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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丨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

郭明 电子政务杂志 2023-02-24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电子政务》2020年第12期”。引用参考文献格式：郭明. 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J]. 电子政务，2020(12): 24-30.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通过组织整合策略把零散的传统乡绅社会整合到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政治社会，为现代国家建构奠定基础。而市场经济带来的乡村社会形态变革导致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能力遭遇一定的挑战。互联网下乡时代，国家政权巧妙地基于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化策略把国家政权的意图准确地传递到分散在不同时空的村民，使国家政权得以通过虚拟化策略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主要通过“政策整合”“民意整合”及“认同整合”等实践机制呈现，三重整合逻辑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基层村民对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是互联网时代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一个必要补充。
关键词：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数字整合；乡土社会
DOI：10.16582/j.cnki.dzzw.2020.12.003

国家整合是指权力主体通过设立系列制度、规则及组织机构把零散和割据的乡村社会整合起来[1]，打破地方社会力量，实现国家主权统一，对社会领域的有效监控，最终建构起国家主权与乡村社会的顺畅连接，形成“一体双权”的现代国家政治共同体图景。[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组织、动员及宣传等策略，通过“行政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等不同的实践进路，把零散的乡村社会整合到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社会，成功地实现传统的“乡绅社会”向现代的“政治社会”过渡，最终实现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整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然而，随着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深度渗透，国家政权所整合对象的乡村社会形态呈现与传统乡村社会的不同景象。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村民个体化、村庄空心化等悄然变化导致国家整合乡土社会时面临新情况、遭遇新挑战。面对乡村社会形态的新变化，国家政权如何能够更好地达致整合乡土社会之目的，有很多新问题值得研究。
在互联网下乡的新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渐渐嵌入乡村社会，为国家深度整合乡村社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互联网已经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村民娱乐的公共平台，而且是搭建村民之间的内在连接、获取各类信息的重要渠道。互联网平台凭借其虚拟沟通、实时在线、掌上服务等技术工具，日渐成为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重要实践维度。为此，本文尝试探讨互联网下乡如何实现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化整合。
一、从“组织整合”到“数字整合”：国家整合乡土社会的演进逻辑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致力于如何将零散的乡村社会整合成为一个组织化的治理体系，进而保证国家权力能够自如地往返于乡村社会与中央权力之间[3]，最终目的是建构一个覆盖全部领土并能够将中央权力渗透并扎根到乡土社会的每个角落，最终把乡土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现代国家建构主要解决的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制衡，而且要解决国家政权怎样通过有效的策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渗透，以此来获取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4]
（一）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组织整合”
自秦朝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国家权力贯彻和渗透能力的有限性，由此传统中国社会形成“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与“乡村社会分散而治”，呈现“油与水”[5]的基本形态关系。在“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乡绅”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威代表，他们采用“实体治理”[6]或“集权的简约治理”[7]的策略，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护乡村治安等，总体上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在近代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驱动下，为了强化中央的财政能力，中央政府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力度以获取更多的财政税收[8]，首次实现中央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然而，中央权力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导致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破坏，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乡绅”阶层开始从“保护”向“盈利”转变。[9]由于乡村社会中乡绅的掠夺性行为，导致中央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非常脆弱，农村社会没有被整合和组织起来反而又离间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传统社会的农民生活在高度自治的乡村共同体，很少与官僚组织产生直接联系，农民眼中只有家族和村落而没有国家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困扰传统中央权力对乡村社会渗透能力低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权着重通过组织整合策略把国家政权体系下沉到广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通过政权组织下乡策略将长期分散的农村重新整合起来，把受传统社会影响较深的农民组织起来，并把权力体系延伸到村庄，最终确立了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组织领导地位，把乡土社会整合到现代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国家把政权力量努力延伸到广大的乡村社会，在宣传教育中，潜移默化地使传统农民不断地国家化[10]，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后盾和群众基础。此外，人民公社不仅是落实生产的经济单位，而且是管理农村社会事务的治理主体，是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国家政权通过人民公社把农民动员起来促使其投身到党和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之中，为国家政权的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国家政权通过“组织下乡”策略有效地在短期内将分散的乡土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把政党和国家意识走进日常的乡村社会生活，使农民对国家政权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地深化，进而党和国家的意志沁入农民的内心世界，最终建构起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认同，由此广大农民融入到党和国家政治体系之中。总之，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组织整合”策略有效地帮助国家政权实现与乡村社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二）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数字整合”
