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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性”是可以摆脱的吗?

刘天 青年志Youthology 2024-04-11


一年前,我来到新西兰打工旅行。我不再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而是在不同的餐馆和酒吧当服务员或是调酒师。

做这份工,打碎杯子是常有的事。从一开始的紧张和羞愧,到后来泰然处之。我发现自己打碎的不止是杯子,还有那些被东亚社会所塑造、让人谨小慎微的道德枷锁。
与此同时,在和当地华人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感知到了他们对身份、房产的在意与追逐,以及我们所共享的那一部分“东亚性”——操劳、不轻松、在意赢又害怕输等等。而这些,显然没有杯子那样容易被打碎。

东亚可以逃离,但“东亚性”可以被摆脱吗?抑或“摆脱”是必须的吗?我带着问题来到这里,以下是我的回答。

文|刘天

编辑|阳少




逃离“东亚”


2022年3月,我辞职了。


辞职前,我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品牌经理。我几乎不加班,团队氛围不错,收入在同龄人里还算可观——朋友们说这是一份“神仙工作”,但我仍然出现了职业倦怠。很难分辨这种职业倦怠和疫情封控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开始思考这看起来体面的生活,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像很多按部就班读书工作的东亚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节点,突然怀疑这一切是否合理。


那阵子我时常问自己一些难以马上回答的问题:我是谁,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近在眼前的问题:如果核酸永无止境地做下去,我要怎么办?


5月,在新西兰的好朋友得知我心情不佳,建议我换一个生活环境,提出可以尝试去新西兰打工旅行,并帮我弄好了签证。9年前,他在大学毕业后申请了打工旅行签证来gap year,发现新西兰很对胃口,就这样读硕、工作并留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极力劝说我留下,只是说,“就算你来了不打工,也可以来滑雪散散心,换种方式思考自己一直没解决的问题,多一种做决定的可能性。”


那段时间我们的对话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哪里又被封了,另一部分是如何赶在被封之前去线下准备好所有的申请材料,因为一切都是不可控的,没有人能预料明天的事。我几乎是被推着走到了这一步,但这大概是一个契机,能让我慢慢搞清楚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种关于“东亚性”的反思开始在网上流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小红书上面的标题:“逃离东亚”。


“东亚性”这个词很有意思。日本、韩国和中国虽然同属东亚,但各有各的特点和问题。但当人们去了解日韩文学和影视综艺,去了解那些历史文化和现代制度,会发现在儒家和父权的共同影响下,不同语言和国籍的年轻人有着惊人的共鸣。


在我看来,东亚性就是这种共鸣的概括。它也许包含着点中国人的大国主权心态,但最后朝向的是东亚、东南亚甚至这个星球上所有华人的共性。


它包含了我们的前世今生:原生家庭,成长环境与当前困境。它从前逆来顺受,现在也会发点小疯。这个词像个双面间谍,一面是父权,一面是自由。


它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不轻松,为什么在意赢害怕输,为什么希望事情尽善尽美,为什么总是尽力而为,甚至还有些迷恋苦难叙事。


甚至,它很春秋笔法,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懂的都懂”。当你和朋友说,“这也太东亚了”,对方不会问你这代表什么意思,只会点头认同。


而那种制度性与更加不可言说的东西也包含其中。你不用解释什么是“最后一代”;为什么“哪吒自刎”的故事大概率不会发生在欧美澳新加,以及在这个故事里,为何哪吒要在自刎的那一刻喊:“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在当下,我的行为像是一种“出逃”,逃离的或许就是这个叫“东亚性”的东西。但在我心里,出逃不是“润”,不是“跑路”,而是在新的体验里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这个找答案的过程是自主的,但也是被迫的。因为在当下的中国,除了自己能给自己解释,人们所关心的、一切向上发问的问题,上面都不会给你答案。


