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上海，静安区是个出改革弄潮儿的地方。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出了个全国名闻遐迩的段力佩；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又出了个蜚声上海的张人利。

段力佩的接班人为什么会选择张人利？这缘于张人利独特的经历和科研的背景：张人利在重点中学（区重点五四中学）待过，也当过薄弱初中（海防中学）的老师，还先后在新闸中学、爱国中学、十一中学做过班主任和物理教师。1994年调静安区教育学院担任副院长，1998年担任院长兼静教院附校校长。2008年7月他不再担任院长，只任静教院附校校长。十多年来，他对九年一贯的小学与初中又进行了长期研究。张人利对教育科研有浓厚的兴趣，在他担任院长期间，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都以科研开路；他也参与了对静安区校长与教师的教师教育，实践使他对干部培训与教师培训有深刻的见解。

张人利给我讲了一个他引以为傲的故事：他曾在新闸中学带过78届的一个班级，当时他教物理兼班主任，瞿钧教化学。这个班学生共43人，高考时100%考进大学，绝大多数还进了重点大学。我是77届大学生，我知道中国参加77届、78届高考的有近千万人，录取的学生约42万人，高考入学率在4%~5%，一个班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非常不容易。张人利还告诉我，有一年上海开市人代会，瞿钧、他、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陈虹（78届学生）师生三人同为人大代表（当时，瞿钧、陈虹为全国人大代表，张人利为市人大代表），《新民晚报》专门登了一张三人合影照片，一时传为佳话。

张人利几乎经历了普教战线各个岗位的洗礼，历史最终眷顾这样一位改革的弄潮儿，就毫不奇怪了。

张人利的独特经历，使他清醒认识：普教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社会大环境很难改变的情况下，校长的神圣职责，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减负增效”上下功夫。作为一位思想者与研究者，张人利善于从纷繁芜杂的案例与事件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富有智慧的思考。

其一，创“最近发展区”施教

有一件事，张人利终身难忘：好多年之前，静安区高考物理考场设在张人利担任校长的一所中学。已近中午，一位女生匆匆走进张人利办公室，说：“张校长，我还有三道多重选择题不会做，您能否帮我解一下？”张人利看看表，离高考仅20分钟，说：“马上要高考了，再帮你做题，会影响你考试情绪。”这位女生很不高兴，又说：“万一下午考到怎么办？”无奈之下，张人利匆匆帮她解完三道题。下午考试，张人利发现有一道题正是刚才帮学生解的。考试结束，张人利遇到这位女生，说：“这次给你多赚了5分。”谁知，她沮丧地说：“张校长，我还是做错了。”

从这个案例中，张人利发现：每位学生学习时，都会形成自己独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时与正确的概念及思维方法大相径庭，教育学上称之为“相异构想”。这种“相异构想”，或不正确，或不全面，或结论正确但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对。多年的实践证明，课堂教学中教师仅仅告诉学生什么知识是正确的，教师尽可能把知识讲完整，都是“事倍功半”，倘若学生的“相异构想”没有得到纠正，其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学生把教师传授的正确知识扔掉了，留下来的东西还是自己的。

张人利从实践中整理出“最近发展区”的四点结论：第一，要关注学生原有基础，关注教学起点。起点过低，导致重复，效益降低；起点过高，教师对学生拔苗助长，效益同样不高。在今天，设置教学起点更要关注“三维目标”。第二，“最近发展区”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个动态，就是在相同的单位时间内，取得“最近发展区”的最大化。第三，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职责不是把知识讲正确，讲完整，更重要的是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关注学生“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第四，课堂教学中还要关注师生关系，让课堂充满师生之间生命的跃动，它也许是未来课堂教学新的突破点。

当然，创设“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是前苏联教育家、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而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原有的理论作些改动或新的创意，这就是富有人格魅力和学术魄力的张人利。

