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荐书 | 复旦政治学系刘建军教授新作《社区中国》（签名赠书）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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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以费老《乡土中国》为范本
马伊里亲笔作序
历时十年心血
深扎祖国大地
通过社区透视古今中外
终成《单位中国》姊妹篇
本书简介
《社区中国》
刘建军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生活政治为解读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窗。生活政治既带着迷人的光辉对人发出微笑，也带着苦恼的惆怅与迷惘对人提出一种警醒。从乡土中国向单位中国的变迁，此谓一变也；从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变迁，此谓又一变也。万变不离其宗，中国社区精神是孕育社区中国的母乳。社区作为剩余政治空间的终结是社区中国诞生的宣言。新型的治理结构从社区这一政治空间中孕育和生长出来。如果说党和政府蕴含着中国国家治理的终极密码，那么社区与家庭则蕴含着中国社会治理的终极密码。作为《单位中国》的姊妹篇，《社区中国》带你走进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空间，去体会生活政治的独特魅力。
作者简介
刘建军，1969年生，山东昌乐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政局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居（村）协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城市政治学的研究。
刘建军老师主编的“社区中国与基层治理”丛书与“城市绣花针”丛书，目前已出版10本。刘老师的代表性成果有《单位中国》《当代中国政治思潮》（韩文版已发行）《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居民自治指导手册》《联动的力量》等。
马伊里作序
马伊里
我接触到“社区"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6年，民政部在武汉沙洲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区服务。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使用“社区”概念来推动基层工作，从此，“社区”这个词从社会学专业课本走入了现实社会，与政府社会福利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有了第一次连接与互动。这是政府在回应国内单位制解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颇具策略意义的行动。同时，也契合了那个时代的国际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1951年通过了390D号议案，倡导开展“社区发展运动”，之后的四十多年里，世界范围的社区发展由农村到城市，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人们对社区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业已成为新的国际趋势，而中国的社区发展历程也向世界展示了不一般的、独特的魅力。
三十多年来，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一充满压力与挑战，充满未知与求索的实践过程。政府每天面临的是一大堆接踵而至又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有时来不及梳理，有时也容不得看清方向就要作出取舍。我的经历告诉我：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会迷失方向！为此，我特别愿意与学者们合作来讨论问题、推进工作。其中，有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管理学等方面的著名学者，刘建军教授就是其中一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开展的“居委会自治家园”研究项目的开题会上。他的发言充满了对政治学的自信，尤其是那种溢于言表的专业优越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他对社会学、社区、基层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倾心，探究的渴望越来越强烈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政治学研究的惆怅。之后不久，他给了我一封信，提出想来市民政局挂职任局长助理的要求，信中谈到了他关于“阅读书本”与“阅读社会”以及在中国如何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考。他说，这将决定他未来的学术发展。尽管当时对他所说的那个“未来"我并没有实质性的判断，尽管在我单位历史上这类“挂职”从无先例。但是我似乎感觉到，我可能遇到了一位怀揣高远学术理想的年轻学者，如果能让他有一段从政的经历，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于是，我分别与市委组织部、市教委党委，复旦大学校党委积极沟通，提出这次挂职是学术研究型挂职，有别于组织部门的干部选拔型挂职的定位，这一提议得到了各方支持。经市民政局党组讨论决定，给予这位挂职的局长助理以最大限度的观察空间和提供尽可能多的研究便利。
第一次听到“生活政治”这一命题，是他挂职数月以后，我们请他为机关干部上了一课。之后很多年里，我与作者经常会在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一些不起眼的小场合相遇。每次他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分享。比如，“以法入礼”就是在郊区的一次关于睦邻文化的小型研讨会上，他尝试用中国人的“礼”去解读基层秩序的构建路径。还比如，他邀请我去他蹲点的居委会考察，津津乐道地讲述居民自治的故事以及他写的《居民自治指导手册》在基层应用的情况。有一次他悄悄地、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在居民区干部中的讲课越来越受基层欢迎了！这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一个大学者那么在意底层民众的感受，一个大教授为终于能够与居民对话而兴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欣喜的华丽转身啊！