国家政权成功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意义。在乡村社会中，搭建国家与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始终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努力的方向。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实践驱动乡村社会人口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乡村社会已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社会形态，国家政权所整合的乡土社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
在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深度渗透的背景下，大量乡村人口逐渐涌向城市寻求生计，而乡村社会呈现一片衰败景象。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一个固定空间、邻里互助、公共舆论及关系网络等要素而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该社会形态通过一张隐蔽的关系网络搭建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和良性互动。然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对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带来了深刻变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大量村民从乡村社会脱离出来，即便乡村社会结构依然存在，但乡村社会的行动主体结构及其行动逻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呈现“无主体熟人社会”形态。[11]
乡村社会形态的变迁为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带来全新的挑战。一方面，大量村民流失弱化了国家整合乡土社会的民意基础。长期以来，国家政权通过组织和动员策略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整合，如今由于村民外出务工，导致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和动员策略难以生效。随着农村社会大量党员群体的流失，农村政权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被削弱。近年来，虽然农村政权组织不断地尝试探索新形式（自治单元下沉等）、新策略（加强服务型农村党组织建设）等，但是乡村社会人口的变革导致国家整合的成效难以彰显。另一方面，从乡村社会的实践场域看，农村基层政权的“去草根性”削弱整合乡村社会的成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扮演村民眼中的“自己人”角色[12]，村民对农村基层政权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然而，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自上而下运行逻辑加上市场经济改革导致的村民大量流失，致使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渐成为脱离乡村社会中特殊的治理群体，进而成为阻隔国家政权与基层村民之间的内在联络，长此以往将弱化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效力。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工具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现代网络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乡村社会结构进行深度交融。在互联网下乡的新时代，互联网嵌入乡村社会重构了乡村社会运行的社会基础，使得传统乡村熟人社会运行机制在互联网平台上得以虚拟呈现。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载体，具有明确的社会边界，而互联网嵌入乡村社会使得分散在不同城市的村民能够实现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之间的跨时空关联，使村民在互联网平台上重新聚合起来，给予个体一个灵活的生活方式和地理分散关系的纵横交错景象。[13]工作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本村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在线上实现虚拟交流，最大程度地将跨时空背景下的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连接起来。
乡村数字化实践为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国家政权巧妙地基于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化策略把国家政权的意图准确地传递到分散在不同时空的本村村民，使得国家政权得以通过虚拟化策略实现数字整合，最终实现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组织整合”和“数字整合”的双重实践逻辑。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上，农村政权组织把具体的社会事务发布在虚拟平台上，村民便可就村庄公共议题在虚拟平台上展开对话、讨论协商，在综合考虑村民们不同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最终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国家政权与分散在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之间的距离。总之，在互联网下乡的新时代，国家整合乡土社会的数字化策略是组织整合的必要补充，为国家政权深度整合乡村提供一个必要的补充。
二、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数字整合的实践逻辑
随着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致使国家政权整合对象（乡村社会形态）面临着新情况。乡村社会的新形态直接导致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成效难以彰显，如何在“组织整合”的基础上，推动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深度整合成为需要着力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某种意义上，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层政权的角色扮演。互联网技术在农村社会日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优化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进路。针对当前村民大量流向城市的现实，互联网技术所建造的“虚拟型公共平台”成为国家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新阵地。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渗透，散落在不同时空（不同城市）的本村村民可以实时通过各类互联网平台在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有效对接和自由穿行。[14]通过互联网平台，农村基层组织可以巧妙地将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公共服务项目等内容通过虚拟方式传递给分散在不同城市的本村村民，亦通过虚拟平台收集民众意见，实现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
(一）政策整合：国家意图与基层村民的数字化衔接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擅长依据政策来治理国家和改造社会，搭建国家政权与基层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形成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深度渗透的基本态势。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政策文本的功能，进而通过政策把分散的农民朝向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农民心中植入和培育政党意识，让农民领悟党和国家是农民利益的忠贞代表，最终促进农民形成沿着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走的政治心理。基层农村政权组织主要负责落实政策文本，正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传送带作用把涉及农村生产、生活的各种具体政策传递给农村广大村民, 最终强化党和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和整合。