其二，按“最佳发展期”设课

促使张人利思考在什么年龄阶段设置什么样的学科效益更高，缘于两件事：

第一件：张人利在国外考察教育，发现德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把物理学科放在初三，化学学科放在初二，而上海的课程设置正好相反。他不禁思考，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置课程呢？

第二件：张人利观察到，数学学科当中的“有理数加减法”这部分内容过去设在初中，后来下放到小学四年级，随之而来的是原先这一内容初中只需要26课时学生就学完了，而下放到小学后，学生花56课时还觉得挺费力。

张人利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提出按学生“最佳发展期”设课的想法。他提出“两个重心移位”，即：对形象思维比较强的学科，“重心”往下移；把抽象思维比较强、演绎推理比较多的学科，“重心”往上移。从1998年开始，他对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作了较大变动：小学一年级不开设数学必修课，每周只开设一节数学活动课，这节活动课只要求学生对周围环境中的数、形产生兴趣就够了。到了二年级才开设数学必修课。同时，张人利又提出在小学一年级开设外语课。语文与其他课程开设课时数不变。

静教院附校对一年级课程设置的大胆变革，引起上海普教界“一片哗然”。一些“大家”提出：“上海所有学校一年级都开设数学课，张人利为什么不开？”“小学一年级开设外语，又学中文，音标与拼音不就要混淆吗？”

张人利不是一个甘心被世俗风浪推着走的人，他选择了坚守。同时，为了闯出一条路，他组织了专门研究队伍，提出小学一年级“全浸入”教学，即千方百计创设情景，再配以大量肢体语言，小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小学生在“听”与“说”的语境中，不写音标，不讲语法，根本不存在音标与拼音相混淆的问题。

2001年，上海二期课改小学一年级全部开设外语，张人利身上的压力少了一些。

多年之后，当别人问起张人利如何看待自己当年拿小学一年级数学与外语开刀，舆论的毫不留情，张人利淡淡一笑，说：“自己没有做，最好不要去批评其他做过、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人。”

历史最终给予张人利以肯定。2004年7月，国务院要求中央教科所派一个调查组到静教院附校调研。调研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是，附校的改革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如何按照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来设计和设置课程……”

其三，对德育课程、教材的再认识

2001年5月，静教院附校受市教委德育处的委托，对小学、初中德育课程（狭义指思品课、公民课）进行改革。附校项目组研究后发现：倘若仅仅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他们无论怎样研究都比不过全国与上海的课程标准。

张人利提出：我们是不是换一种思路，到课堂中去观察，看看目前的课堂教学存在什么问题？

有一堂课，使张人利和整个项目组成员的心灵受到震撼。这是小学三年级的“尊师”经典课文《毛泽东看望徐特立》。尽管执教王老师课前充分准备，教学手段与方法也很好，然而一堂课下来，学生昏昏沉沉，教师站在课堂上也十分尴尬。课后，张人利问学生：“你们上课之前，知道徐特立爷爷吗？”小朋友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张人利又问：“那么你们知道毛主席吗？”绝大部分学生回答“知道”，但是竟然有三个学生回答“不知道”。张人利问王老师：“你上思品课几年了？”王老师不作正面回答，只说：“其实徐特立我也不熟悉”，又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但是毛泽东我是知道的，他是我们国家过去的一位领导人。”张人利与师生对话之后，陷入了沉思：为什么曾经震撼过整整一代人的经典课文，在今天师生的心灵中会那么淡漠？倘若这篇课文拿到湖南湘潭韶山冲去教，那里的小学生会和上海的学生一样吗？

张人利由此引发了对德育课程的深刻思考：“德育课程是干什么的？它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不是刻意落实知识与技能，而是把国家对青少年的道德要求，内化为学生的内在品质，外显为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

