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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王鸿宇 | 从暴力构序到算法控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数字治理术的诞生
蓝江，王鸿宇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蓝 江：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江苏省杰出青年社科英才；王鸿宇：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当代疫情政治让治理术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来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治理术的发展。暴力构序是在相对有限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的一种治理方式，它依赖于暴力恐惧形成的秩序来奠定社会的根基。而在资本主义阶段，货币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抽象尺度，于是以货币为中心形成了货币共同体以及构成共同体的理性计算的个体，这是货币抽象统治的政治经济学，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治理术。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理性计算的个体被数据平台的堆栈结构变成了行动单元，而巨大平台通过感知层将人类和非人行动单元构成为一个巨大的堆栈总体，从而创建了数字治理术。在疫情和其他灾害发生时，数字治理术的诞生更好地组织了社会结构，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分离和管理，但个体不再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个体，而是依附于巨大的数字治理平台。
关键词：数字治理术；历史唯物主义；算法控制；暴力构序
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原先的日常生活秩序，在戴口罩、健康码、核酸检测、隔离、封城、注射疫苗等一系列紧急措施下，被重新塑造为一种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政治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将数字化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算法技术及时地应用到隔离和预防病毒传播上。在数字和算法技术的监控和扫描下，我们的私人世界毫无疑问被数字权力刺破了，而那张无所不在的监控的眼睛，让处在数字监控下的每一个人都深感不适。这的确是我们今天社会生活面对的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统治权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治理和控制的秩序，从而保障社会生活能够良序运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批判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曾经是主流，但是，后疫情时代的政治无疑使生命政治学下的治理术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治理术的研究，唯有当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从不同的历史阶段梳理不同时代的治理术，我们才能明白以数字技术、智能算法和生命科技为代表的数字治理术对于今天社会生活的现实意义。大致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治理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1）暴力构序——通过暴力恐惧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的阶段；（2）货币拜物教——以抽象的交换价值和金融作为治理术的阶段；（3）算法控制——以大数据收集、分析和监控为主要手段的治理阶段。一、暴力构序：从统治权的确立到治理权的维持作为最古老的治理技术，暴力毫无疑问是古代政治社会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汉娜·阿伦特曾经说：“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1]（P.83）暴力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自然历史现象，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批判性关注，诸如本雅明、布朗肖、福柯、阿甘本、齐泽克、布尔迪厄等都曾对其著文言说，当然也包括阿伦特本人。但不得不说，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暴力的历史性地位、作用及其对统治关系产生的影响作出历史科学审视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讳言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P.31），即全部历史都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与农奴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始终处于阶级对立状态，并不断地进行着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只要不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那一定就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性的改造。也就是说，旧的政治权力被暴力推翻，新的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统治权和形成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P.9）。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以及阶级统治历史的更替才能得到清晰的说明。换言之，经济基础的变更，始终是理解社会革命和统治更迭的深层根源。但是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对已成为生产障碍和桎梏的发展形式的变革，需要社会政治革命时代的到来。这是因为，统治阶级作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始终维护着自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除了暴力革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3]（P.54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P.861）、“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P.161）这些强调暴力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或者说，是社会运动通过暴力革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典表述。