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高考状元有何不可？ | 圆桌论坛 第0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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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015期——炒作高考状元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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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布
今年三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不得宣传炒作所谓‘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陆续放榜，如往年那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高考状元”的现象今年销声匿迹，一些地方和学校也不如往年那样高调宣传“升学率”、“重本率”了。
这是为什么？
上半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做出了回答，这是对考试评价的“减负”，也是对老师教学、家长学生与社会的“减负”。他指出，要改变评价方式，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建立健康的教育秩序，构建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提高社会的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这也是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举措的体现。此外，这种炒作还会对考生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炒作高考状元与促进教育公平、树立正确教育观没有直接联系，对“高考状元”的关注也是对他们努力的肯定，能够发掘高效的学习方法，鼓励后辈们努力学习，是新闻市场的经济选择；需要禁止的只是诸如商家借助“高考状元”非法获利、过度打扰考生生活等违法行动，和学校借此侵占过多教育资源的行为。
如何看待炒作“高考状元”的现象，它会对我们的生活、教育造成怎样的影响？炒作“高考状元”有何不可呢？
嘉宾介绍
主持人：
包涵川
吉林大学
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参与嘉宾：
王伯承
上海海事大学讲师
社会学博士
潘 博
吉林大学
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李胜蓝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点评嘉宾：
刁 桐
大连海事大学讲师
政治学博士
观点阐释
王伯承
对于这一议题，我们需要先搁置争议 “宣传高考状元”到底好不好，应不应该。我们得跳出来，我们要厘清概念——什么是“状元”，为什么现代人喜欢追逐这个已经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词汇；不然，就是自说自话，不能正本清源，分析则毫无意义。
我们说状元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直接产物，科举制改变了之前的九品中正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以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继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使得有能力的社会底层人士获得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状元作为这种制度安排下最为优秀的佼佼者，自然获得人们的青睐，这是底层民众期望通过考试获得自身命运转变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不能强行打压，要用适当合理的方式来引导，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其实，关于教育平等以及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问题一直、以后都是社会热点话题。状元作为底层民众的一种情怀，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只是可能被人不当利用和异化曲解。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创造了教育界的奇迹，在她的3882名毕业生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获奖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办不到的。没错，说的太对，说的太好。这可能是题外话，但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我们抽丝剥茧发现，西南联大本质是精英教育，对底层人士来说高不可及。而我们现在的高校几乎都是大众教育，我们渴望通过教育摆脱阶层的固化，进而带来向上层社会的流动——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普通人的心理需求——这成为培养我们“状元”情怀的沃土。以衡水中学为例，2011年的高考，该校的成绩近乎疯狂，除包揽河北省文理科第一名，还有七人、六人分别进入省文理科前十名。在省前200名中，衡水中学的学生占了近一半。此后年年，衡中都在争议中稳步前行，升学率居高不下，高分段令人发指。与之相对应的，是衡水地区在河北省的经济排名。在2017年河北11个地级以上城市GDP排名中，诞生状元的衡水GDP总量倒数第一——正因为我穷，所以“我要考过高富帅 战胜官二代”。
从状元的含金量来看，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封建社会科举制1300余年的历史，科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大概两年产生一个状元；而当今的高考制度，全国每年有68个高考状元。对民间的状元情怀要用适当合理的方式来引导，前提是要建立在对状元的准确认识上。
潘 博