对德育教材，张人利也有了再认识。他认为现行德育教材至少有三大问题无法解决。一是时效性。比如“神舟5号”返回地面、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当学生对这些重大事件最为关心之时，教材中却没有相关内容；而教材在三、五年之后出现了，学生的兴趣已经大大下降了。二是实效性。道德的提升总是与学生的生活经历相关，用身边的事来教育身边的人，这是最有效的，一本固定的、划一的教材怎能涵盖千百万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三是针对性。道德教育关注的基础，应当是学生的思想基础与学生的生活经历。我们国家这么大，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由于地域的差异造成学生的差异非常明显，教材中哪些应该多上，哪些应该少上，哪些不应该上，真的千差万别，众口难调。

于是张人利拍板：在静教院附校不搞固定的德育教材，而是根据学校实际，设立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资料包”。到了2002年9月，一门校本化程度更高的“新德育”开始实施。

静教院附校德育课程改革十多年，日趋成熟，效果很好。改革前，学生对德育课的评价，大约有70%左右学生表示“不喜欢”；改革后，学生对新德育课的评价，有70%左右学生表示“喜欢”。全国《品德与社会》、《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考察了静教院附校德育课程改革后，给予高度评价，归纳为四句话：“没有教材的课程、没有围墙的课程、整体生命投入的课程、超前发展的课程”。

其四，提出“后‘茶馆式’教学”

张人利提出的“后‘茶馆式’教学”，无疑是他教学研究的顶峰。这项研究获教育部教育科研一等奖。在上海和全国许多地区，引起巨大反响。

我采访了张人利，探讨“后‘茶馆式’教学”。讨论了四个问题。

问题一：张人利承继了段力佩哪些方面，又发展了什么？

张人利化了相当的时间，研究了上海许多学校的先进经验，也研究了全国各省市一些先进学校的改革经验。比如：东北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江苏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山东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江苏东庐中学的“教学合一‘讲学稿’”。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让他格外兴奋：“我发现所有这些经验，都颠覆了以学科体系为线索的课堂教学逻辑结构，采用了以学生的学习为线索的逻辑结构。而在教学实践中最早探索的是上世纪80年代段老提出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

张人利说：“我继承了段老‘茶馆式教学’有两条：一是继承了他的以学生学习为架构的课堂教学逻辑结构，它打破了多少年来一直以学科的逻辑关系架构课堂教学的模式，段老这一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二是继承了他的以‘议’为核心的课堂教学精髓。我认为，教学中有没有‘议’，也许是灌输式教学与启发式教学的根本分界线。”

我问：“你觉得你在研究段老后，在哪些方面有所发展。”张人利笑了，笑得很天真。他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教学方式更加完整。受时代局限，段老那个时代只有‘书中学’，我们今天不仅有‘书中学’，还有‘做中学’。二期课改提出研究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学生在探究中‘做中学’，这是一种默会知识。二是教学方法更加灵活。段老那个时代，他提出‘读’、‘练’、‘议’、‘讲’用时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教师讲得太多，讲得太滥，规定一定用时有其意义。到了今天，由于年级不同、学科不同、课的类型不同，划一的用时规定就会出现问题，因此，我们在坚持‘先学后教’的基础上发展了三个‘不’：不确定‘读’、‘练’、‘议’、‘讲’的教学用时；不规定‘读’、‘练’、‘议’、‘讲’的教学顺序；不拘泥‘读’、‘练’、‘议’、‘讲’的应用完整。三是教学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后“茶馆式”教学的教学方式更加完善，教学方法更加灵活，必然要求方式、方法取舍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那就是以新课程“三维”目标为导向，提高学生的学业效能。”

问题二：“后‘茶馆式’教学”对上海教师教学思维方式带来哪些变化？

张人利说：“以往，一名好教师的标准是讲课思路清晰，讲得完整，讲得正确。到了今天，这种观点被颠覆了。”

“后‘茶馆式’教学”提出了课堂教学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学生自己学得会的，或者部分学生自己学得会的，教师不讲。以往教师的教学设计，都是根据学科的重点、难点来构架课堂教学。而静教院附校的教师认为，教师事先设计的重点，不一定是学生自己学不会的；教师认为的难点，也不一定是学生的难点，教师认为不是难点的，恰恰被学生认为是难点。这一思想，克服了课堂教学中的两个弊端：教师总体讲得太多；教师教学行为中对学生的价值判断出现模糊。