可见，政治统治权的建构和统治权的更替，决不像以霍布斯为主要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理性契约和权利让渡的形式实现的，实际上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且往往伴随着暴力革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径直地把暴力看作是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统治权更迭的动力源。在《反杜林论》的“论暴力”部分，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暴力来解释、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的错误观点时，就对“经济状况”和“政治状态”之间的关系以及暴力的历史作用做了详细阐述。他指出：“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晚，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5]（P.171）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5]（P.191）。因此，既不能像杜林那样把暴力看作是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也不能完全否定暴力的历史性革命作用，而应该从“经济状况”与“政治状态”、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间的辩证运动的角度，看待暴力对统治关系的建构和更迭的作用。实际上，暴力不仅对统治关系的建构和更迭起着革命性作用，同时它还对统治权建立之后的政治秩序的治理和维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纵观目前学界已有研究，统治与治理概念似乎仍然陷于“晦暗不明”，不仅没有得到较好的澄清，而且还经常混用这两个概念，甚至错误地以为治理只是“开明的”统治，从统治到治理的发展也被错误地理解为将权力牢牢控制以防止其被肆意滥用的过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使用统治概念，较少使用治理或管理概念，但从他们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统治与治理概念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3]（P.537）国家是具有特殊利益的阶级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工具，而“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P.187）。以国家的阶级属性为视轴，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阐明了国家职能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作为国家的国家，即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二是作为社会的国家，即治理公共事务的国家。可见，国家既具有政治统治职能又具有社会治理功能，统治和治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如果说统治侧重于阶级之间的绝对“从属性”，那么治理则主要强调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政权，通过承担某些社会基本职能，使自身的阶级利益得以有效地维护和实现。简言之，治理是对统治的绝对“从属性”的展开和落实。福柯便将治理高度概括为“作为政治主权之运转”[6]（P.4），以此区别于具有主权性质的统治。把统治理解为主权，而把治理理解为主权的运转，事实上可以追溯到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那里。他在《宪法理论》中曾提出过的“上帝统治，但不治理”这个著名的命题，清晰地说明统治与治理这两种不同权力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统治权表示绝对从属的至高的主权权力，治理权代表统治权行事的权力。这种理解和划分对后来的很多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譬如，阿甘本在《王国与荣耀》中对神圣天国与世俗王国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就借用了这条划分逻辑。他指出：“这两个秩序在功能上是彼此关联的……神圣权力建立起从实践上统治世俗事物的治理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在这种关系中他的权力是无限制的。”[7]（P.223）实际上，通过暴力革命新的统治权得以建立之后，暴力并没有因此就消失，而是争夺统治权的暴力随即转变成了社会治理的暴力，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合法性暴力”，国家垄断着“合法性暴力”。暴力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以军队、警察、监狱、法律等一系列形式仍存在于政治社会之中，实施着治理社会的功能，维护着政治统治。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2]（P.53），作为统治阶级主要治理机构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便是“有组织的暴力”，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暴力，维护自身的统治，并把反抗限制在秩序之内。可见，马克思关于治理与暴力关系以及暴力工具性价值的相关论述，主要是基于阶级斗争的社会语境而言的。因而，暴力是具有阶级性的有组织的暴力，而法律则是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和暴力治理中的一种最主要形式。在1921年发表的极富洞察力的文章《暴力批判》中，本雅明便将对暴力的批判直指暴力与法律之间内在的共生或共谋关系。他认为，暴力的历史哲学或“暴力批判的任务可以概括为解释暴力与法律和正义的关系”[8]（P.277）。在本雅明看来，所有作为手段的暴力都是立法的或护法的，或者说都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立法暴力，另一种是护法暴力。立法暴力具有建立新秩序、新法的功能，而护法暴力是一种威胁，即威胁不法的言行，从而使法能够在社会层面得到有效贯彻，维护既定政治秩序。可见，本雅明所说的“立法暴力”与“护法暴力”在一定意义上就对应着统治与治理。本雅明认为，暴力的立法形式和护法形式此消彼长，立法暴力在立法之后便转而由护法暴力所代替，而护法暴力则是对于敌对力量的压制，而敌对暴力的胜出又重新开启新的暴力循环。“所有护法暴力在其存在过程中都间接地削弱它所代表的立法暴力，压制敌对的反暴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的力量或先前被压制的力量胜出迄今的立法暴力并因此建立新法；而新的法律也注定要衰落。”[8]（P.300）整个历史就是立法暴力与护法暴力这两种暴力循环的结果，同时也是世俗世界中律法秩序对人的统治的历史。