我认为，当前高考状元炒作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正向炒作，即利用榜样崇拜心理，宣扬“状元”美好前景的预期，凸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这容易形成只重分数而忽视人格健全、身体素质和创新能力等的畸形培育理念。第二种则是负向炒作，即利用负面偏好心理，宣扬“状元”的职业发展与人们预期的不符之处，凸显“读书无用论”的正确性，容易导致不劳而获、知识无用和投机主义等动机的蔓延。
我个人认为，在适度宣传的前提下，高考制度不仅是公平选拔人才、使寒门学子获取社会资本、实现自己或后代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亦可强化公平竞争、勤劳奋斗和尊师重教等价值理念，对于“读书无用论”等错误社会思潮能够起到巨大的遏止作用，错误的是诸如“高考状元炒作”等“过度”或“偏误”行为。之所以对“高考状元”或升学率宣传过度或出现偏误，并且这一现象难以根除，主要是因为高考状元或升学率宣传行为嵌入到了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具体情境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动力机制。
具体而言，在政治方面，当前政策导向发生变化，从教育部到省教育厅对高考状元炒作明令禁止，值得称赞；但是在竞争型体制的作用下，高考录取率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依然具备抓高考成绩、状元和升学率的强烈动机，这种动机会影响到媒体、学校、教师、家长和考生等；在经济方面，有市场需求就会有供给，当前“高考经济”十分发达，学生有需求，家长舍得投入，各类辅导商品和服务自然如火如荼；在文化方面，“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等理念通过代际传播机制，一直留存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家长和考生群体在这些理念影响下，具有巨大动力来克服备考中的困难，并调动全部资源完成理念中的“任务目标”；在社会方面，作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高考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分配机制，其作用不可小视。高考状元自然成为广大寒门学子和家长们励志的榜样，这种社会基础，也是炒作久行不衰的重要成因。
李胜蓝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就作为我国公民获得文凭学历的最主要方式而存在，与每个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因为高考的重要性，才使得高考状元的炒作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除此之外，炒作高考状元的言论甚嚣尘上，与利益相关者利用技术和手段进行操作也不无关系。
对于高考制度公平性问题的讨论一直都难以有较为一致的结论。就个人观点来说，作为人才选拔机制，高考不只是考试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作为社会分层的开始，高考用一种公平的手段，将社会进行分层，它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每个人都有了通过努力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因此是当前我国较为合理和公平的制度。但是高考状元的炒作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到了该制度不够完美的另一面。从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来看，极少数的高考状元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家庭。过度炒作高考状元，将这个问题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不免会引起人们这样的思考：高考制度是在间接制造着、再生产着社会不平等吗？那些优先掌握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家庭将这些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不惜一切花费经济成本，运用社会资本交择校费、上辅导班、买学区房，以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文化精英们对孩子的教育使精英的再生产得以完成。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不胜枚举，那些出生于祖上有功名的家庭中的人有更大几率成为科举的成功者。虽然是参加统一的考试，但实质上，每个人能进入好大学的机会并不完全一致。不仅如此，地域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也会因此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名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指标、分数线等问题也会因为高考状元炒作而加剧社会较低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因此，高考状元的炒作更多的是利益相关者因追逐利益而煽动公众舆论，吸引高考参与者和吃瓜群众围观，为自己制造卖点的一种行动策略，而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是不利的。
观察团质询
To 王伯承：
社会对高考状元的关注，是底层民众的“情怀”，一种通过教育改变阶层的期望，或者寄托。而期望只有实现才能持续，不然只剩下绝望。当大众看到高考状元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取得或未取得耀眼的成功时，这种期望会否出现转变呢，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在禁止追捧高考状元的同时，改善教育资源，让社会对教育保持期望？
To 潘 博：
在您的论述中，高考制度作为公平选拔人才、使寒门学子获取社会资本及实现自己或后代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动力机制，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似乎越来越难以真正体现出社会阶层的流动，实现阶层的跃迁，在高考制度施行以来，这样的倾向愈加明显，这究竟如何解释，抑或者造成这样的原因在哪？此外，政治方面高层对“炒作”高考状元、宣传升学率等行为的明令禁止与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动机是否相悖？