《社区中国》通篇充满了“突破”与“超越"的气息，这种扑面而来的学术勇气和智慧，让人不由地想跟着他探个究竟！从“乡土中国”、“单位中国”到“社区中国”的提出；从“一分为二的西方式对立”到“一分为三的中国式智慧”；从“社会结晶体”到“社会有机体”；从国家政治、权力政治、阶级政治到生活政治、齐民政治；从“富民”到“乐民”；从生活社区、政治社区到心灵社区……不盲从他人， 成一家之言是作者成就其宏大学术企图和独特学术风格的用心用力所在。政治，在一般的认知里，通常是高远的、冷酷的，甚至是权势争斗的代名词。而作者笔下的政治似乎和睦可爱得多。暂且不清楚这是政治的另一幅面孔？还是真有一种本质上就和睦可爱的政治？反正，作者试图让这种“和睦政治”通过“有机”“关联”“互动”和“生活”四重分析范式，把“社区”这块政治的剩余空间整合过去，让“无缝政治”形成闭环的善意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社区也好，社会也好，这些原来与政治保持相对独立的领域，当其自身主体性、社会性还相当脆弱的时侯，面对这种被整合的趋势，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另外， 就“社区"而言，在当今中国基层实践和理论解读中，通常被简单理解为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行政管理层级或一个管理单元而已。其实“有着共同东西和亲密伙伴关系的一群人”是这个有可能超越地理范围，超越行政层级的“社区”最重要的内涵，而这个重要内涵往往被忽略，被误读。有研究表明，“社区”，也就是健康的人际关系，具有某些社会功能，诸如社会支持、社会稳定、让人有依靠有归属等功能。而这种忽略与误读下的所谓的“社区”，其实确切地说那只是“居民区”、“小区"或“行政区”，它不具有“社区”的内涵要素。在那里，住了十几年的隔壁邻居是不熟悉的，社区建设着力于外部的物质给予，对于健康的人际关系和共同东西（价值观、 文化、习惯、风气）的建立少有意识，少有办法。在那里，除了强行政是有效的，其它几乎没有驱动力。这种见“区”不见“社”的现状，在政治学范式里会如何解读？诸如此类的议题，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社区中国》已为我们开垦出一片可供思考、探索、争论、实践的崭新空间。写到这里，我想用费孝通先生在浦东开发初期说过的一段话作为结语：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是社会学的大文章， 但不是社会学者自己做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里的人都在做的文章。因为这是一个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要进入国际市场这一共同新社区的问题，外国人不可能将这篇关于社会和人的文章写岀来，这篇文章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写。
马伊里
2020年7月2日于上海
目 录
导论：乡土中国、单位中国与社区中国
第一部分 中国社区精神
1、两维视角与两种传统
2、一分为三
3、社群性
4、血缘、地缘与“社缘”
5、关联主义
6、关联物权
7、斯密人格VS.孔子人格
8、社区社会主义
9、以法入礼
10、生活共同体、治理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第二部分 社区：剩余政治空间的终结
11、关联性转型
12、业民社会
13、无缝政治
14、齐民政治
15、组织资本与组织能量
16、群体三分
17、阶级地域化与身份还原
18、生活社区、政治社区与心灵社区
19、良性互动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20、“社区安全阀”与底线政治
第三部分 社区治理形态
21、反经济学逻辑的社区治理原理
22、居民自治：映照社区的法律之光
23、民主协商与“参与项目制”
24、街居制与层圈结构
25、小区制、新街坊制与场景美学
26、熟悉的陌生人
27、情感政治学与女性化社区
28、生活政治学
29、人文治理与人文社区
30、社区温度与社区风度
结语：社区建设的五个维度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我写此书，与以上两者均不符合。如果一定要套用马基雅维利式的表达风格，我只能说是“厕身平原看平原”。也就是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之中，看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即日本学者说的“现场主义”。我是研究政治学的。政治的确有强弱、大小与高低之分。弱政治、小政治和低政治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场景中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配置，关注的是健康的人际关系、家际关系、家社关系、家国关系以及各种社群关系的展开与维护，它与刚性的权力结构、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以及高超绝伦的谋略、阴险狡猾的诡计天生是绝缘的。生活政治讲究的是要把情感、责任、善意和公益带入其中。生活政治杜绝任何的游离与漠视。它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身心融入鲜活的生活场景和人的心灵结构之中，这既是阅读社会，也是体悟人心。我们有时候说“小社区，大政治”，这一命题有两重含义：一是小政治向大政治的良性转化，即社区成为支撑国家善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明演进的基石。社区宛如国家机体上的细胞，为国家治理体系输送鲜血和能量。二是小政治向大政治的恶性转化，即生活政治中的冲突性议题、风险性议题突破了生活场景的空间边界向更大范围拓展，导致一根稻草压垮一头骆驼、一只蚂蚁压垮一头大象的意外后果。巩固“社区”这一健康细胞的基石功能，切断小政治议题向大政治议题恶性转化的通道、防止小风险转化为大风暴是古今中外所有公共治理的通则，这是将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前提。
为撰写本书我做了十年的积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一直置于我的案头。阅读《乡土中国》一书，我能真切感受到费孝通先生进入芸芸众生的生活场景之后，作为人类学家带给我们的精细观视，作为社会学家带给我们的深邃思考。人类学的魅力就在于在场、在地、在心。社会学的魅力在于透过表象发现背后的关系模式与结构体系。费老把自己一生的学术使命确定在“志在富民”上，这折射出那个物质匮乏时代带给费老的深沉思考。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走出物质匮乏的束缚之后，我发现物质的富足、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升与美好、幸福生活并不是必然相伴而生的。当我走进人们的生活场景之中的时候，宽敞的住房、美丽的环境、较好的硬件设置则是与无休止的抱怨、满脸的戾气、仇视的目光以及声嘶力竭的控诉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我在想，费老追求的“志在富民”实现之后，人的生活会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我慢慢地总结出了我的研究使命，那就是“志在乐民”，即如何让人们在一种流畅的治理结构中，在富有召唤力的关系建构中体验一种快乐的社区公共生活。在过去十年，我就将自己的身心置于中国人真实鲜活的生活场景之中，去捕捉其背后的社会流动、关系展开与结构生成。