电影《少女哪吒》



“东亚”无处不在


寻找答案的人显然不止我一个。


来到新西兰之后,我认识了一个同样是来打工旅行的朋友。他也厌倦了“名校+大厂”的人生路径,在上海封控那三个月迅速搞定了所有的材料,出发打工旅行。


这是一类不会在小红书出现的打工旅行者。


他不会在小红书发布《特种兵whver:一天之内搞定银行卡公交卡税号》,也不会发《落地一周买车下南岛!》或者《whv:刚来一个月,周薪破千》(注:whv,工作假期签证。2023年新西兰最低时薪22.7刀,大部分打工旅行者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薪不会高出这个数字太多,只能靠拼工作时间来换取所谓的“高薪”,税后周薪破千意味着一周至少要工作40-50小时)。


他白天在一家韩国超市打工,下午四点之后,为一家美国公司远程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在这里久居的人一样买车,但是也玩遍了自己在新西兰想去的地方,不仅如此,还去了日本和埃及。


当我问起他对这里的华人感觉如何,他说,“我其实不太喜欢他们一直追问我想不想留下。”


“身份”永远是这里最高频的议题,有没有PR(永居)成了一种明确的筛选标准,近乎一种门槛。找工作要看,谈恋爱也要看,相亲报条件的时候,这更是放在第一位的。不仅华人是这样,在其他东亚和东南亚群体里也一样。


当我表明自己是一个介于游玩和打工之间的体验者时,不同于其他种族和国家(如伊朗、英国、美国、智利)的寒暄——“你喜欢新西兰吗”——东亚人更倾向于直接发问:“你之后什么打算?想留下吗?想不想拿身份?”,带着一些刺探和在移民这个游戏里翻转沉浮过的沧桑。


接着则是一句看起来好心的劝说:“要是想拿身份,你一定要坚定,现在就得开始做准备。”


有意思的是,很多这样说的人,熬了多年终于拿到身份之后却并不快乐。


这样告诉我的人,在拿到身份的那一天,大家为他庆祝,他却在哭。他说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那是一种咬牙坚持终于完成目标之后的迷茫。


他跟我盘算,拿到身份的5年内,每年在新西兰住满240天才能申请入籍换新西兰护照。换新西兰护照是为了去澳洲工作,那里机会更多,市场更大,工资更高。澳洲有政策,新西兰护照持有者可以直接去澳洲工作,但也要在澳洲住满4年并一直有工作,才能入籍。他哀叹,“还有9年才能获得自由,我的人生有多少个9年啊”。在许多人眼里,在他走出国门的那一刻就拥有了自由。而他要的“自由”仿佛一个笼子,让人心甘情愿把自己装进去。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新西兰呆了超过5年。这已经是理想状态下的速度了,现实情况可能比他想得更复杂。


不管是从新西兰去澳洲,还是从加拿大去美国,中国人似乎永远在追求自己的“省城”。“身份”没有给他们更多选择,反倒成了一副枷锁。一生追逐身份的中国人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永动机。


我想这是东亚性的一部分,人们会为了某个长远的目的而不得不忍耐,牺牲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像他们永远不会问自己喜不喜欢,只会告诉自己和后来者,这样攀爬是对的。


电影《过往人生》

忍耐,也更加直接地体现在工作中。


我先前打工的那间餐馆,行政总厨的脾气很差,总是没原由地对员工发飙。一个忙碌的周五,他的发飙终于轮到了我,带着对亚裔女性的种族歧视。因为我没有听从他的无理要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能不能把值班经理叫来,我没法和她说话,她听不懂我说话,也听不懂英语。换人,她什么都不会。你怎么敢不听我的,我是他妈的老板。”


我没有忍受,对他冷嘲热讽了一番之后,当场和值班经理提出不干了。但当时很缺人手,值班经理好言相劝,让我再干两周。看到值班经理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并游说员工继续干下去,我直言这是种族歧视和职场霸凌。


本地同事得知这件事后,首先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是不是需要帮助。之后则表示非常理解,并称赞我敢为自己说话。


而华人同事得知后,一种反应是劝我忍耐:“你没有提前两周说离职,现在走了他们可以告你。就是赚钱,别那么较真儿。”在新西兰,离职要至少提前两周提出,不然很有可能陷入劳务纠纷,但劝我忍耐的同胞可能忘了,更有可能陷入劳务纠纷的是职场霸凌和种族歧视。


另一种反应则是劝自己忍耐,带着一些精神胜利的虚拟语气:“之前我也差点儿和他吵起来。”