To 李胜蓝：
对于高考状元的炒作会加剧较低阶层的社会剥夺感，并且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炒作高考状元的行为就是一种加剧社会阶级固化的重要因素？
嘉宾回应
王伯承
观察团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被异化了的——当政府颁布禁止状元宣传的禁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因为民间大肆宣扬升学率和状元追捧的现象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譬如过度包装商业化、教育办学政绩化、个体形象网红化等等。因此，官方呼吁：与其过度追捧高考状元，不如沉下心来改善教育资源。
然而，底层有底层的逻辑。“我凭本事考的状元还不让宣传了”，还有人质疑“为什么不能宣传，我们本身经济落后，不宣传教育成就（升学率），还有什么可宣传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是宣传让底层获得了改善教育的资源。
面对禁止宣传状元，往往会陷入“一刀切”的怪圈。让教育回归常态，“让高考状元、升学率不再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并不代表着高考升学率不重要。
面对高考状元和高考升学率，关键不在于宣传不宣传，而在于宣传什么。我们不能“佛系”，亦不能因噎废食。更好的做法是以成熟、理性的心态待之，绝对的“一刀切”有悖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国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情怀。因为绝大多数的状元可以说是成功的，譬如咱们熟知的南京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师童星教授就是状元出生，著名作家刘震云亦是状元出身，还有很多状元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亦不乏商界、证券金融、新闻传播界的大咖······
只是说到了个体化社会，每个人可以拥有更多的成功可能性，不再是华山一条路了。高考不再是独木桥，也并非只有状元才能获得成功，特别是新媒体新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均等地获得各种信息咨询，这可以谓之“扁平化”，阶层之间的拉近了······这是新的契机，亦是新的希望。
前几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则消息：说《新华字典》有个例句，示范了“冒号”的一种常见用法，这个例子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看完后让人忍俊不禁，这哥们是不是脑子挖塌了？但仔细想想，却被震撼到了——1959届的中学生可以靠自我奋斗来改变命运，但时过境已迁，那个年代的可以实现的社会流动，现在却再也无法实现了。对比前后两代人的命运，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对这种社会流动有一个深刻的比喻，“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我们向高处走，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行将踏上之际，这扶梯却戛然而止”。
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不是中国当前社会的痼疾；当今世界范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作为一种良好期许，这是合理的，也应该是被鼓励的，民间的这种状元情结不可能被人为切割，可以而且应该被合理引导，这是我看待高考状元的基本立场。
潘 博
感谢观察团同仁的提问，问题非常有深度，也体现了高度的现实关照。因篇幅有限，我的回答可能无法面面俱到，我从我感兴趣的角度简单回复一下。
第一个问题。高考制度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功能存在一定弱化趋势，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首先，我认为当前高考制度与十几年前乃至高考恢复后存在的不同点是——高考扩招导致生源质量的下降。这或许是高考制度阶层跃迁功能弱化的原因之一。77年恢复高考至今，全国高考录取率从5%激增到75%左右，算上考生基数的扩张，录取生源的质量早不可同日而语。这么多的毕业生，素质能力参差不齐，从总体角度考察，其实现跃升的比例肯定比之前要低。我认为当前高考制度其实更多提供的是一个提升自身视野、能力的平台，一种获取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路径，也为在就业、发展中继续竞争增加了筹码。但是一些没有善用平台的人，比如大量在就读期间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学子，恐怕他们想通过高考制度实现阶层跨越是不太现实的。其次，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背景下，当前存在少数各类资本持有不均和垄断现象，这一现状的确使部分学子阶层流动的通道变得更为狭窄。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我认为的阶层标准，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本的持有量。从了解到的整体情况来看，通过高考实现自己或下一代阶层跃迁、或能够对此产生稳定预期的案例不胜枚举，对于寒门乃至一般家庭学子而言，高考依然具备强大的阶层跃迁功能。当然，寒门和一般家庭学子在运用平台过程中，往往需要具备更为强大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并付出极大的辛勤努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对“炒作”高考状元、宣传升学率等行为的明令禁止与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动机并不相悖。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是成败观，即这个理念是否完全成功了，这个问题是否完全解决了。