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的《历史的惯性》读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在预测今后十年的国际形势时如是说：“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在人没有创造出强于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前，历史将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中国能否借助这个惯性加速崛起则取决于我们这代中国人。”着实让吾辈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但回望身处的法院，司法的惯性不仅让人忧心忡忡。

长期以来，司法沉浮于社会潮流中随波逐流，亦步亦趋，表面上看始终高举着公平正义的大旗，实际上未能发挥司法的终局作用，守住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肩负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弘扬正气的神圣使命，法院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能说不高，成为法官不仅要通过千人竞逐的国考，还要经过万人折腰的司考，可谓不易，但现实生活中，法院其实是社会分工下的一种职业而已。

很多人把当前的司法困境归罪于我们的体制，嚷嚷着搞什么西方式的司法独立，否定基本的政治制度，其实按照马克思关于法律本质的基本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我们的司法审判依据的是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制度，司法的宗旨和目标与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一致的，理应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建设大局，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合拍共振。

但我们很多人把党的领导狭隘的理解为一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况且同级地方党委、政府都是法院的衣食父母，无论是人事安排、晋级晋职，还是人头经费、日常开支，以及装备保障和基本建设等等，都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也免不了“有奶便是娘”的俗套，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柴米油盐，到哪都揭不开锅。所谓的“一府两院”也只能是纸上写写，嘴上说说，心里想想而已，法院不仅要对党委、政府惟命是从，沦落为地方管理的工具，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而且要对政府要害部门点头哈腰，无论哪里卡一卡，法院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牵制地方党委、政府，上级法院超越了宪法规定的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职责，加强了对下级法院的领导，借助异地交流的契机，揽下了下级法院一把手的实际任命权，按理说，法院不是院长负责制，但现实中与政府机构的行政长官负责制并无二致，强化一把手的监督管理，有利于司法政策的上情下达，增强司法的统一性，削弱法院的地方依附性；与此同时，上级法院加强了对下级法院的考核评比，以行政化的方式作为管理下级法院的重要手段，为了数据、排名和评先，唯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明的、暗的沟通、请示已经成为了常态，于是乎，当事人宁愿上访，不愿上诉，形成不必要的缠讼、缠访和纠缠法官的现象。

另外一个就是财和物的垂直管理，试图保障法院的财务自由和法官的工资待遇，但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迥异，生活水平十分悬殊，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法院或者是同一法院不同时期，对财和物的需求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以垂直管理的行政化来抑制或取代地方管理的行政化，并没有改变司法行政化的现状，都难以摆脱行政管理的桎梏，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困境，而且情况更加复杂，本来地方法院还可以向地方上争取争取，结果可能出现上头管不了、地方不搭理的尴尬境地，而且会像“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事实上，司法的地方化管理并没有有些人描写的不堪，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地方党委、政府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个案的保护，一时干扰司法活动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改善司法环境，支持法院建设，促进公正司法成为了党委、政府的一个重要选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党委、政府越来越依仗法治手段治理经济社会，更加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终局一些困扰的疑难杂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考量宪法对法院的职能定位和司法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切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而公平正义理应成为法院和法官的追求，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下，法院应万变不离其宗，依据法律居中裁判，始终保持审判的独立性，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显现司法的力量，这是法院立足的根本，也是法院最大的政治，而不是随波逐流，亦步亦趋，沦落为一地一时的工具，长此以往势必会失去信任的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支持，现实中法院和法官的负面新闻不在少数，受到质疑和猜忌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惯性倘若不能及时制止，案件的审判和法官的执法将愈加艰难，司法的权威将逐渐丧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下的顶层决策试图扭转司法的惯性，但无法回避司法审判的独立性问题，虽然我们不是西方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制度，但独立审判依然是审判规律的必然要求，保障审判的独立性不仅是法院而且是整个社会当前面临的重大抉择，大概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是法官的主体地位。法院是通过法官审理案件来行使国家的审判权，法官当仁不让处在法院的塔尖，只有在法院其他岗位（包括院庭长）都在为法官服务的时候，才能凸显法官的主体地位，而现实中的法官却处在被管理的地位，员额制改革解决了法官不办案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法官行政化管理问题，表面上看所有的员额法官是同等的，实际上能力、水平和质效有着很大的差距，仍然要通过行政化的手段进行管理，安排岗位，分配案件，绩效考核。所谓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好像法官执业有法律保障，其实“考核不称职”就是法定事由，因而法官入额也不能一劳永逸，时刻面临着淘汰的风险。

