论，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在话语上更多地表述“大道理”，在功能上更多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治道）；那么当内嵌政治价值观的政治理论发挥实践功效时，事实上通过不断地引导政策、形塑政策、影响政策来进行价值传递，发挥着政治价值观的实践效能（政道）。当然，政治理论通过引导政策实现“价值治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政策因素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其他因素的重要性都不能与之相比”^[15]，且需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具有绝对主导权，并通过主导公共政策引领中国政治的发展”^[16]。显然，在“政治理论——政策”的互动关系中，因为政治理论所含有的明确价值性，政治理论事实上成为政策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

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例。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民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 在系统阐释了这一理论之后，邓小平还专门强调了“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18]。“社会主义本质论”事实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说明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合理性。“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及时提出，既促进了新的改革政策的制定，又推动了更多开放政策的出台。在改革政策方面，如，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出台，《决定》指出“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19]，强调“只有发展第三产业，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20]；又如，1992年6月30日国务院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指出该《条例》目的是使大中型国有企业适应市场要求，“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21]。在扩大开放方面，“1992年初，国务院扩大了上海五类项目的审批权，总投资2亿元以下的项目，上海市可以自行审批；同时给予上海五个方面配套资金的筹措权”^[22] 等。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所蕴含的改革开放精神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使随后制定的各项政策准确地沿着“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断兑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思路。

进而言之，在政治理论引导政策实现“价值传递”的过程中，为实现政策的落地，在中央政策出台后，地方政策会层层“配套”，在纵向政府结构中“‘上级引领下级’的行政责任制设置为政府系统内的价值传递提供了有力保障”^[23]。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理论中政治上的“方向性”被赋予了实践上的“操作性”，在不同地域、宏大叙事在不同领域中层层聚焦、层层收窄，通过政策真正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使理论在具体的环境中更加有效地指导实践，进而使其中内含的政治价值观得到更加有效地运转。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理论——政策”的互动关系中，还表现出战略与策略，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抑或理解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之间的关系。在上述成对的关系之中，前者通常含有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上的稳定性，着眼长远和大局；而后者通常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程度有一定的调适的空间，目的是使实然层面的政策更加符合应然层面的价值遵循和理论要求。

四、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中实现政治话语向实践行动的具体转化

政治话语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系统中，是对政治信念、政治理论进行的更直接、更生动、更具感染性的表达（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铁还需自身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它是一个话语实践”^[24]。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不仅是一个“立言”者，更应是一个“立行”者，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进而言之，“做得到”比“说得出”重要，在中国共产党人语境下，干部“干”字当头，关键在干，这意味着很多事情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例，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事实上十九大报告还明确要求如何做，即讲政治必须做到“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5]，即：“讲政治”需要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付诸在实践行动之中，构成“行动价值”。再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例，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不仅要深刻学习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更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还专门强调了“办实事不是简单帮钱帮物、搞花架子、堆几个盆景。既要立足眼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6] 显然，政治话语真正付诸行动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知易行难”，只有当政治话语真正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行动的那一刻，话语的有效性才能得以发挥。

政治话语付诸行动，要依靠党建来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基石。政治话语付诸行动，表面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由认知到认同，再到行动的传播过程，但这恰恰需要依靠党组织的建设来保证和实现。具体而言，需要在基层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之时，不断使党员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在中宣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一文中，对9500多万党员如何在基层党组织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作了准确而具体的阐释：“依托这种广泛的、严密的、坚强的组织体系，党中央既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灵活高效地进行指挥，使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及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基层，又可以使党的组织和党员深深扎根人民，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27] 在“战斗堡垒——先锋模范”的互动映现中，事实上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以使党员把“讲政治”的观念和意识注入到“贯彻落实”的实践行动之中。举例而言，在党的建设与脱贫攻坚互动关系中，核心的内在机制是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即在党建的过程中党员将初心使命的政治话语付诸行动。有学者在调研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全过程中记录到：“LX县结合实际情况，从自治区对口帮扶领导、工作总队到行政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人员，都下到基层、干在一线，保证每个贫困户都有一名党员干部包联，实现了党员干部全覆盖”^[28]，并在看到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敏锐地注意到了“也在脱贫实践中改进了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的工作作风”^[29]。

政治话语付诸行动，要依靠纪律来约束。邓小平曾在谈到如何“组织起来”的时候扼要地指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30]。显然，政治话语更多地指认理想，表达应然，而党规党纪则通过制度化约束以及不断建构起来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既能对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做”进行规范和要求，又能够解决“若没有做到，要承担何种后果”的问题。举例而言，《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用281个字规定了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廉洁自律，进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细致明确地开出了“负面清单”，给党员干部划出了纪律红线，通过严明党的纪律规矩尤其是政治纪律来规范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能够“做对的事”以及“把事情做对”。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话语付诸行动的过程，也构成了行动价值的传递过程。在日常工作中“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的说法成为共识，因此，在价值传递中，存在着一个“干部——党员——群众”的差序。即，领导干部的行为事实上居于价值链条的最前端，领导干部如何做（包括如何选人用人）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党员和群众。这也意味着干部首先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唯有如此才能进行“推己及人”的正向价值传递。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建设的内在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9CDJ00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5ADJ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韶兴：《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2] 参见王培洲：《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体—用”系统的建构及功能释放》，《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

[3] 杨光斌：《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5] 蔡志强：《价值引导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6][7]《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第24页。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第41页。

[10][11][13][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第125页；第123页；第48~49页。

[12][27]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

[14] 孙正聿：《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15][16] 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理解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第145页。

[17][18][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第373页；第111页。

[19][20][2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0页；第2092页；第2097页。

[22] 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9页。

[23] 周尚君：《地方政府的价值治理及其制度效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24] 胡鹏：《政治文化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7页。

[26]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页。

[28][29] 王浦劬、李天龙：《党的建设与脱贫攻坚互动关系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0年第5期。

（作者为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特约责任编辑    唐宝全       

在线订阅《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