张人利喝了口茶，接着说：“二是课堂教学中，教师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

我问：“你的观点是说，在静教院附校，你们不追求教师讲得正确完整，也不追求学生回答问题正确。你们所追求的是，要把学生脑袋里到底想什么，通过‘议’，一是让教师从学生处得到反馈，二是教师通过激发，把学生头脑中的‘相异构想’挖出来。换句话说，你们课堂教学还有一个价值取向，即从教师讲得正确、生动、完整，转移到学生能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问题，从而达到学生的认识正确完整。”

张人利又笑了。说：“是的，发现与解决‘相异构想’，从教学资源上说，不仅有教师，还有学生。我们把学生之间的差异也看成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他又说：“围绕发现与解决学生思维上的‘相异构想’，我们要求教师的教学环节是：一是学生先学，二是教师引导暴露，三是师生共同解难。”课堂上突出了教师少讲多听，学生勤议善问。

听了张人利这一番话，我仰躺在沙发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是呵，我曾经身处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岗位多年，第一次从这位学者校长身上，感受到了课堂教学中的宏观大义，它将有可能对上海教师的价值判断与思维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问题三：历经十年修炼，静教院附校教师是否一直坚守？

我提出疑问：“你倡导的‘后茶馆式’教学，确实对课堂教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在整个社会应试教育仍十分浓重的氛围下，你们学校的教师能否坚守？”

张人利不假思索地说：“确实，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坎坷，但经过十年修炼，静教院附校的教师都成了守望者。他们虔诚地守护着自己心灵中那一块精神园地，珍藏着他们所看重的人生最基本的精神价值。”

张人利又呷了一口茶，说：“这么对你说吧，在附校，后‘茶馆式’教学已从理科进入文科，从初中进入小学，并且从附校进到了外校。现在全国各地，学习静教院附校经验的也不少。”

我追问：“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张人利又开心地笑了，这是他最愿意回答的问题：“2010年10月，全市开展中青年教师教学评优。我们派出了数学教师李贞。李贞问我，是用新方法还是老方法？我听得出她的意思，用老方法容易吸引人，用新方法则担心评委那里能否通得过。我说用新方法。结果，李贞按照后‘茶馆式’教学法开课，获得了上海市中学数学教学大赛‘一等奖’。”

张人利很自信地接着说：“后来我问市教研室徐淀芳主任，李贞上课一共40分钟，用了7分钟让学生自学，五位评委陪着学生一起看书，你们怎么会评她一等奖？”

我很感兴趣，问：“淀芳主任怎么说？”

张人利说：“淀芳主任说，你太小看我们市的教研员和聘请的评委了！但千万不要在形式上下功夫，也不要以为上海的教师（为了拿一等奖）一上课也一定是先看7分钟书。关键看学生先学之后教师怎么教。倘若学生先学之后教师还要反复讲，不要说给你一等奖，恐怕连三等奖也不可能！”

问题四：静教院附校十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在老百姓中引发巨大反响，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张人利后，他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略加思索后，张人利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在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在‘减负增效’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我用一句话概括：静教院附校的学生与全区学生比，与全市学生比，该多的我们都多了，该少的我们都少了。”

张人利递给我一迭数据表，我数了数，一共13张。在学生每天睡眠，用于体育活动、艺术课时间，实践活动时间，利用图书馆学习时间，利用实验室及计算机网络的时间等方面，学生该多的，静教院附校的学生都多了；而学生用于补课的时间，学习的压力（作业量、测验及考试）等方面，学生该少的，静教院附校的学生都少了。学生在师生关系评价上，都用了最美好的语言赞誉老师；在“是否喜欢我的学校”的评价上，全校师生都填上了“我喜欢”。静教院附校参加了教育部2008年和2009年的学业质量分析与反馈检测。在语、数、外三科测试中，其成绩远远高出静安区，也高出全市其他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