本雅明将历史描述为连续的暴力，并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暴力称为“神圣暴力”。为了中断立法暴力与护法暴力之间的辩证循环，废除法律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结关系，找到一条外在于律法治理秩序的“真正的例外状态”，本雅明求助于具有弥赛亚性质的“神圣暴力”，试图以“神圣暴力”来终结“神话暴力”。“如果说神话暴力是立法的，神圣暴力就是摧毁法律的……神话暴力带来罪与罚，神圣暴力就是为了赎罪。”[8]（P.300）神圣暴力是一种纯粹暴力，其任务是为了制止神话暴力，打破法律的神话形式所维持的立法暴力与护法暴力之间的无限循环，终止国家权力的世俗政治法律治理秩序，创造历史断裂的未来，从而走向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和新的历史纪元。“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打破神话式的法律形式的魔力循环，废止法律以及法律和暴力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最终也包括对法律所依赖的国家暴力的废止。”[8]（P.300）我们姑且不论本雅明政治思考的神学色彩，本雅明以发展的观念对暴力的哲学批判确实揭露出了人类政治社会统治和治理的结构秘密，对暴力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也极为深刻，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直接触发了后来阿甘本对于法律与治理关系的省察。不过本雅明看到的是法律对纯粹生命本身不再起作用的外在于法的“真正的例外状态”，阿甘本则是看到更为恐怖的治理方式。在阿甘本看来，主权具有悬置法律有效性的合法权力，同时还可以合法地将自身置于法律之外，使主权或统治直接现身。这种权力结构所隐含着的悬法的例外状态，可以制造出一种看不见的极权主义，使统治与治理混而为一，从而达到权力的极致状态。因此，主权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甚至会主动利用例外状态，也就是无端的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故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9]（P.5）二、货币拜物教：“货币共同体”的抽象尺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统治地位的确立，一种亚当·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或者说经济治理术也随之出现，这是一种不同于律法暴力的新式权力。它不再具有暴力形式下的血淋淋和武力的一面，而是显得相对公平和柔和。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发生转移，即从国王和律法的斧钺的权力变成了经济的权力。经济治理术更多的是一种不可见的柔性暴力，而这种暴力不再是国家机关的暴力与恐怖，而是用一种抽象的形式造就了统治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最根本性的工具——货币。在货币成为市民社会治理的核心工具的时候，其前提是以货币衡量的价值成为抽象的统治，而对这种抽象价值的崇拜就成了货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部署出更为深刻的治理效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至少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4]（P.846）。传统的暴力的法律治理模式并没有因货币拜物教的经济治理方式的出现而消失，直到目前为止它依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着政治经济学式的治理功能。资本形成的前史是“人民群众遭受的可怕的残酷的剥夺”，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诸如血腥立法、军事殖民、奴隶贸易等等。也就是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资本利用暴力血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历史过程。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批判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P.871）通过阅读史料马克思发现，由于遭到血腥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不可能很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4]（P.843），遭到治安法官的鞭打、监禁等惩罚。“这样被暴力剥夺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法律”[4]（P.846），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经济治理秩序之中。在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模式的历史起源处，我们再次看到了暴力与法律的合谋。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指出，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式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独立性”通过“物的依赖性”建立起了普遍的互相依赖关系，这种互相依赖主要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货币也就因此“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统治者和上帝”。由此，货币构筑起一个自身拥有“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的共同体，“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10]（P.175）。在资本主义的“货币共同体”中，唯一必然的关系就是货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货币的意义反而成了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由此，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欲望形式，即致富欲望。“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作为财富的财富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10]（P.174）也就是说，货币既是目的因，又是动力因。致富欲望就是一种起点与终点之间循环往复乃至无穷的自给自足的“绝对精神”运动，而人类正是货币“绝对精神”实现其“狡计”的中介，而这种作为货币的工具或奴隶的存在，同时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暴力治理的结果。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是真正的经济暴力。