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确实能够锻炼人。有些东西在教科书上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才是生活的真相。

有一天，一个村干部到法庭反映，说有个计划生育盲怀的，村镇无辙，公安不管，计生部门也无计可施，只好来法庭试试。细问之下，原来是这样的：该村有一对姐妹俩父母双亡，家里很穷，姐姐从山里面招了个上门女婿，生了个孩子，最近却发现妹妹的肚子也大了，村干部上门干涉，一家人态度恶劣，不仅不愿意去做引产手术，姐妹俩坚决不说出妹妹怀的是谁的孩子？我们给解释了，这不属于我们的受案范围，但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是法庭的一项任务，庭长决定还是先去家里看看再说。

到那家一看，确实一贫如洗。两间土房，灶房里养着一头猪，另外一间是卧室，仅有的一架柴床（简易木床），被子和床单几乎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问他们晚上是如何睡觉的？回答说一家四口就挤在这张床上，大伙儿心里明白了，准备把男的带回法庭教育教育，姐妹俩拼命阻拦，妹妹尤其激烈，说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坚决不让把姐夫带走。姐姐只有苦笑，家里条件有限，父母相继去世后，姐妹俩相依为命，自己结婚后家里也没别的房子，只好挤在一起，出了这种事，也没脸给外人说。既然带不走，我们就现场进行普法教育。从一夫一妻制到重婚要判刑，尤其是生下这个孩子就完全构成事实上的重婚罪。不把孩子打掉，绝对要给男的判刑，那家里就更加雪上加霜、家破人亡了。费尽口舌，总算给他们说通，答应去做引产手术。村干部当即租车把妹妹送进医院，完成了手术，避免了更严重后果的产生。后来听说妹妹远嫁他乡，了结了这段“姐妹花共事一夫”的闹剧。

还有一件事也算是拍案惊奇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跑到法庭说，家里来了个会武术的“”练家子”，长期霸占自己的老婆，敢怒不敢言，因为他除了会打拳，还时常用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威胁自己，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请求法庭为民做主。大家一听，都怒不可遏，但这种欺男霸女的事，也是没法立案的，让找派出所，说是婚姻纠纷。说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吧？女的又没有起诉。男的也不懂该如何打官司。不管法律规定如何，这总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违法行为。

庭长开个会，给大家做了详细分工，一要防止被他所伤，二要把地形看好，房前屋后各个出口把住，别让他跑了。同时也向派出所求援，派一名民警同行，最好把枪支带上，以防不测。到底是军人出身，应对自如。安排停当，我们一行五六个人攀坐在庭里那辆三轮摩托车上，开始了颇有点惊心动魄的行动。其实到那还挺顺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他一看我们人多，又无路可逃，就乖乖答应和我们到法庭处理。正要给他戴手铐，李哥红着脸说不好意思，他来的路上坐在备胎上玩手铐，一头拷在警灯杆上，另外一个头拷在自己的手腕上了，怪不得他一直在车上没有去守路口。庭长很生气，就说手铐钥匙没有带，让他继续坐在备胎上，李怕回到街上被人看见，偷偷用衣袖把手腕遮住，我们把那家伙塞进车斗里，拉回法庭，才把李的手铐打开。（此事我没问过庭长，但我觉得他说没有带钥匙，会不会是有意用这种方式教育部下呢？不得而知，嘿嘿😁）

老冯是庭里唯一人高马大的，他听说此人是练家子，过去拎住他的衣领，把整个人在院子里甩了三圈，口里还念念有词“你不是会打拳吗？咋不动手啊？”这人估计也是外强中干，哪敢在法庭造次。给他做了长长的笔录，警告说今后如果再来人家屋里干坏事，欺男霸女，绝不轻饶。此后，那家男主再也没有来过法庭，估计是平安无事了，对我们而言，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我们别无所图，这是一分钱诉讼费都没有的。

李哥是教师出身，眼睛近视。有次和老周骑自行车下乡，乡村土路本来就不是很宽，车技一般的他还骑的挺快，结果摔了一跤，听老周回来说他的大檐帽被摔到河沟里，水流还挺快，撵了好半天才算把帽子追回来。也算是件趣事。我们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但在外人眼里，却不见得也这样看。

     （当年的法庭，现在已经归刑警队使用，一楼的值班室，就是我最初的宿办合一房，二楼的队长室就是庭长办公室，也是我1995年再度回来，当庭长时的办公室）

某一日，从汉中上来一名女律师，人很精神，比我也大不了几岁的样子。看我在办公室奋笔疾书，就问我们庭长在吧？我说办公室没人的话可能就在街上，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就在我这聊了几句，听我说是西北政法毕业的本科生，她显得很吃惊，本以为我是司法学校中专毕业的呢，怎么会被分到山区法庭了？我说是院长安排的，说是学生都得下基层锻炼……说话间，庭长从外面回来了，她去了庭长办公室交代理手续。等到下次开庭，她又来了，路过我办公室的时候，顺手从包里掏出一把糖果给我，我留意到糖果的包装纸有一句话“环境铸造命运”，我很感动，虽然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但内心觉得她认为我当时身处逆境，有意识对我鼓励和提醒，时隔多年，内心依旧很感激。或许是有点自作多情，但后来几十年，始终不甘沉沦，多少与此有关。

        （那时风华正茂，自得其乐）

7、80后的她，拟任中级法院副院长！

9、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部副主任和市中院副院长3人被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