法官履行审判权时当然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非行政化管理下的诚惶诚恐，危如累卵，法官没有主体地位，就没有办案的自觉意识，不会当作自己的事去做，只能是为稻粮谋，出于良心，审判时势必会瞻前顾后、留有余地，特别是疑难复杂或者闹访缠讼的案件不敢当断则断，当判则判，担心上诉率、发改率等质效考核，害怕信访上访、人身攻击等事件的发生，宁愿“坑蒙拐骗拖”的“和稀泥”。明明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现在的人多精明，倘若知道自己会赢，赢多少，谁还会同意调解；有，也是知道法院执行难，拿点是点，损害的还是司法的公信力。

其二是法院层级的独立性。《宪法》127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是审判工作的监督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审终审制的基本诉讼制度上以及审判业务的指导上。但是上级法院不是这样认为的，高级法院想着管着多少家中级法院、多少家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想着管着多少家基层法院，而随着人财物垂直管理的实施，上级法院通过人事任免、二审案件审理、审判管理、绩效考核以及各种规范要求等渗透到了下级法院的各个领域，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更加明显，很多当事人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下级法院是合穿一条裤子的，不愿上诉，宁愿上访；即使上诉，也是将信将疑。

上级法院改发下级法院的案件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是两审终审的职责所在。曾几何时，上诉率或是服判率成为了考核的指标，这不是法官能够决定的，更多的是司法公信力出现了问题；现在的改发率考核看似很有道理，但无论是出现新证据，还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裁判不公以及程序性差错，只能说明法官的能力、水平和认识上有待总结提高，只要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当然不属于错案责任追究的范围，这样的考核只是强化了行政权力，无助于审判的独立性。

其三是生效裁判的终局性。这是整个社会对司法审判的定位问题，也是审判独立的最大困境。大家都在说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实人人都可以质疑法院的司法，从法院自身的审判监督、党委政府的信访督办到社会舆论的大众审判，生效的裁判没有自觉履行的比比皆是，所谓的防线早已是千疮百孔。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但在现实中只是国家的一个职能部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还不如行政机关，毕竟行政机关还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政管理职权，这就是整个社会对法院的角色定位，这样的定位决定了司法裁判的实际效力，强制性和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司法的教育、示范、引导、评价功能作用也发挥了了，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案多人少、执行难等困扰法院长期发展的疑难杂症。

正好最近看到一篇有关美国司法的介绍，原以为美国没有什么案件执行难的问题是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不尽其然，从大事件来看，193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佐治亚州政府无权强行迁移印第安人，最后成为一纸空文，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园，走上血泪之路。1954年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违宪，甚至动用军队护送黑人小孩入学，州长却把学校关了，直到多年之后民众的觉醒和抗争才真正废除种族隔离。从小案件来看，美国法院仍有很多裁决也是不了了之的，但会形成类似的信用“污点”，当然也有因民事藐视法庭行为被监禁。对此，美国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如是说，法治的权威需要慢慢来，需要法官与法律共同体以及整个社会对话，这个过程就是解释、解释、再解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司法惯性也不是一天成就的，改变司法的惯性当然不会一蹴而就，我们不能冲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做一些看似很热闹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是要从根子上下功夫，做好自己的司法审判，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更要象斯蒂芬·布雷耶所言，法官永远站在悬崖边上，做不受欢迎的事情，需要不断地与社会对话，扭转整个社会对法院的定位，形成司法裁判终局性的认同，这样的惯性过程或许是漫长的、艰辛的，但这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