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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说:《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破解经营转型难题? | 德外荐读

李鸿谷 德外5号 2023-04-12


新媒体时代,杂志被潮流痛击,广告下跌,终端消失,道路何在?如何破局?《三联生活周刊》做出历史性的选择:唯有电商化,进入互联网渠道。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的电商订阅,带来了30%的增量,互联网渠道真正成型。

2017年,三联由一本杂志转变成一家杂志公司。在之后四年的成长期内,三联推进内容的互联网化,以微信、微博为突破,成为公域流量里的头部产品。以音频为产品切进知识付费赛道。上线三联数字刊,增加播客,使之成为知识付费内容之外,另一个收益来源......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安全来自创新”,这或许是三联经营在互联网竞技场华丽转身的秘诀吧。

下文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先生执笔的自述体文章,内容有删减,小标题为小编根据李鸿谷先生的自述对三联几个转型节点的提炼。


图注:《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蔡小川 摄)

不要想赢,不输才是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每年有一个编辑部年度选题讨论会,2019年底,陈赛在会上提出:我们能不能做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的少年版?为什么不可以?我让陈赛与周旭共同商定纸张与印制,陈赛提出稿酬预算,周旭测算成本评估销售。他俩讨论后,提出一个激进的方案:2020年一年出四期,四本众筹,打包销售,只走电商渠道。


我又有了新问题:所有费用加起来,我们销售多少,可以打平成本?新媒体时代,创办一本纸质新杂志,不要想赢,不输才是重点!


陈赛做过《新知》的编辑——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生长出来的一本新杂志,是周刊事业发展的标志,苗炜负责创建它。《新知》是他践行自己杂志梦想的一个机会。只是,《新知》诞生之际,新媒体/移动终端形成浪潮,至今仍席卷并挟裹着所有媒体,一本新杂志生存维艰。


在媒介转换年代,纸质杂志《少年》竟然成为爆款,出乎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的意料,这的确是传奇性故事。任何新事业,不输,以及如何避免输,很关键。


如果只是立足于不输,我们也不会有未来!


那些必须考虑如何避免输的决策,前提是你已经决定追求赢!从零到一,站在零的地上,你决定去赢,去走那条可能没有人走过的路,之后,漫漫长夜,日日积累,所有努力叠加,偶尔,你可能有了一次跳跃的机会比如《少年》之于发行的渠道转轨。跳升成为一,是一次蜕变,关键时刻,不输就会赢!为获得这个机会,周旭和他的发行部团队,有足够长时间的努力。


道路在哪?破局不易


新媒体时代,杂志被潮流痛击,一个是广告下跌;另一个是发行,城市的报刊亭越来越少,机场与地铁站书店的“入网费”越来越高,终端的消失,才是杂志恐惧与末日感的直接来源。


杂志销售终端的锐减,冲击的是结构。市场经济兴起,成就了一小批诸如《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杂志,他们因其影响力,获得了大量的广告投放。互联网时代,资讯聚合客户端,社交媒体平台快速成长,杂志广告也飞速转移了——广告转移与终端消失的挑战并至,生存根基动摇,这个行业还有未来吗?


我接任主编,第一个重大决策,是2016年《三联生活周刊》提高定价,逆市上涨。这是为了对抗颓唐的士气,一种信心表达!接下来必须回归杂志发行本身,提高实销率与利润率。当时推出强硬政策,如果达不到65%实销率,减少供货。实销率的强约束,目标是建立杂志独立的营收体系,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报刊亭锐减、杂志销售终端行将消失的困局。


道路何在?唯有电商化,进入互联网渠道。这是那次“双11”,我们必须破的局。


破局不易。所有从零到一,除了战略正确,还有战略之下的策略与执行,两者之间,是对现实的真实认识。


《三联生活周刊》发行渠道的转轨与电商化,有两重挑战,一方面,几乎所有出版机构的发行部,都是“批发商”——他们站在出版食物链顶端,“批发”出图书或杂志,一级一级销售代理出货回款。而做电商,是你要亲自下场,自己开网店,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里,熟悉并把握瞬息万变的渠道,占据足够大的份额。由“批发”而“零售”,首先在观念上,就不容易转变。这是传统的、共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性问题则是:在报刊亭未销售完的过刊,我们的政策只要求撕下封面寄回杂志社即可。电商风起云涌,便宜是王道,一大批没有封面的《三联生活周刊》泛滥于网络,“一元”可售,如此景况,我们官方商铺的正版杂志,完全沉入互联网海底,毫无立足之地,根本谈不上控制定价权——电商之根本。


“双11”那通电话之后,我明白了这一切。残酷而真实的现实就在眼前,既然无退路,我们就从这里起步吧!