但在对具体政治问题的审视中，政治学的思维其实非常灵活，它以现实命题为导向，摒弃“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而是根据具体问题现状灵活施策，体现出着重处理主要问题、兼顾各方合理利益、实现动态平衡的务实理念。上述禁令体现了运动性治理的特征，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能够在短期内有效遏止炒作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的不正之风，但这一政策的附带、也是长效功能，就是从官方立场明晰一种政策和理念上的导向，包括公平的竞争理念、对考生自尊心的保护等。这一政策并非要完全取消升学率统计、完全取缔“高考经济”、完全泯灭民众对于学习优异者的推崇，而是着眼于“过度”的部分，通过政策矫正，使对公平竞争、考生心理和教育市场等领域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逐渐淡化、消失，从而使高考制度更为有效、合理地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之前说过，政策执行过程中实际是嵌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场域之中的，其难免会受到一些反作用力，如一些自媒体可能依然会大肆炒作“高考状元”。但是随着相关问题的有效治理，在政策推力与反作用力的对冲当中，高考制度、社会竞争和教育市场等领域的运行逐步摆脱狂热、回归正轨，我认为，这才是禁令推行的原初目的。跳出政策与环境对立冲突的窠臼，而基于更为整体性的视角来进行审视，我个人认为可以更为清晰深入地理解这一问题。
李胜蓝
非常感谢观察团提出质询。我们讨论高考状元的炒作与社会阶层固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高考状元的炒作所起的作用是，通过炒作而引发的社会上愈演愈烈的有关高考状元的讨论，使更多的社会大众开始展开对一个又一个高考状元追根溯源的挖掘、比较，高考状元这一独特群体所展现出的他们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方面所处的相较于其他人的较为明显的优势，引发了人们对当前高考制度并不完美另一面的思考。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优先掌握了各种资本的高考学子，能在跨过获得学历和文凭的门槛时，多了一块较之于常人的垫脚石。炒作高考状元并非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因素，它更多的是将其背后可能隐含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以一个较为隐晦的方式披露出来，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然而，没有一项制度是完美的，它们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不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收获绝对的公平。虽然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不平等完成了再生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高考制度也为寒门学子制造了通过积累文化资本而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平等。
学人点评
刁 桐
大家好，我是大连海事大学教师刁桐，很荣幸参加本期圆桌论坛。本期题目是“炒作高考状元有何不可？”其实，教育部的禁令已经很明确了，真的是“不可”。至于为什么不可，可以怎样，不可以又怎样，几位博士嘉宾用独到的视角、深刻的见解、清晰的逻辑已为我们做了一番精彩的解读。深受启发的同时，我就此题和讨论中的一些问题谈谈个人若干浅见。
一、高考年年考，状元岁岁出。这是现实，也是问题存在的基础，我们必须正视。虽然“状元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直接产物”，但类比起来其仍是无数学子仰望的、苦尽甘来奋斗成功的象征，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只要竞争在，状元就会有，如今这种竞争换了“马甲”叫高考，而“状元”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们还认识。我们在集中反思炒作状元的时候，把过错基本都归结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本身，很可能本末倒置了。为什么美国社会不关注“状元”？我们知道在美国申请大学通常要参加SAT考试（学术能力水平测试），可从来没有人把SAT的满分（第一名）称为“状元”，就如我国学生参加的TOEFL和雅思考试一样，即使获得满分也只是大学录取评价的一个指标，并不代表全部。个人认为，我们专注的应该是现象的本源，即高考采取的总分录取模式，更多的思考应是高考制度何去何从，或者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的多元评价体系这类问题上。这一点，博士们有提及，但没有深入，我点到为止，希望引起大家思考。
二、炒作使不得，点赞可以有。状元应不应该、值不值得宣传？几十万上百万考生中拔得头筹，靠自己的本事成为新晋“网红”，这是多么励志的故事，至少比婴幼儿造星、白富美造势、高富帅晒金要好很多，正如我们对奥运冠军的敬仰、爱戴。但理性的“宣传”和非理性甚至利益驱动的“炒作”是有本质区别的，站在这一角度，我不同意将炒作作为争论的对象，炒作就是炒作，是一种对“状元”的无耻消费，也对促进中国教育健康发展毫无益处。博士们的讨论中，甚至主管部门的表态中，其实都存在着对这两个概念的模糊。虽然“宣传”和“炒作”的适度问题和明确界限很难说清，但观点的立场性还是应基于概念的厘清，是需要进一步回应的。当然，在区别概念的前提下，我个人窃以为，禁止炒作的同时以恰当的方式对高考成绩和升学率进行通报，正确总结和分享高考状元的学习经验，对还在高考之路跋涉者有益无害，也是我们对于佼佼者的一种默默点赞。
