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 |《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冰与火之歌

原创 2016-07-08 柏雅深焦DeepFocus

作者 | 柏雅（北京）

审读 | 谌三喜（北京）

编辑 | 王止各（南昌）

拗口的片名，两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词——爱森斯坦：苏联电影宗师，蒙太奇理论之先驱；瓜纳华托：墨西哥山城，奇伟、绚丽、诡怪。这些名号与形容词可以随手百度得来，并且只需略微深究，本片故事的内核便能水落石出——爱森斯坦所代表的莫斯科与瓜城所代表的墨西哥之对立。前者严寒，后者酷热；前者沉重，后者轻佻；前者悲壮，后者通达。而本片中所有的故事与冲突都在这悬殊对立中产生。故事的背景是爱森斯坦在1931年来到瓜纳华托拍摄计划名为《墨西哥万岁》的影片，第一次踏上中美洲这片神奇的土地。片中爱森斯坦的主要角色并不是电影大师，也不是英雄，而是一个来自莫斯科的普通人。故事的内核便是这个普通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在十天里对未知的世界、未知的文明、未知的性与死亡观之探索。

瓜纳华托

爱森斯坦身披着癫狂和蒙太奇而来。本片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用极反常规的三联画形式构建着这个人物。在狭小的样本内将时间线敲碎，再重新拼贴，循环往复。仙人掌、枯树、光秃的山丘，配上《罢工》、《战舰波将金号》和《十月》中的片段。这是爱森斯坦与瓜纳华托的第一次碰撞。他夸张地挥舞双手，大谈着莫斯科与墨西哥的苍蝇，然后再漫不经心地走下座驾。迎接他的是墨西哥“国师”迭戈·里维拉，还有本片的另一位主角——卡涅多。他热情、俊美，带着加勒比海式的浪漫，仿佛瓜纳华托的化身。这人身上赋着阴柔，又氤氲着蛮力，有着一种超出爱森斯坦认知的美。

爱森斯坦独自坐在瓜城的小广场上，伴着刺眼的阳光、五彩斑斓的建筑和热辣的龙舌兰酒。他踉跄地闯进瓜城神秘的隧道里。那里有诡异的灵修者、商贩和妓女。这一切在爱森斯坦脑里胃里翻滚、发酵、相互作用。他终于水土不服，疯狂地在隧道里呕吐。不出所料，卡涅多出现，将他拖回房间盥洗。爱森斯坦也自然地将身体裸露着交给面前这个男人。这时他对爱森斯坦来讲已不再只是花瓶与向导，更是辽阔的墨西哥湾。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一扇门已被迫打开。至此，爱森斯坦在墨西哥的“受洗”已进行了一半，而真正震撼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两人一起步入瓜城的木乃伊博物馆，里面藏着数百具天然风干的尸骸，姿态各异，面容可怖。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随之响起，在这个环境里显得异常悲怆。这像是爱森斯坦脑海中的音乐。因为这便是俄罗斯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敬畏、神秘而隆重，也正如这个民族的气质——永远阴郁，永远脱不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剧气质。爱森斯坦面色凝重，在死尸中踱步，而格林纳威却用游动着的高光把尸骸们照得一览无余，像在墨西哥人头顶祖祖辈辈高悬着的太阳，让所有的阴影和黑暗都无处藏身。这场戏随后以闹剧收场，苏联人碰掉了一块“天花板”，石灰沾满了他的白色西装。卡涅多大笑。这次“死亡之旅”在戏谑中结束。

片中的爱森斯坦虽看似顽皮幼稚，却还是像典型的俄罗斯人那样自负和深邃。他不能理解为何墨西哥人将死人大大方方地晾晒在众人面前以供参观，甚至消费死人、以此为乐——这分明是种喜剧化的表现。在他的词典里，死亡几乎与悲剧等价，就像描写敖德萨阶梯上被沙皇军队屠戮的平民。他绝不会想到让死亡这件事沾染上喜剧的色彩。而墨西哥人恰恰就这么做了。他震惊、疑惑，却也将很快得到解答。

爱森斯坦和卡涅多走进一个墓园。这个墓园少了应有的庄严与肃穆，竟然像花园一样五彩缤纷。爱森斯坦感叹：“死神在烈日下如此之近。”他终于得到答案——俄罗斯人对死神敬而远之，而墨西哥人把死神当作朋友。就像卡涅多所说：“死神在墓园门口跟我们打招呼，礼貌地陪我们散步。我们与死神同撑一把阳伞漫步，也在同一片阴翳下纳凉。最好把死神当成朋友，而不是陌生人。”爱森斯坦豁然开朗。他懒散地坐在墓碑上谈起莫斯科与墨西哥的死神。卡涅多说：“你已经把自己介绍给墨西哥的死神了，或许你现在该把自己介绍给墨西哥的性神了。”是啊，当死亡前所未有得接近，性还会远吗？

俄罗斯的性神大概活在没有重力的世界里，从来只射出水平笔直的箭——阳为阳，阴为阴；然而，墨西哥的性神却总射出抛物线的箭，将阴阳糅为一体。顺理成章，二人于雨夜交合。红旗落定，爱森斯坦认识了墨西哥的性神。

故事至此，作者兑现了规定情境中的最主要矛盾——冰与火，即爱森斯坦与瓜纳华托。后来故事中他被迫离开卡涅多和瓜纳华托，返回苏联，大可视为主线结束后的余震，不必多提。

笔者以为，悲剧的人生态度是向上的，而喜剧的人生态度则是向下的——即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就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由此观之，可总结为：人生观向上的俄国人爱森斯坦接受向下的人生观的一次洗礼。实不愧称之为“震撼爱森斯坦的十天”。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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