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先生逝世

问津学术圈 2022-03-24

叶廷芳

2021年9月27日6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叶廷芳1936年11月23日出生于浙江衢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师从冯至。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叶廷芳也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环境艺术学会理事，中国残联评委会副主任，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

作为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与卡夫卡研究的权威学者，叶廷芳译有《迪伦马特喜剧选》《老妇还乡》《卡夫卡文学书简》《卡夫卡信日记选》《卡夫卡随笔集》等，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掉入世界的陌生者》《西绪弗斯的现代原型》《论悖谬》《西方现代文艺中的巴罗克基因》《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德国书话》《外国名家随笔金库》《外国百篇经典散文》《外国文学名著速览》等30余部作品，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散文、随笔和有关戏剧、建筑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

他们共同铸造着大写的现代人

文丨叶廷芳

在地球所拥有的亿万生命中，只有人被造化赋予了最高的智慧，成为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人类尽管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却并没有普遍意识到自己是地球上最有尊严的生命，是对别的众多生命负有责任的生命。所以历来人类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直都在思考着、阐述着什么是真正的、大写的“人”。

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

文学领域中，歌德和席勒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席勒的全部美学著作，无论是谈社会、还是谈艺术，无不围绕“人”这个主题展开。歌德的创作，正如他在谈及《伊菲杰尼在陶里斯》时强调的，写的不是哪一国的人，而是“彻头彻尾的人”。可以说，没有“人”这根轴心，没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不把人放在大写地位，则这两位政治身份、经济状况和创作风格均不尽相同的作家不可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亲密的盟友。“人”的问题本来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内容。无疑，国家四分五裂的鄙陋现实和糟糕不堪的国民生态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从时间上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则是两位诗人结盟的直接触发剂。基于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和历史的眼光，他们对这场革命的正义性是肯定的；但基于对生命的珍惜，他们对这场革命的手段，即血腥的暴力深为反感。直到晚年歌德还深恶痛绝地对艾克曼说：“我憎恨那些暴力颠覆的人，同样我也憎恨那些招致暴力颠覆的人。”从前一种人中他们看到了人原始情感中的“兽性”成分，从后一种人中他们看到了“颓废”和“堕落”（席勒语）。这些人性中的重大缺陷，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使歌德和席勒意识到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作家，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方法主要靠自己的创作和思想。在“狂飙突进”运动中，歌德和席勒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压抑人性、钳制自由的精神能量已基本上得到释放，这些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诗歌《普罗米修斯》和席勒的早期四大名剧《强盗》《阴谋与爱情》《唐·卡洛斯》《斐爱斯柯》等作品中都有体现。经过十余年“狂飙突进”的“破”，到了该“立”的时候，早在《伊菲杰尼在陶里斯》和《唐·卡洛斯》中初露端倪的两个情结很快就清晰起来：一个是未来的“人”，一个是未来艺术。二者都需要有一个精神坐标和形式的参照。为此，以改造国民的精神人格和重建德意志文学为己任的两位巨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欧洲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这里曾经孕育了人类最早的自由精神和民主雏形，这里曾经创造了后来在全欧洲乃至世界发扬光大的文学和艺术。古希腊的艺术原创精神，诚如 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所作的经典概括：“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无论何种艺术形式，都是自由而有节度，高雅而不失素朴，宏伟与凝重保持平衡，热情与理性互相协调，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健康、庄重、和谐。歌德不乏浪漫情怀，但又是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经常用“节制”、“断念”等字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甚至将其概括为：“在规律中才能显出自由”。因此他被古代艺术所吸引不足为怪，这既符合他的伦理原则，又符合他的审美取向。席勒对古希腊的向往，早在1789年的著名长诗《艺术家们》中就已表露，如：“人啊，惟有你才拥有艺术！”什么样的艺术呢？另一处他写道：“你伟大，因为你温柔敦厚。”可见歌德和席勒把希腊的古典美看作未来人性美的蓝图。

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也受到了同时代德国哲学的强有力推动。18世纪诞生的康德哲学，把“人”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体现了对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追求，而且对现代美学影响极大。歌德和席勒恰恰对康德推崇备至。可以说，这时期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文学造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了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

“全人”的构想

歌德、席勒所追求的“人”，是精神结构全面、思想情感丰富、审美情操高雅、伦理道德高尚的人，是浮士德所谓“用我的精神掌握最高和最深的道理，把人类的祸福都集中在他的胸中”的“全人”（All-Mensch）。歌德的许多重要作品，无不涉及人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凡跟“人”有关的作品，歌德从不向壁虚构，都要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曾坦言，他创作的戏剧《塔索》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明白了歌德创作的这一特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两部耗时最长、用力最多的生命力作“威廉·迈斯特”系列和《浮士德》。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创作时间从1796年延续到1829年，几乎占据了歌德的后半生。写作过程持续那么长，是因为歌德要塑造一个“世界公民”，并借此融入更多的人生况味和智慧。书中出现最频繁的是跟“节制”有关的“断念”、“舍弃”。一个能力较强的人想要有成就，就必须懂得割爱，这正是歌德自己的亲身体验。如果他不善于“节制”，不能“舍弃”贵夫人的爱和宫廷职位，就不可能实现意大利之旅，也就不可能实现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战略转折。如果晚年他不能及时“断念”，就经受不了痛失黄昏恋的打击，那么上述两部巨著就有可能成为未竟之业。