三、观念是根本，制度为辅引。炒作高考状元不是新鲜事，绝对够格称之为“屡禁不止”的典范。如果大家关注教育部网站，早在2005年主管部门就开始禁止炒作高考状元，从之前的“不宜炒作”到“不得过度炒作”再到“严禁炒作”，可见管理者良苦用心，然而十三载过去了，该“炒”还“炒”，该“作”还“作”，一副“不作就不会死”的节奏。但是，一纸禁令能够禁得住炒作行为吗？个人持怀疑态度。单一评价方式让状元处于风口浪尖，羡慕状元、崇拜状元、追随状元，符合公众的基本心理。王伯承博士说的好，“这是底层民众期望通过考试获得自身命运转变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不能强行打压，是要适当合理的方式来引导”。个人认为真正努力的方向，是改变人们狭隘的状元情结，是培养和塑造家长乃至社会正确的教育观。这样，制度所具备的强大辅助引导力才能展现出来：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促进均衡办学、实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和大力推动特色办校，使“伯乐”与“千里马”常遇；教育部门主动为家长及时提供合理化教育指导政策、理性分析和建议选择正确学习方法，让榜样的力量深入人心；采取行政和市场双重手段严厉打击相关炒作机构，实现重典治乱等等。也只有这样，才能掐断炒作主体与状元关联的各种利益链条，才能通过制度引导、改变观念，终还“状元”以平和，归教育于宁静。
感谢邀请，欢迎指正。
回应发言
王伯承
前面铺垫的过多，现在是最后一个部分了，我想分三个环节就“炒作高考状元有何不可？”这一主题作最后的陈述。一是官方禁止宣传高考“状元”涉及的核心问题；二是教育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三是政府如何具体操作，才能让这一政策真正实现初衷。
首先，政府之所以发布政策禁止高考状元及升学率的宣传，弘扬教育公平的正能量，是为了打击不正之风：1.教育办学政绩化，对“高考状元”的追捧，会让师资、生源、教育经费等资源进一步向占有优势的学校，盲目集中会加剧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不利于教育公平；2.个体形象网红化，高考只是一次入学考试，他们考得了个入学资格而已，过度宣传，走红网络，对其他考生也带来心理压力，进而造成盲目跟从、忽视个性发展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3.过度包装商业化，对“高考状元”的集中宣传，也会促成普遍性的“状元攀比”，大张旗鼓地炒作宣传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强化“唯分数论”，进城读书、买学区房、陪读等等为表征的教育竞争性消费已经蔓延到底层社会家庭，这种超负荷教育投入，带来一种欲罢不能的痛——教育致贫，最终成为文化精英群体间接制造新的不平等和实现阶层再生产的手段。总之，政府禁止高考状元及升学率的宣传，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一个教育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个出发点是绝对正确的。
其次，我想就自己的学科背景，对教育不平等现象进行一个梳理，藉以对政府的这一政策有更深入的理解。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典型理论叙事有三个——制度化教育的批判、教育与文化资本、劳工阶层子弟的“亚文化”。第一，制度化教育的批判。教育通常被认为是能够促进社会平等的手段，但是学者伊利奇对制度化教育进行了激烈批判。他认为：学校教育不仅不能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它的基本逻辑甚至还在强化和再生产着这种不平等。关于这一点胜蓝在前面也有详细的论述。第二，教育与文化资本。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类现象：接受同样的教育，但取得的学习（学术）成就却可能因人而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角度，对社会阶级的文化属性进行深入分析，着重剖析了为什么来自社会下层的思维方式更容易在正式的学校环境中遭遇排斥。在高考中，中产阶层的孩子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思维习惯与学校要求更为协调，因此更适应学校的生活，并更容易取得学业成功；较低阶层的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适应性困难，因此更难取得相应学习成就，更遑论从所谓的“状元秘籍”那里获得适合自身的经验教训。第三，“亚文化”的再生产机制。社会学家威利斯根提出了有关亚文化再生产机制的讨论，即劳工阶层的子女是如何再次成为劳工的。在中国的高考中，面对所谓状元的学业成就，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子女有一种深深的相对剥夺感，虽然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成为社会下层，但他们也不认同学校代表的主流社会价值，而是欣赏蓝领文化——在某一领域获得较强的生存能力，并选择其作为求职意向；他们在成年后可能会意识到教育对于社会阶层流动的意义，并开始教导下一代接受主流教育观念，但其子女仍有可能继续父辈的生活轨迹。
最后，基于以上关于教育不平等原因的分析，政府要采取何种适当合理的方式，来对状元以及升学率宣传加以引导，进而实现教育公平呢？第一，还是要引导人们准确认识高考及状元的本质属性——高考只是一次入学考试，状元们只是在入学资格考试中拔得头筹，他们进入新的平台后还是要从头开始，成功仍然需要后天的持续努力。基于此，我们要一种理性平和的态度对待状元及其成功经验，做到“祛魅”，过度宣传就失去了市场。第二，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与扁平化趋势，阶层之间的距离在某种契合点上被拉近了，每个人可以有成功的多种可能性，特别是大学录取率逐年攀升，优异的高考成绩早已不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因材施教、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社会地位的获得需要每一个人生阶段的努力，躺在功劳簿上最终只能是“伤仲永”；因此积极的引导与宣传也是必要的，譬如，高考未必会改变人生，但为了一个目标竭尽全力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无论何时，都要努力，都要拼搏。这才是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价值观。第三，资助、关爱贫困学子。教育获得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变量，而农村学校或社会底层接受的教育质量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获得差距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加剧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教育获得的差异。只有促进教育公平，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缩小教育差距，才能突显教育质量对助推合理社会流动作用；然而“就业难”问题使得无背景、无“拼爹”的学生在职场上丧失就业机会，导致了教育收益达不到预期。下一步，政府要做的是通过维护“就业公平”来破解阶层固化，确保社会底层通过教育获得的上升通道不被人为阻塞。追本溯源，禁止状元的“妖魔化”炒作，实则是呵护芸芸大众内心关于状元的美好期许。
