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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恩（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生物大分子科教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制造2025》，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上新台阶。在这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中，执牛耳者，将执天下。

基础研究的内涵与使命

基础研究的内涵

基础研究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中，除少数纯基础研究以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应用导向。中国近年实施的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强调全链条设计，其中基础研究更是被打上了“应用目的”的烙印。

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的界限其实非常模糊。前沿技术是近10多年出现的概念。按照定义，前沿技术是高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这三性，也符合基础研究特征。在国内开展的前沿技术研究当中，许多在国外已经商业化，这样的技术，就只能称为跟踪技术，至多是“ me better（我更好）”。

什么是前沿技术

真正的前沿技术或属基础研究范畴，如药物靶标的发现、新型疫苗研究、分子网络育种、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癌症的免疫治疗、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智能感知、类脑与人工智能、三维虚拟现实、高温超导、智能材料、极端环境制造、第四代核能、聚变能、氢能、环境生物整治、空间技术瓶颈等。

信息技术是典型的应用性技术，也是基于科学的技术。当年的计算机、晶体管和场效应晶体管、集成电路、无线电通讯、光纤、网络技术等的发明，大都获得诺贝尔奖或图灵奖。开拓中的量子信息技术本身已经贴上多项量子物理学诺贝尔奖标签。

我国基础研究的使命

新的时期，基础研究要跳出传统定义的约束，其使命应该包括：

1. 坚持纯科学研究，探索自然奥秘，促进科技自身发展；

2. 针对国计民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基础性研究，提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由此，真正实现“双轮驱动”。

如何给基础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持续繁荣中国的基础研究，头绪万千。笔者结合在管理机构和科研一线工作的体会，提出几个管理层面需要关注的问题。

强化基础研究投入

自从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以后，中国科技投入持续以两位数增长，数年间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投入国，极大推动了科技整体发展。

然而，其中用于基础研究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左右，远远低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大约15%）。多年来，这已经成为科技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过低显然不利于原始性创新；另一种意见则质疑科技统计渠道的合理性。

我们对基础研究的内涵和投入模式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R & D的比例确实过低，主要原因是企业R & D支出占国内总R & D支出的比重大（约75%），且主要用于产品开发。若要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企业的R & D支出结构需作重大调整，这在现阶段几乎不可能。这归因于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阶段，发展经济是优先选项。

当前，中国已经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创新原动力尤其重要。我们从华为等企业的发展实践中，看到了这种希望。企业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展与行业发展相关的基础研究，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有现实意义。

政府一方面还要继续推进落实与企业发展有关的创新驱动政策，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强化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中国2025年成为制造强国，一定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积累和创造性的贡献。

调整科技资助模式

20世纪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将科研机构的拨款制改为竞争性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对打破“铁饭碗”，用好有限的科技资源，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构建了含五个分体系、逻辑分工互联的宏大创新体系。但在国家财政经费支持方面，仍然延续竞争性为主的支持模式。现实状况是，高校的体量越来越大，人才众多，社会资源广泛，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而国家科研院所的竞争力则不断弱化，高端人才流出严重。

还有一个现象：由于预算资源不足，国家科研院所人员不得不在外自行寻找合作伙伴，反过来与院内机构人员相互竞争，这大大削弱了国家科研院所的内部协调能力。再有，已经获得财政高额稳定支持的团队和基地、机构，均还能去申请竞争性经费。宏观来看，这是一种无序竞争。

中国目前R & D人均研究经费为37万元人民币，计划2020年达到50万元人民币，仍只相当于几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对提高经费使用效率、防止滋生不良风气十分重要。

建议采用国际上成熟的经验，对不同的创新单元采用不同的支持模式。例如，高校人才众多、研究生生源丰富、创新活跃，适合自由探索研究，主要通过竞争性渠道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机制来支持。而国家科研机构定位于战略性和长期性定向基础研究，适合预算性支持，且不宜再申请竞争性经费（应用性研究机构除外）。机构和基地是“铁打的营盘”，人员可以流动，并接受外部评估。合理的分类支持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创新体系各创新单元的效能，并实质性地促进合作。

营造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围

科研文化没有现成的定义。中科院的院训“唯实、求真、协力、创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科研文化，并被中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主动践行。科研文化其实具有全球属性，是每一位科学研究从业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行为准则。

当前有几个现象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学术不端屡有发生，不断触及道德底线，侵蚀着科学精神。有一种观点认为，论文造假与不合理的评价有关。的确，分类评价需要切实落实，但在同样条件下，绝大多数人还是讲原则的，这是道德的力量。因此，治理学术不端，需要各级管理层和科技界共同努力。

二是人才计划有“帽子”化趋势。各类人才计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在人才计划过多，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许多头衔还演变成“帽子”，分层次地与个人待遇和科技资源配置挂钩，高尚的精神激励和荣誉激励若变成低级的功利导向，负面效应将不可忽视，这已受到科技界普遍关切。

应该看到，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年轻的科研队伍，而且科研产出指标令人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营造一个和谐公平、人尽其才、潜心科研的环境氛围，是广大科研人员最为需要的。因此建议人才计划瘦身。良好的科研文化滋养创新的种子，需要精心营造与呵护。

科学知识是人类共同财富，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且有特殊的国情，不仅要为人类作更多的科学贡献，还需要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和重大发明创造，而这些均寓于深厚的基础研究积累。

中国科技水平已经今非昔比，通过进一步调整体制机制，营造宽松环境，全面夯实基础研究，新中国百年之时建成科技强国，不是梦！

张先恩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1993年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任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生命科学与分析化学的交叉前沿; 2002年调任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 从事国家基础研究宏观管理; 2013年回归科研一线,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任研究员, 从事生物传感和纳米生物学研究, 兼任APEC首席科学顾问会议中国代表(2013, 2015, 2016) 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95年获得加拿大Alberta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文章节选自：

张先恩. 科技强国植根于深厚的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5): 49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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