歌德对人最集中、最深层的思考无疑体现在《浮士德》中。此书前后写了60年，直到作者去世前不久才完稿。这在德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难产，实在是歌德把自己当作了主人公的隐形“模特儿”。“模特儿”不走完生命的全程，《浮士德》的生命是不会诞生的。歌德在这部交织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巨著里所描写的“人”，是个动态性很强、精神人格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形象，是个“全人”的标本，实际上是人类的隐喻，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首先它触及到人本的本质问题：实践。这在当时很了不起。《书斋》一节，浮士德从“太初有道”到“太初有言”、“有意”、“有力”，最后才琢磨出“有行”，反映了歌德对实践问题的长期思考过程。其次，《浮士德》揭示了人类的进取和追求是无限的这一真理。如果有一天人类以为到达至善至美的境界，就意味着人类不再前进了，满足于现状了，因而生命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用哲学语言讲，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永远是个过程，不可能到达终极目标。同时《浮士德》还揭示：人类的发展或个人的成长与追求是在善与恶、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对立中进行的，不会一帆风顺。最后，全面发展的人不能缺少属于人本体的基本生命体验。

席勒对完美人格的构想侧重在审美和伦理的层面，并将它们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相贯通。通过国内外情势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他看到，当今人类处于两种堕落的极端，即颓废和野蛮：上层的所谓文明阶级已经失去了创造激情，表现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而下层阶级虽然已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力，却迫不及待地以不可控制的狂怒来寻求兽性的宣泄。在这种情况下，因其国民内在精神空间没有达到一定的自由度，国家还是不能建立起和谐社会，使其国民获得真正自由。为此席勒主张从审美教育和道德驯化入手。对于前者，他提出了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结合起来，使之变为“游戏冲动”的主张。这就是说，当我们摆脱了任何内在与外在的压力去做一件自己高兴做的事情时，我们就获得了“游戏冲动”。席勒说：“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但席勒同时认为，美属于感性范畴，它是溶解性的，一个人光有美的意识，他容易变得精神松弛、懈怠。席勒提出一个属于理性范畴的概念即“崇高”，因“崇高”是振奋性的，它可以超越感性的界限，平衡一味的美而导致的精神松懈。席勒用他这一刚柔相济的美学思想作为他的审美教育理论是科学的，它可以引导一个人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成为内外“温柔敦厚”的人。它与歌德的主张相得益彰，都通向一个“大写的人”。

站在时代制高点的思考

志向高远，视野开阔，不受狭小地域的局限思考问题，这是歌德和席勒的共同特点。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德意志的分裂和鄙陋，才使它顶尖级的知识精英把人类的存在与前途、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个人自由与个性的自由发展等这些人的本体问题当作思考的核心。K·芒森说：“在国家和文艺学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歌德对我们的‘人的尊严’、‘个性自由发展’、‘个人自由’这样一些概念作过强大的基础性贡献。”歌德新生民族文化，也因此遭到狭隘民族主义者和狭隘爱国主义者的非议。歌德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不仅限于欧洲，他对阿拉伯世界，对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世界的文学和文化总是津津乐道，并写下《西东合集》《中德晨昏四季》等不朽之作。歌德在谈及东方文化时，总乐于发现西、东文化之间的共同点，与我们强调“差别”和“碰撞”正好相反。在谈到异民族文化时，歌德总是对“人”感兴趣，如读了中国小说后就觉得中国人感受事物的方式与德国人是相似的。歌德在写给苏尔皮茨· 波赛雷的信中说：“……一个人如果囿于自我的小天地，怎能达到认识最卓越事物的境界呢”，真实地道出了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而席勒无疑也是拥抱全人类的“世界公民”。他那首家喻户晓的《欢乐颂》通过贝多芬的谱曲后，堪称人类和平友好的主题歌，有着永恒的普世价值。

两位智者都是因为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故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察、思考和发现问题。18世纪的欧洲，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当西欧的知识阶层普遍为之乐观的时候，德国的知识精英却皱起了眉头。这是德国浪漫派殊异于西欧浪漫派的一个重要背景。歌德和席勒在组织上不属于浪漫派，但在思潮上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比如工业化给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都带来的“不谐和音”，使人类失去昔日的“田园”。尤其是工业生产过细的劳动分工，造成人格的分裂、人性的变异。这引起歌德的忧虑，他在《温和的格言诗》中写下：“我已经不再在乎成年人／我现在必须想到孙子们。”揭示工业时代的弊端也构成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内容之一。歌德和席勒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和发表的观点具有前瞻性，它们触及到今天“后现代”的知识精英们所批判的、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所谓“现代性”问题。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见解，现在读起来非但不觉得过时，而且具有新鲜感和跨时空的现实意义。故哈贝马斯对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哈贝马斯的评价是中肯的，歌德和席勒所共同铸造的人不仅是“大写”的，而且是属于“现代”的。

内容来源：《文艺报》2009年5月9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