“那为什么没吵呢?”我问。


“忍了呗,为了赚钱。”


在那之后,“第一个和行政总厨叫板”的名声传开了。渐渐地,华人同事们从一开始的钦佩变成了嘲讽:“我很乖的,你不要像骂他(总厨)那样骂我。” 原来,在服从性测试里做了出头鸟的后果就是,集体会与你划清界限——即便你做的事是他们想做又不敢做的。


而态度的对比在另一件事情上面更为典型。


在餐馆酒吧这类服务业工作,即便再小心,打碎杯子也是免不了的事。当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服务业打破杯子的时候,问同事怎么办。同事说:“别慌,问题不大,我跟你说我都打过几百个了,没人能不打杯子。”他怕我不信,指了指角落里一个桶,那是一个专门用来盛破杯子的回收桶,“你只要不是一小时打十个就没问题,谁都有第一次,打着打着就习惯了。你想喝啥跟我说我给你做。噢对不起我应该先问问你,你没扎着自己吧?”


我一开始仅仅是觉得这个同事真不错,很卖力在安慰我。可是后来,我在不同的餐馆和酒吧,不仅打碎过杯子,还把酒不小心洒到了客人身上过,做补货的时候,甚至把一整筐酒打碎在大厅里。我和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每天见到不同的客人,但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客人不会刻意看向你这边,大家依然在聊天吃饭,而同事们会问我有没有受伤,帮我一起收拾。


回想当时,我问同事为什么要那么安慰我,他说看起来我非常紧张,“在中国,打碎杯子是个很大的事吗?”


我向他解释,在中国,当你在公众场合打碎了东西,所有人的目光会迅速聚集在你身上,有些是指责,也有些是为了看热闹。而在文化上,打碎杯子和碗也是一件不太吉利的事情,仿佛是为了一种心理补偿,人们在打碎了杯子之后总是会马上说一句“碎碎平安”。而且不管是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还是老板对员工,所有的权力上下级关系里,权力下位者总是需要小心翼翼的,因为东亚社会对“犯错”这件事的包容度并不高。听话的乖孩子、踏实努力的学生、沉默肯干的员工,这些就是社会期望的人的理想形态了。


东亚性,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之后的区分。自我的轮廓和形状,碰撞之后才会变得清晰。


电影《过往人生》



“东亚性”是可以摆脱的吗?


有一天晚上,一个本地同事和我说:“我很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因为就像你一样,中国人工作很认真负责。”我发现这里的同事对我的评价是非常统一的:敢于为自己出头和hard working。


来之前,我给自己的新西兰生活定了最低标准,“只花纽币,不花人民币”。刚来的时候是冬天,工作难找、工时少。为了负担生活花销,并且有余钱出去玩,我有一阵子同时打两份工,白天在一家金融公司兼职,晚上在餐馆。除此之外,偶尔还做滑雪教练赚外快。我并没有捉襟见肘过,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整个冬天。每天傍晚,餐馆同事们一般会先问我是不是从办公室赶过来,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每个人都会说你太努力了。


即便我自嘲接受“老中”身份认同,理解中国给我带来的塑造和印记,但当我听到这样的“赞美”时,一开始并不想要承认。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也许那不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那是东亚对我的塑造。

但后来,对于“努力工作”这种特性,我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一个打工的日子,在这里读大学的越南华裔同事照例和我寒暄,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太累了,想睡觉。为了安慰我,她说:“昨天为了赶作业我通宵了,今天一大早又赶去考试,目前为止我今天还没吃饭,但是现在我出现在了这里打工。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安慰到你一些?”


我的累马上就转变成了对她的担心,连忙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噢没关系,我就是喜欢自己忙起来的样子。”


而这个女孩的话,让我想到了在这里出生的一位华裔朋友。


他的父母2000年左右来到新西兰,在小镇做中餐外卖生意。他说,上大学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外面的饭馆吃过饭,因为一到假期节日,父母的餐馆生意就异常繁忙。而这位朋友自己——也许受了一代移民父母的影响,也是一个工作非常努力的人,本职工作高薪但经常要早起和加班。即便如此,他依然精力充沛,会在周末晚上来餐馆兼职。才24岁,就帮家里买了房子,他负责还贷款。


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去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因为职业倦怠,他已经约了心理咨询。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祖籍广东的华裔朋友,他的成长经历也有相似之处。


那天是北半球的冬至,他正好在澳门玩,我说今天是北半球的冬至,要吃饺子或者汤圆庆祝。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家会庆祝节日吗?


