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2020-12目录、摘要
◆目 录◆
专题研究：数字乡村
● 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
陈潭，王鹏（2-12）
● 乡村综合整治中的数字监管：以D村经验为例
李利文（13-23）
● 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
郭明（24-30）
● “互联网+”乡村治理的耦合、挑战与优化
马丽，张国磊（31-39）
学术篇
● 试论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主体构成及其行动转型
周毅（41-51）
● 从个人数据保护到数据主体人格权维护——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的实施
孙宇，罗玮琳（52-58）
● 粤港澳大湾区智慧湾区建设：实践障碍与创新改革
郭少青（59-68）
● 从“智人”到“恶人”：机器风险与应对策略——来自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的启示
商瀑（69-76）
● 从治国有“数”到治国有“术”：城市治理中的技术逻辑构建
刘强强（77-87）
● 中美人工智能治理研究比较分析——基于文献计量视角
陈静，黄萃，苏竣（88-98）
●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吗？——基于31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廖福崇（99-109）
● 基于数据策展的政府大数据服务规范化体系研究
高国伟，竺沐雨，段佳琪（110-120）
2020年总目录
资讯：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封二、封三）；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22）
◆摘 要◆
▶专题研究：数字乡村◀
● 陈潭，王鹏. 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J]. 电子政务，2020(12): 2-12.
摘 要：信息鸿沟是数字时代信息技术衍生出来的非对称和非均衡化现象。数字中国的语境推动了区域信息鸿沟、城乡信息鸿沟、阶层信息鸿沟、代际信息鸿沟四大界面类别的生成，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伴随的信息投资、设备、消费与能力差距更加剧了信息鸿沟的扩大再生，从而衍生数字农业生产工程迟滞化、农村电商发展区域差异化、农村服务应用阶层区隔化、农村文化消费代际落差化等诸多实践症候。由此可见，弥合信息鸿沟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实施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信息鸿沟；数字乡村；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1
● 李利文. 乡村综合整治中的数字监管：以D村经验为例[J]. 电子政务，2020(12): 13-23.
摘 要：数字技术在乡村综合整治中发挥着“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数字效应。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的社会问题进一步集中和凸显，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对这些区域进行监管和治理将是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对华南D村数字化违建整治案例的深度调查发现，乡村数字监管存在“数制”模糊化、“数质”悬浮化、“数治”碎片化和“数智”内卷化问题，突破这些制度与技术之间不协同的“数滞”困境，需要从制度建设、数据采集、机制设计和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改革，方能真正推进乡村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综合整治；数字监管；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违建整治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2
● 郭明. 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J]. 电子政务，2020(12): 24-30.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通过组织整合策略把零散的传统乡绅社会整合到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政治社会，为现代国家建构奠定基础。而市场经济带来的乡村社会形态变革导致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能力遭遇一定的挑战。互联网下乡时代，国家政权巧妙地基于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化策略把国家政权的意图准确地传递到分散在不同时空的村民，使国家政权得以通过虚拟化策略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主要通过“政策整合”“民意整合”及“认同整合”等实践机制呈现，三重整合逻辑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基层村民对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是互联网时代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一个必要补充。
关键词：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数字整合；乡土社会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3
● 马丽，张国磊. “互联网+”乡村治理的耦合、挑战与优化[J]. 电子政务，2020(12): 31-39.
摘 要：“互联网+”应用模式的嵌入有利于改进乡村治理。研究表明，在有效性层面，增强了基层风险应对能力，改善了乡村治理专业化水平；在公共性层面，重塑了村民利益诉求，强化了村民参与意识与管理者责任感；在规范性层面，能纠正基层权力“跑偏”，规范化乡村治理流程。但囿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与人员普遍专业技能不高，基层风险避责与形象工程掣肘，村民话语孱弱与恶意举报等阻力，“互联网+”乡村治理融合过程还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应从观念上树立“互联网+”“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技术上夯实设施建设基础并提高村民专业技能，制度上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从而实现由政府单一管控走向多元共治。
关键词：互联网+；乡村治理；数字乡村；乡村振兴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4
● 周毅. 试论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主体构成及其行动转型[J]. 电子政务，2020(12): 41-51.
摘 要：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是网络综合治理的核心内容，认清其主体构成及行动逻辑转型方向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实践。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依据，分析了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多主体参与框架及其治理行动任务。基于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服务平台运营者和网络信息内容使用者三个维度对有关主体的定位、作用进行了研究，提出应形塑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多主体参与的集体行动。为了实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系统的建立和总体国家安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行动要实现从被动管控到主动建构、从权宜性的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化的参与式治理和从关注行动过程到关注行动效能的转型。
关键词：网络信息；信息内容；网络治理；互联网治理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5
● 孙宇，罗玮琳. 从个人数据保护到数据主体人格权维护——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的实施[J]. 电子政务，2020(12): 52-58.