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拥有了像费老那样的洞见，但本书所提出的所有判断都不是单纯的办公室产品或书房中的臆断，而是从生动鲜活的生活事实中抽取出来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不是我的学术风格，也不是我的学术追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社会的成长和变动。一方面，社会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介入到了基层治理和生活政治场景的重新塑造之中，如社会救助、社会公益、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劳动、社会财产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带有社会属性、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的主体与议题，彰显了社会力量的介入性与公共性。依托社区公益基金而成长起来的社会财产、依托社区公益活动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劳动，都成为中国社会治理中最让人感动的风景。另一方面，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中国的国家治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复杂社会、房权社会、流动社会、网络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以及与全球社会的勾连与重叠，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变局。因此，我们有如下的判断：健康而定型的国家治理体系取决于政党领导下的政府、社会与市场的相互协作。健康而定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取决于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与西方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互不相容甚至相互绝缘的两个领域不同，中国一直在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交集区域和互动机制。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决定、相互排斥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而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关联、相互交集和相互合作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如果把“社会”这个空间的组织、资源、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做实了，那么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的中介和机制就会更加健全、持久。
我们在理解中国社会的构成时，不能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分框架而不能自拔。关联主义的社会生成机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注重从个体向外部的道德扩展。所以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立体社会（即阶层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水平社会。在这个水平社会中，个体身心的关联、个体知行的关联、个体与家庭的关联、家庭与社区的关联、社区与国家的关联，成为将不同要素串联在一起的联结机制。如果把社区置于这样的视野中来看，我们发现社区乃是“扩大的家庭”。所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之重要组成部件的社区治理，则不能脱离恢复社会关系、缔造社会联结、培育社会资本、提高精神密度、催升社区温度、展示社区风度这一底线。换言之，社区乃是一有温度、有温情、有温暖、有风度的善治空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社区治理一直在坚守这道底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秘密所在。我们为什么要坚守这道底线？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我们对人之属性的认识。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由多重维度的关系组合而成的。现代人的行动空间和身份认同兼具私人性、社群性和国家性三种存在状态。人的社群性原理说明人不仅是自然人、家庭人、职业人、政治人，更是社区人。社区人是对人之社群性这一属性的外在表达。社区人恰好说明了人与其生活的社区的紧密关联。如果我们把这道关联开发出来了，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资源供给把这道关联固化下来，那么我们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石也就确立了。
鲜活的生活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绝大数人都是要回归社区的。社区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合而成但又超越家庭的生活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2020年，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更是体会到社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从生活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跃升，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过程中对社区的重新发现与重新理解。所以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细胞是否健康。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安全、祥和、温暖的社区中，将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如果能够把社区中温暖的社会关系视为最奢侈的财富，那么也将是人生之大幸！过去十年，笔者扎根城市社区，融入百姓生活，发掘社区宏旨，提炼治理要义。我发现，承载民生关怀、彰显社群责任与国家责任的社区，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凝结与汇聚。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与百姓生活紧紧相连，与城市生命环环相扣，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通过社区发现中国发展的秘密，通过社区培育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细胞，通过社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这就是《社区中国》一书所承载的使命。细微之处见真知，细微之处见大义。《社区中国》一书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此吧。