近年来，乡村社会中大量村民流失导致农村基层政权的政策渗透和整合能力弱化。[15]基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村庄人口包含“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两类。农村政权组织如何通过政策把日益分散化的农村社会组织起来，夯实党和国家的运行基础，优化乡村治理机制。此外，学术界和实务者到基层调研经常会听到农民谈到“中央政策是好的，但到乡村社会则出现了错位”的论断。长此以往，如果村民只认可党和国家的政策文本，而对农村政权组织的政策传达持不信任态度，则会危害党中央和国家的有效治理的根基。[16]
“互联网下乡”为国家政权提升政策渗透能力提供机遇。新中国成立初期，村干部通过广播喇叭可以将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传递到村民心中，“开会”是落实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形式。[10]当下，村民基于生计外出务工的现实导致通过“开会”方式把党的政策传递到广大村民心中变得日益艰难。在数字乡村建设时代，随着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情境的深度交织，打工村民与留守村民可以基于互联网平台实现村民之间的线上联络和虚拟交流，营造出一个虚拟型公共平台，为农村政权组织把党和国家最新政策指示有效地传递给分散在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提供机会。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平台便于农村政权组织有效地把党和国家最新的政策、精神传递给散落在时空背景下的村民，使广大村民能够时刻感受到党和国家就在身边的关键渠道。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而搭建的虚拟平台可以有效地将党的政策、方针以虚拟的方式跨越时空限制传递到散落在不同城市的同村村民，重构广大农民对党中央和国家的政治信任，强化党的政策整合能力。
同时，互联网实践介入乡村社会为农村政权组织的积极宣传国家相关政策开创新思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政策通常以“标语”和“口号”的方式对广大村民进行整合，这对村民理解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具有强烈的渲染力，在引导农民政治心理上具有启发性作用。在互联网下乡时代，标语和口号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和深入人心的效果达到整合乡村社会的目的。农村政权组织基于互联网平台以“虚拟化”策略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到广大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和政治心理活动之中，将党的意识以虚拟化的方式“灌输”到乡村社会，从而使党和国家的意图与乡土社会高度融合，最终实现国家意志与基层社会的数字化衔接。比如，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数字化信息正在向乡村社会延伸，政务服务网、“粤省事”“粤商通”等惠民App不断向广大乡村社会延伸，不仅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满足民众对服务的差异化需求，而且缓解了国家、地方政府及村民个体之间对政策理解的偏差，有效地把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以数字化策略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散落在不同时空下的村民，提升国家的政策整合能力。
(二）民意整合：基层政权与基层农民的数字化协商
农村政权组织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社会中重要的治理主体，主要负责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联系村民等任务。农村政权组织是使广大村民组织起来的领导力量，以党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村民为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奠定基础。其不仅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政治支撑，而且是夯实国家政权民意基础的行动主体。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强化了农村党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领导权。然而，近年来农村党组织的脱离草根性导致“村霸治村”“金钱贿选”等现象层出不穷，削弱了党在广大农民心中的公信力，对党和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带来挑战。
互联网下乡所营造的虚拟平台可以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农民心智，促使其向新时代农民转变，为凝聚民意奠定基础。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打破了农民交流的地域限制，开拓了农民的眼界。村民根据自身需求潜移默化地学习法治时代的生存技能、拓宽村民获取最新知识的渠道，为村庄有效治理奠定基础。比如1999年兴起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以全媒体为载体创新民主恳谈形式，形成了互联网特色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温岭民主恳谈实践以互联网平台（IPTV、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为载体，聚焦基层社会中的难点痛点问题，秉承众人之事众人协商的原则，寻求村民意愿和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广泛地收集民意，深入化解矛盾，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共识。在农村政权组织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村民也可以基于自身利益的不同考量，通过互联网平台展开沟通、协调、引导，对优化农村政权组织工作展开在线协商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互联网普及以前，村民通常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与农村政权组织进行交流和沟通，而今村民可以基于虚拟型公共平台对党和国家最新相关政策展开多方面的讨论和交流，农村政权组织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平台发布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搭建起村民与农村政权组织的互动机制，有效地促进村民对中央精神的领会，最终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群众路线机制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得以崭新体现。村民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方式积极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能够培养村民的公共精神，引导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夯实执政的民意基础。
互联网下乡背景下村民对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优化了党中央、农村政权组织及村民之间的关系，互联网平台将中央的精神理念与广大村民的内在需求直接联系起来，村民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直接了解中央的最新精神，搭建党和国家与基层村民之间的信息直通渠道，破解了中央的精神与农村政权组织之间对相关政策文本的认知和解读偏差。村民基于互联网平台直接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对农村政权组织的不良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对其违法行为给予一定的压力。村民可以基于互联网平台感知中央的文件精神，并与农村政权组织传达内容进行对比，有效地优化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态，为夯实执政党的民意基础提供重要机遇。总之，农村政权组织在党和国家与广大村民之间扮演“上传下达”的角色，互联网下乡实践增添了建构党和国家、农村政权组织及广大村民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的空间，为推动国家政权与基层村民之间的数字化协商奠定基础。
（三）认同整合：基层政权运行中塑造数字化服务
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来源于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农民利益的重要使命。党和国家不断地制定和调整政策以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改善民生、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并通过政治系统把党和国家的文件精神传送到广大村民心中，建构起广大村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心理认同。这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与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树立了党和国家在广大村民心中的崇高地位，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情感衔接。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培育村民政治心理认同具有诸多策略，但是公共服务职能在十九大以后成为农村政权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公共服务对广大村民形成对执政党的行为依从和心理认同具有促进作用。然而，村民个体化、农村空心化使得农村政权组织难以精准且有效地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项目。为了寻求生计，村民大都选择外出务工的方式来补贴家用，同村村民可能会分布在不同城市工作，促使农村政权组织难以建立起与广大村民实现良性衔接，最终导致村民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逐渐弱化。