摘 要：自然人全生命周期、全网数据的价值越来越大，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恰逢其时。由于这部行政法规是基于信息生命周期开展的制度设计，加之技术创新应用的速度远远快于制度创新，导致这部行政法规陷入三大执行困境，即难以擦除、监护人难以察觉以及双重交易成本。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提出了将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数据权与基于自然人生命周期的人格权相匹配的基本主张，认为需要从保护和发展齐头并进的高度，进一步提升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位阶，将关注重心由个人数据保护转向数据主体人格权维护，并给出了进一步落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的执行建议。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权；人格权；信息生命周期；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6
● 郭少青. 粤港澳大湾区智慧湾区建设：实践障碍与创新改革[J]. 电子政务，2020(12): 59-68.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湾区的战略定位意味着其需要依托核心和差异化的竞争力与世界其他湾区展开角逐，而智慧湾区的定位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定位耦合，同时将通过技术赋能的路径有效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实践层面，粤港澳大湾区的智慧化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着战略性、制度性、机制体制、政府权力结构和伦理的五大挑战，需要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协调和调整，完善数据流通、数据安全制度，探索政府数字权力流程再造与专责小组机制，探索多元共建、协商共享的体制机制和社会利益惠益分享机制进行破解。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智慧社会；智慧化治理；智慧湾区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7
● 商瀑. 从“智人”到“恶人”：机器风险与应对策略——来自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的启示[J]. 电子政务，2020(12): 69-76.
摘 要：智能机器领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键一环，其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在智能机器的输出浪潮中，日益凸显的技术滥觞现象表明，机器智能化虽有助于城市革新，但其背后仍藏有犯罪风险，主要表现为新型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机器支援型犯罪和算法黑箱等。作为当代人工智能大宪章，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的出台，旨在确保智能技术迸发时人类能够及时规避科技风险，因其就智能机器的良性发展作出了全方位的制度性安排，而满足各国对人工智能新一轮军规的探索需要。将这些原则置于中国语境下来审视目前的机器风险治理方案，发现本土规划留有一定的改良空间，具体方案是鼓励公众和专家参与对话，顺畅社会力量与公共政策的衔接；调整立法方向，加强法治与伦理的互补；细化智能机器产品市场运营规则，实现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关键词：智慧社会；科技风险；人工智能；阿西洛马原则；数据安全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8
● 刘强强. 从治国有“数”到治国有“术”：城市治理中的技术逻辑构建[J]. 电子政务，2020(12): 77-87.
摘 要：城市是国家的缩影和体现，推进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离不开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城市治理对数据和信息有着严重的依赖，其本质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简化以及对清晰化的孜孜追求。现代社会里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充分的数据基础，呈现出一副清晰的场景，使治国有“数”成为可能。治国有“数”对治国有“术”影响路径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塑造，包括宏观层面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观层面推动组织结构变迁、微观层面重构行动者的理念和行为；二是基础支撑，包括数据形成的信息为治国有“术”提供知识基础，数据形成的权力为其提供权威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技术体系的分层，可将治国有“术”划分为三类：基于技术实体的治理、基于技术程序的治理、基于技术理念的治理。
关键词：治国有“数”；城市治理；技术治理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09
● 陈静，黄萃，苏竣. 中美人工智能治理研究比较分析——基于文献计量视角[J]. 电子政务，2020(12): 88-98.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伴生的治理问题日益受到中美两国学者的关注，成为学界热点的研究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势，采取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和剖析中美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基本特征与研究主题。研究发现国内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主题聚焦在互联网、智慧社会、政府治理、法律伦理及风险善治等方面，美国学界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主题聚焦在对个体影响、社会应用及伦理研究等方面。进一步从研究内容、研究类型、理论基础等方面对中美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共性与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内人工智能治理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为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技术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文献计量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10
● 廖福崇.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吗？——基于31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电子政务，2020(12): 99-109.
摘 要：数字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是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提出了行政负担的组态分析框架，以31省的“放管服”改革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互联网+政务服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存在线上驱动、线下驱动和全面融合三种组态，降低行政负担是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政策启示方面，认为进一步的“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需要推动政务服务实现“线上+线下”的全面融合模式，通过“互联网+”实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关键词：互联网+政务服务；营商环境；行政负担；“放管服”改革；组态分析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11
● 高国伟，竺沐雨，段佳琪. 基于数据策展的政府大数据服务规范化体系研究[J]. 电子政务，2020(12): 110-120.
摘 要：数据策展是近几年国际上兴起的针对信息管理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模型，系基于数据生命周期规范管理应用。借鉴和引入数据策展模型，采用“数据即服务（DaaS）”的理念，运用大系统综合集成的方法构建了面向政府大数据管理机构的“数据即服务（DaaS）”体系模型，包括“用户导向，服务流程，服务蓝图，大数据潜力、容量和竞争与协同，安全和隐私”五部分，各部分之间相互协调。以期为大数据管理机构提升服务意识，整合资源、流程和机制提供借鉴。
关键词：政府大数据服务；数据策展；数据即服务；大数据
ＤＯＩ：10.16582/j.cnki.dzzw.2020.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