2020年,公司计划创办《少年》,经过艰苦的清场、控价以及渠道拓展——解决前述种种问题之后,发行部有胆下场,开始使用纯粹的电商渠道了。我们是否就此完成了“一”的蜕变,渠道完全互联网化了?并没有。


对于发行部还有周旭,挑战在第二年。前一年,2020年,因为疫情报道,周刊单期销售创下历史纪录,《少年》也乘风破了电商的浪,但检验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互联网渠道,《三联生活周刊》才是绕不开的试金石。2021年,我很奇怪经常要签批周刊的加印报告,甚至新杂志刚上市就要求加印,为何?问了一下,发行部正在全力开拓互联网的中盘,同时冲刺我们在各电商平台的旗舰店——全年订单因此纷纷而来。


这一年,《三联生活周刊》的电商订阅,带来了30%的增量。这算得上一个奇迹了,我们的互联网渠道,真正成型。


如果杂志最传统的销售渠道都可以转型互联网,那么,过去我们想象的危险——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替代,或许只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残酷误会。互联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你必须进入与适应的生存空间。


媒介转换时代,内容互联网化尝试


我那些了不起的同事,构成了周刊的过去,也正在创造未来。一个内容生产机构,让他的同事绽放,在媒介转换时代,需要创造更多的平台。
新浪微博2009年8月上线,几乎同时,《三联生活周刊》官微入驻。腾讯微信上线后,我们的公众号也仅一年后就进入了。中国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实践,最初的时候,就是进入内容聚合/微博与通讯社交/微信平台,这是传统媒体内容互联网化的开始。
微博、微信,发展路径各不相同。发端于门户网站的新浪微博,一开始就是大V导向+资讯传播,这使它迅速成为信息中心舆论平台;而源头由即时通讯替代QQ演化而来的微信,传播以朋友圈的社交分享为主。相当长的时间里,双微都只对流量兴致高昂,不怎么在乎收益。
于是,微博在硬资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最终定型于“热搜”——舆情风向标。微信是另一种基因,它是替代电话的网络即时通讯升级版,增加了社交功能,以及朋友圈分享——这是一种非公共性的传播路径,由此创造一种奇特的互联网生态——可以容纳私域流量的公域流量池,一时之间,微信公众号果然可以赚到自己的广告费,众前媒体人因此致富,传说顿起……错位的竞争策略,使微信迅速上位,成为使用最广泛的App。
2017年底,我意识到内容互联网化的微信机会。简单说来,互联网是免费的,那时虽是主流话语却在瓦解之中,虽然有接近2000万粉丝,可只有投入,没有收益,《三联生活周刊》微博也更新乏力。微博本博甚至都不为未来可能的收益画个饼,他们似乎更笃信“免费”。对比于此,微信的收益机会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想象。
中国互联网尤其资讯平台的发展,早期统治性话术:一是“互联网是免费的”蛊惑,二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替代”的恫吓。资本挟此两招,简单粗暴,攻城拔寨,势无可挡。从微观的媒体生态来看,这种互联网扩张策略,除了结构性的制造所谓颗粒度更小、更没有对抗能力的“自媒体”之外,机构媒体被整体抛弃。此时,微信提供的收益机会,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
于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提高微信的稿酬,以投入期待未来的回报;同时让周刊同事对微信稿件写作产生兴趣,自然扩大原创占比。它背后真正的巧妙在于,我们那些原创性的微信文章,无论标题还是行文,可以通过实战,找到互联网表达语态。所谓的转型,内容的互联网化,微观的运作,才是决定宏观战略成败关键。
《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迅速往头部位置进发,2018年平均每天1.5篇10万+,全网排名第八十;2019年每天的10万+达到了1.8篇,全网排名第四十。
我们在微信阵营里快速前进,但微信公众号能够成为周刊主体的新媒体平台吗?更大的疑问是:基于朋友圈传播,一种社交媒体属性的微信公众号,虽与微博“硬资讯”的信息极化道路不同,但也兴冲冲地走在极化的路上。那些特别机灵的“自媒体”,没有事实来源,就放大传播里的情绪,甚至不遗其力——“刚刚”“一招”“吓尿了”……情绪而非事实,构成了传播核心。所谓情绪与偏见主导的“后真相”传播,就是这种,信息茧洞由此生成。