面对日益个体化、衰败化的乡村社会，广大村民的分散性弱化了农村政权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形成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化的难题。如何确保农村政权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精准地传递给分布在不同城市的村民成为农村政权组织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互联网下乡的背景下，村民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增添一种创新农村政权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可能路径。智能手机的普及拉近了党和国家与广大农民之间情感距离，构建村民对党和国家的心理认同提供了契机。农村政权组织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把公共服务项目传递给广大村民，实现以数字化服务来建构广大村民对国家政权的心理认同。散落在不同城市的同村村民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展开交流和联系，缩小了村民与村庄交流的机会成本。
互联网作为实践平台，能够把农村政权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数字化方式传递到分布在不同城市的村民，让村民时刻感知“党和国家的在场”，村民亦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把自己的公共服务诉求传递给农村政权组织，最终搭建起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比如，广东省在数字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江门市在全市乡村推行政务服务“线上办”“就近办”，数字服务实施率100%，网办率60%；乡村数字服务与村民的服务需求实现有效对接；清远市连州亦积极开发和尝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服务改革，着实推进三级医疗健康服务网络的集约化、智能化，大大满足村民对医疗健康服务的差异化需求；梅州则依据数字化平台搭建起智慧法律服务平台，为不同时空下的村民提供远程法律服务（咨询、调节等），满足分散在不同地区村民对法律服务项目的差异化需求。广东数字乡村服务改革表明，无论村民身居何处，都能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服务触角，最终实现以“数字服务”塑造村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种双向互动逻辑巧妙地将党和国家的服务内容和精神理念以数字化方式带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共服务网络的形成可以拉近村民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距离，使农民时刻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和关爱，最终为形成村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心理认同奠定基础。
总之，国家政权不仅需要通过强制的方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而且更需要通过服务的方式将党和国家的意图在乡村社会做实，实现国家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双重进路。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不仅需要“制度性整合”（硬性整合）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服务性整合”[17]（柔性整合）的方式促进村民对国家政权的深厚的心理认同。在互联网下乡新时代，数字化农村公共服务增添了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实践路径，且为强化广大村民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心理认同增加一条路径。
三、结论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通过“政党下乡”“政策下乡”“行政下乡”等不同的实践进路，把零散的传统的“乡绅社会”整合到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的“政治社会”，实现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组织整合”。那么，在乡村社会形态变革的背景下，互联网下乡的新时代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出现了新的动向。
乡村数字化实践为国家整合乡土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互联网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广泛应用为国家政权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奠定基础。国家政权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创造性地通过“政策整合”“民意整合”及“认同整合”来建构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互联网技术与乡村社会融合的新时代，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广大村民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心理认同，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意义。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数字化策略是已有整合路径的必要补充，成为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新图景，为国家政权深度整合乡土社会添列一个新途径。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推进数字中国进程的关键步骤，而且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新时代，互联网技术为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带来契机的同时也为农村政权组织建设带来一定的挑战。互联网下乡的过程亦是激活村民心智的过程，这必然带来村民自主意识的显著提升，进而对农村政权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基层组织而言，农村政权组织应积极主动拥抱“互联网+”模式嵌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数字化策略将国家意志与广大村民勾连起来。农村政权组织应整合微信群、QQ群、抖音App、快手App等网络技术平台，搭建政权组织和村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桥梁，并利用互联网平台巧妙且精准地把精准扶贫、新农合医疗、政府粮食补贴等信息及时传递给分散在不同城市的本村村民，主动地做到信息公开，在无形之中把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渗透到广大村民心理。对村干部而言，村干部应该加强自我修炼，培养工作创新能力、协调关系能力、处理复杂公共事务能力，主动学习互联网技术，善于应用互联网技术来服务群众、教育群众及团结群众等，有效形成“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
郭明，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乡村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2019年度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拆迁安置区中‘新市民’的社区认同研究”（项目号：GD19YZZ01）；2020年度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制度理论研究专项课题“共同体视域下城乡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路径研究”（项目号：GD20ZD25）；2020年度广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州市‘三旧改造’中安置居民的社区认同培育研究”（项目号：2020GZGJ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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