潘 博
感谢刁老师的精彩点评，逻辑清晰，观点深刻。我也拜读了其他同学的观点，很受启发。我简单做一个小回应。
首先，我认为，高考制度改革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高考的阶层跃升功能，我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这与社会阶层结构已经趋于稳定等因素都是有关系的。越是寒门的家长，让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期许越强烈，在中国原子化家庭的现状下，家长会通过很多方式让孩子也认同这一理念。当然，最主要的是，正如刁老师所指出的，观念的作用最为重要。千年的科举制度已经将搏考功名的理念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印刻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其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如果跳出高考，会发现小学孩子现在已经被各种补习、课业压的喘不过来气了；专升本十分火热，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本科可能是更为稳定、体面工作的“敲门砖”。我想，中美在这些教育理念、人才观、家庭影响模式以及文化传统等可能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其它影响因素我就不一一而足了。因此，高考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与面临的问题，可以根据本国情况作更加深入具体的分析。
其次，我认为，高考制度即使改革，也要尽量保证高度的量化形式，尽量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高考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如此重要，最主要就是两个字：公平。高考考察的量化程度之高，各个环节之严，信息透明度之高，使破坏规则的空间极小，即使破坏，也需承担巨大风险成本。多元考察方式是好的，但是如果下方过多自由裁量的空间，则存在加剧教育不公平的可能。这里我觉得可能体现出一对关系——就是如何在推进教育改革的同时避免教育腐败。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心情非常迫切，部分家长可能会如通过“走关系”等方式为孩子升学获得一些优势。当前部分公民“唯权利至上”的错误观念，也会对其遵守高考制度产生负面影响。这会使有些相关官员成为部分家长“围猎”的对象，增加教育腐败的可能性。鉴于此，我认为高考制度改革要在落实中注重监管机制的建设，避免因改革而导致的新型教育不公。
教育方面并不是我的专业方向，如果有言论不当之处敬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李胜蓝
感谢刁老师的精彩点评，也感谢王伯承、潘博两位博士在炒作高考状元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各位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这一现象，给了我很多启发。其实，不管是什么体制的社会，也不管处于什么历史时期的社会，总需要一套较合理、适应该社会现状的人才选拔制度，而这套制度不论如何完美，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对所有人都完全公平的。制度一旦确立下来，我们应该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运用这套制度，让它能发挥最好的效用。就高考状元这一头衔来说，是一种荣誉和实力的象征，单纯来讲，对这一头衔的追逐能够激励学子们勤奋学习，同时，能够引导社会舆论，形成尊重教育、尊重知识的良好社会风，这本是一件好事。相反地，如果是恶意炒作导致了负面影响，我们也应该采取措施予以正向引导。
总结点评
包涵川
感谢政治学人团队的邀请。几位嘉宾和点评人的发言都十分富有洞见力，面对这些精彩的论述，作为主持人，我最后的发言恐怕只能是“狗尾续貂”了。
我想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本期的圆桌论坛，第一个词就是“荟萃”。发言嘉宾和点评嘉宾来自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学术背景呈现出多元化。从前文中能够看到，本次探讨涉及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诸种知识，涵盖了社会分层、政治考核、公民文化、消费社会等多个视角，有的“以古鉴今”，有的“洋为中用”，既有从宏观环境出发作出的分析，也有从微观机理入手进行的阐述，有的发言更注重价值层面的规范论述，有的发言着眼于事实层面的实证剖析。这种多元荟萃的特征显然能够碰撞和交流思想，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收获启迪；能够概括本次论坛的第二个词是“辩证”。本次的议题是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下结论的。所有的发言人和点评人都注意到了对于高考状元的宣传是“炒作”还是“点赞”，关注到了宣传高考状元的“度”的问题。
个人看来，“高考状元热”的现象本质上体现了市场化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运行的议题。宣传高考状元是商业和市场运行的必然，但一方面商业和市场不等于公益，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又离不开它。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发言人和嘉宾已经提供了如此多的启发，进一步的探讨还是“请洒潘江，各倾陆海”，敬请各位读者各抒己见吧！
感谢主持人和嘉宾
感谢每一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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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江馨竹
编辑：谌 瑾
审校：于孟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