任何机构,只有真正的胜利,才能进化!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22年时间里,有两次这样意义上的胜利。一次是2005年,我们做了5期抗战胜利60周年的系列封面故事,杂志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这次疫情报道,进步更大,报道结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粉丝增长的数量,是过去两年增长之和;曾经不再认真更新的微博,不仅激活,而且日益活跃,粉丝量同样骤增。有此成绩,是公司同仁努力的结果,但更应当感谢微信与微博一线直接的操作人刘凌与孔佑明。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涨粉的故事,而是一次结构性升级。2月10日,疫情报道的窗口期已经结束,我们第一期疫情专刊截稿——开印即大幅加印,预销售24小时后继续加印,之后又两次加印,创周刊销售历史第一。这不只是数据,而是读者对我们微信-微博-中读-杂志内容生产与传播新型结构的肯定。2017年,三联生活传媒公司成立,广告开始独立经营、发行尝试转轨互联网渠道,中读立项进入低成本运行……这所有的努力,需要一个爆点,疫情报道的突破,促使他们完成了各自蜕变。
经此一役,微信也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公共性的内容平台。

站在零的地面,达成“一”的蜕变


2017年1月,我们拿到三联生活传媒公司的营业执照,独立经营广告,有了合法性,李伟负责广告业务的拓展。李伟和他带领的广告部团队面对两重挑战:一方面要把杂志流失的广告客户聚拢,重建信任;另一方面,更具压迫性的是投放的转移,手机客户端成了广告新去处,杂志作为广告载体的价值,比客户流失得更快——他们需要更耐心也更艰难地说服客户留在周刊。
我们也尝试应对,周刊先后开办“松果生活”与“熊猫茶园”,希望以产品的增量来弥补广告的流失;2018年初,提高微信文章稿酬,当然期待它可以成为未来的广告平台。李伟比他当记者时更多地出差,奔波于各个企业,把销售们拿下的广告单,落实成真正的投放。
一年、两年、三年,煎熬并不短暂,我们广告部的同事竭尽全力,收益仍未达到预期。希望形成增量的“松果”与“茶园”,也不理想。从我的角度观察,杂志不再是核心的广告载体,而我们新媒体平台并未成型。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只能熬着,把广告的目标定在稳定,而非增长,更非大幅增长。广告也需要公司结构性地蜕变,一个爆发。
疫情报道的突破,流量骤升、日益活跃的微信微博,迅速上位,果然成了我们广告发布的新平台,2020年广告营收增长超过60%——增量就出自这两个平台。
我们周刊的副主编李伟竟然要转身去做“广告写手”,这是事业起步时艰辛的一面,更深刻的是结构性变化:微信广告高达98%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传统的广告客户-4A公司/分发-广告公司/制作-媒体/发布的供应链与上下游模式,被互联网冲击而瓦解。广告内容与传播,过去广告客户单向度的决定权被分解,权力日益分散与多元。那些能够提供创新性内容、创造传播与流量的媒体,可以占据供应链更重要的位置。
这意味着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广告客户的争夺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我们因应广告销售而建立的策划部,被李伟更精细地划分为定制与原创内容两部分。所谓定制内容,主要指我们微信与微博的内容生产,既然有98%需要我们提供内容,当然需要一个专门的建制来应对。
李伟开始带刘刚来跟我讨论广告部原创内容时,我稍有疑惑,后来明白其间原因是事实与情绪传播的选项差异。简单说来,事实至上以及公共性,是我们杂志安身立命之根本。但是,基于客户需求的写作,它隐含的内核,是“获得感”——更深刻的所获,其实是情绪与情感的。“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方式,虽然我们抵抗,但它确实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未来并不明朗之际,那些有权力做决定的,需要警惕自己的偏见与固执,放手让同事去尝试。广告部的原创内容,主要集中于“生活实验室”微信号发布,其新颖与独特,促使我一次一次转发樊月姣与张婷婷制作的视频与文章。她们找到了一种年轻人的情感公约数:有点自信、有点惶然、横冲直撞、相信未来!这种感觉的心理基础是积极的、建构的。这种表达背后的时代变迁与代际自觉,还可以更深入认知。