我一时间有点没懂这是什么意思,节日不是用来休息和庆祝的吗?


他解释说,自己从不过节,因为从小家里就没有庆祝的习惯,一庆祝总是全家陷入一种尴尬的安静中。他说自己的父母更多是一种挣生活的生存主义者的心态,“他们说蛋糕是留给那些颓废的富人的,让我觉得我不配休息,不配庆祝。我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不去对我特别严厉了,但有时候他们的言行还是会影响我。”


虽然他没有说过家里是做什么的,但显而易见的,二三十年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选择也许更少。你必须时刻努力往前奔,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我突然对那些一直在追逐身份、金钱和房子的海外华人感到理解,那是一种被长久以来植入基因的恐惧而驱动的选择:


公共资源的匮乏和低质,只能无限强调个人和家庭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坚信凡事都要靠自己,要未雨绸缪找后路,有且只有个人奋斗才能带来财富、阶级跃迁,带来出路和幸福。而身处异国重新开始,个中艰辛必定比在国内更多。身份、房子、钱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不仅仅是留在这里的门槛,只有它们能给这些在东亚环境下长大的人,一点真正的安全感。


我知道,第二代亚裔、华裔的故事并不是我的故事。他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背景和人生命题和我们并不一样。但我们分享着一些共性,比如对快乐和享受的困惑,对自身没由来的鞭策,对“努力”这件事近乎痴狂的追求,难以放松的生活状态……


而当我观察到了他们的生活和困境,我突然对自己感到理解和释然了。即便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东亚”仍然通过他们父辈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氛围深深影响着他们。


人可以在地理上逃离“东亚“,但很难完全摆脱“东亚性”。这件事并不让人沮丧,东亚社会建构了我,我也可以真心实意地为自己忙着。


客人一次性点了6杯要求不同的hanky
©️作者



那么我到底是谁呢?


打碎杯子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次。


那次是在赌场的vip厅,如果说面向大众的赌场,什么人都可以见到,那么赌场vip厅几乎只属于华人。那天是一个繁忙吵闹的周六,我打碎了一个小杯子,人声鼎沸的vip厅瞬间安静了,不少客人看向被杯子撞击的这一小方地砖,并发出了惊呼。


值班经理是香港人,我终于还是在新西兰听到了那句话:“恭喜发财,碎碎平安”。


而那时那刻,我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听到客人们惊呼声的那一刻,手上没停下收拾,但我的态度脱口而出:“Don't worry about that. Not a problem at all.”


我不再在乎打碎杯子这件事了,不再感到不安,不再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我还是那个“纯血老中”,会把所有事尽力做好,但是我有了让自己更舒服的处理方式。


有时人很难定义自己是谁,或者喜欢什么。相比之下,回答自己不愿意做谁,不喜欢什么,要简单许多。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而显然我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海外华人,至少和那些在这里定居安家的华人不一样。我理解他们,但我不羡慕他们,也不想成为他们。


在奥克兰 browns bay散步,©️作者

用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的开头来形容也许更为贴切:“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或许也不奇怪……我只是一个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


我没有打算向“东亚性”彻底告别,前半辈子我已经被塑造成了这样:勤奋、高效、抗压。这些身上的印记,我无法回避,也没必要对抗。但是,我仍然可以选择出走,在陌生的土壤寻找自己新的身份。


正如这一年以来的探索,我理解了同胞为何追逐身份,但也可以主动选择不被身份拿捏;我打碎过的每一个杯子,都更像是打碎那些细微精致的东亚道德枷锁。没错,我不在乎了。我不惹事但也不好说话,亚裔一定是沉默顺从的吗?不好意思,我不是。


写到这儿,刚才我请假了,没别的原因,就是不想打工了。前几次请假我都会想个理由,比如生病了、要庆祝春节、要去换驾照,这次实在没想到什么好理由,就实话实说:我就是累了,想歇着,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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