后记
20年前我的第一本书《单位中国》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年后，我的《社区中国》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不解之缘。巧合的是，《单位中国》与《社区中国》正好构成了我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与中国社会的姊妹篇。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20年弹指一挥间。在我的这本新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特别想表达对两个人的感激之情。
首先感谢上海市民政局前局长马伊里博士。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我以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助理的身份进行了一年的挂职锻炼。正是这一年的挂职改变了我日后学术研究的路径与风格。从书房中的孤芳自赏，到猛然扎根于中国日新月异的大地，这一转换所带来的冲击可谓是刻骨铭心。在我的学术灵感与学术想象陷入枯竭的时候，这一年的挂职经历宛如一簇火焰重新点燃了我的学术激情。感谢马伊里博士给我带来如此宝贵的机会，让我的研究实现了从文字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移。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和判断就是直接来自她的教诲与启发，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她欣然为本书作序。马伊里博士对我的帮助与提携我将终生不忘。
我要感谢的第二个人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康。王康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她毕业之际，我正好作为研究生辅导员参加了他们的毕业茶话会。正是在这次茶话会上，我问她到什么单位工作。她告诉我是去天津人民出版社工作。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研究中国单位组织的书，同时问她能否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康慨然允诺。这温暖感人的一幕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消逝。因为在那个时候，年轻人要想出一本书是非常艰难的。
为撰写此书，我做了十年的艰苦积累。在过去十年中，我扎根中国大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试图搜寻和捕捉中国人的生活密码，感受和体悟中国人的生活魅力。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只有这两点还不够，还要“知万件事，识万个人”。“知万件事”就是熟读历史，“识万个人”就是走进人的心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懂人心，注定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也无法做出有生命力和穿透力的学问。孔子说：“四十不惑。”我恰恰相反。我是“四十而惑”。在我困惑的时候，回归大地、直面人心的“涅槃”让我的学术获得了再生。
要想读懂当今中国，在司马迁所说的“天人”和“古今”的框架中，是远远不能奏效的。因为今日之中国远非传统中国所能比拟。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投射空间、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以及观念世界等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对传统中国的整体性超越。所以在“天人”和“古今”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群己”与“中外”两条轴线。在当今世界，要想成一家之言，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明群己之界，汇中外之流”。我们只有在天人、古今、群己、中外组成的立体坐标中，才能读懂中国，才能真正做到潘光旦先生所追求的“安其位、遂其生”。
我写《社区中国》一书，力求在以上四重轴线组成的立体坐标中，思考中国人所处的生活空间的意义，探索生活空间与国家、世界的关联。本书是否能做到成一家之言，是否能做到文以载道，我不敢妄断。但不盲从他人之说，力求言之有物，我还是有一点把握的。因为过去十年，是我学术研究最有底气的十年。一旦从前人创造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创造的概念的迷思中突围出来，才发现世界是那么的广阔、生动和优美，绝不是西方概念体系中的单一面目与僵化教条。复旦大学历史学家周振鹤先生提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这一重要命题。我则认为政治学处在合法性（合道性）与有效性、相对与绝对、理想与现实之间。过度偏向一方，都会导致政治学的偏执与狭隘。我试图在“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中，向读者展示政治学的中和与冷静。本书是否达成这一目的，敬请读者评判。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社会》《学术月刊》《复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社会科学》《湖北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过。感谢我的合作者，是他们的慷慨才让我将以上成果收录到本书之中。感谢我的学生张兰、邓理、耿鑫宇、马梦岑、金美来、牛长璐、莫丰玮为校订书稿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做事态度让我感动。在本书最后的杀青阶段，我的博士研究生张兰贡献甚多，在此特别致谢。
当然，有一句话是不能遗漏的。那就是：任何建议和批评对我来说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刘建军
2020年6月18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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