当内容供给成为争取客户的关键因素时,文章、视频、活动的策划、创意、执行,就成了我们必须建立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它也使我们的内容生态丰富起来。
2020年,因为疫情报道的突破,全年微信10万+文章达到1105篇,平均每天3篇,全网排名第十五。有此突进,我们的内容生产结构整体进化了。
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并不是。前一年,2019年,我们的新媒体收入占比达到61%。在2020年春节前的年会上,我总结说:第一阶段的新媒体转型已经完成,生存危机能够解除了。公司收入超过一半来自新媒体,这说明我们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初步建成。随后发生疫情,最初担心的是当年营收,但它却成了爆点,因为我们的互联网设施建成,抓住了这次大增长的机会。
这次爆发,那些2017~2018年站在零的地面上布的局,终于达成“一”的蜕变。
2017年4月1日广告独立经营,四年时间,收入过亿;
2017年11月11日发行启动电商转型,四年时间,《少年》起势,之后《三联生活周刊》电商渠道大幅增长,现在又以“地理中国”为本,开始探索图书的电商渠道;
2018年7月1日中国出版集团第一笔募投款到位,中读进入实质性运营,四年时间,开始盈利。
三联生活传媒公司成立,一本杂志的编辑部在2017年转变成一家杂志公司,从这时开始,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初步长成了自己。
隐约间,四年之期,成为我们认为成长需要的时间。
四年时间,各个项目成长路径并不相同。转型与融合,周刊从微信、微博进入,是内容的互联网化的潮流性路径,它考验的是你能否成为头部;另一种路径,用互联网化方式生产内容——我们创立的三联中读,挑战的是如何找到互联网里独特的自我。
三联中读进入互联网这个竞技场,是以音频为产品切进知识付费赛道的,这是对“互联网是免费的”的一种校正。初期,音频产品的溢价,使包括三联中读在内的新媒体项目,相对顺利地获得了“早发”优势。很快,知识付费这个赛道开始拥挤,其容量究竟有多大,成为问题,至少资本市场并没有那么乐观。于是,音频与知识付费一如其他互联网产品,度过自己因为资本加持与鼓噪的观念膨胀期——所谓“风口”之后,开始重新寻找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能在知识付费赛道上创造出更新颖的产品吗?我和钦峥组织中读的产品、技术总监与内容编辑,还有外部专业人士,每周一次,进行了一年多的AI应用讨论,逐渐聚焦,进入产品阶段。
我们需要投入进去,联结学术与应用,完成两者转换吗?反复思考与琢磨,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回到现实。
周刊内容的互联网化,以微信、微博为突破,我们成为公域流量里的头部产品,这些公域流量如何创造性地导向三联中读,转化成我们的私域流量,既是挑战,更是三联中读成长的关键。
循此路径,2021年我们上线三联数字刊,包括《三联生活周刊》《读书》《爱乐》听读一体化,增加播客,使之成为知识付费内容之外,另一个收益来源;2022年,则是官网改造重新面世。未来的三联中读,搭建公司所有内容产品的全媒体平台的同时,紧跟互联网的发展节奏,在原创内容聚合与公域私域流量汇集这样一种生态创造过程中,使自己成为领先性的互联网内容产品。


结语


创新,从零到一,蜕变一旦完成,生长自有逻辑。发行电商之路,走向了更广泛的文化产品渠道拓展;地理与考古中国,也有自己未来“三联中国史”的目标;广告的内容导向使自己开始新物种进化……所谓未来,在于现在——在零的地面上,你选择什么?


对于三联生活传媒公司来说,它从一个编辑部蜕变成一家内容公司,保证它持续性成长的关键因素,是它必须每年从零的地面,选择一个未来将赢的方向。
每年,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开始。
我大学学的是体育,我们的篮球老师在球场上经常会飙出一句金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句浪漫之言,确实容易点燃年轻人的理想情怀。
很多年以后,理想落地现实,发现真实的生存:安全来自创新。


编者按: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作者:李鸿谷《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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