[11] “货币共同体”的出现，使“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为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4]（P.155）。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都可以商品化，一切都可以转变为冷酷无情的货币交易。如果某物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那么它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存在在货币这个衡量标准面前只有两种存在样态，即可以被货币肯定的存在和无法转化为货币的存在。因此，“个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10]（P.108）。由此，所引发的治理效应是“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10]（P.113），拥有货币权力的统治者也必将之用于社会治理。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货币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官僚制的一个前提，货币经济对于官僚制的整体运行至关重要。他指出：“有保障的货币工资，加上不纯粹取决于偶然性和随意性的升迁机会，提供着一种严厉的、但是爱护荣誉感的纪律和监督，此外培养等级的荣誉感和可能的公众批判，为官僚体制的严密机械化的成功和存在，提供着相对而言最佳的效果，在这方面，货币工资的作用比一切法律上的奴役更为有保障。”[12]（P.291）对于作为“货币共同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福柯将其形象地称之为“企业—社会”。在福柯看来，当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看待劳动的方式，或者说发生了“根本的认识论转变”，即不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用抽象化的时间因素来分析和看待劳动和劳动者，而是把劳动者看作是在各种目的之间主动做出选择的经济主体。每个个体不再是简单地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一个被动的产出的客体，而是作为理性的主动的主体。这样的认识论转变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形成，工资也不再是简单地出卖劳动力的价格，而是经济主体自我主动投资的一种结果或收益。工资作为一种收益，是人力资本的未来产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每个个体的身体素质、受教育程度、心理素质以及专业技能等因素的总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共同决定着个体在市场中的价值以及未来的工资。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形成的、把个体的劳动看作是资本与收益的观点，无疑引发了非常重要的治理结果。具体来说，既然人力资本成了使未来收益成为可能的东西，再加之在资本主义“货币共同体”中，货币的意义是人的全部意义，那么，个体必然会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企业，“作为自己的企业家，其自身是自己的资本，是自己的生产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在各个方面疯狂地投资自己，以期获得可观的工资回报。每个个体就是各种企业，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由企业—单元造就的社会，“企业”模式在社会领域普遍化，使每个个体迷失于经济自身的竞争游戏之中，从而仅仅专注于自身，而放弃暴力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的革命性目标。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个体起“迷失”作用的经济理性，却为资本主义治理提供了可知性架构。“经济行为就是我们所赋予新个体之行为的一个可知性架构。它同样意味着，通过经济行为这个可知性架构，个体将变得是可被治理的（gouvernementalisable）。”[6]（P.333）对于“企业”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领域普遍化的治理批判，福柯并没有止步于此。在福柯看来，个体生命进入到多样性的企业框架之中，是经济政策与生命政策（Vitalpolitik）的一种结合。他说：“这既是一种经济政策或者说一种使全部社会领域经济化，从全部社会领域转到经济上的一种政策，同时又是表现为并且想要成为生命政策的一种政策，其功能是对经济自身竞争游戏中冰冷的、冷漠的、考量的、理性的、机械东西进行补偿。”[6]（P.320）福柯认为，如果完全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组织社会，或者说如果把社会秩序完全建立在经济竞争之上，而经济竞争只是一种社会的消解力，并不具有团结力，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架构便不具有稳定性。资本主义直到目前仍能够幸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模式作为个体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在增强经济模式的同时，还可以重建个体的情感根基。或者说，在个体的教育、生育、健康、家庭等情感“投资”中可以巩固经济模式。福柯把前者称之为“暖”（chaudes）价值，把后者称之为“冷”（froid）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正是在“暖”价值的遮掩之下开展着“冷”的竞争机制。正是对自我生命的关注与经济竞争游戏的迷失这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确保了“货币共同体”一直是一个“不瓦解的共同体”。可见，“企业”模式的普遍化和经济暴力的广泛运用，不仅是由执政者所做出的一种经济与政治选择，同时还是一种资本主义治理技术。虽然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总是标榜自己的理论相对于福柯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性，但事实上，其思想的原创性并没有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多。韩炳哲对于功绩主体（Leistungssubjekt）概念的阐释就是一个例证。在其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福柯所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化的“企业”模式的影子。就韩炳哲的“功绩主体”对福柯思想的扩展以及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治理的进一步揭示而言，他的见解在这里仍然颇具价值。韩炳哲将福柯的“企业”模式的个体看作是一种功绩主体。在他看来，个体作为自己的企业主，为了不断地自我优化，不得不狂热地进行自我投资，并把自我的完善理解为绩效的提升，直至死亡。功绩主体看似是不受统治的、自由的，他不服从任何人，只服从自己，但事实上，强制结构并未消除，强制与自由已经合二为一，“自由和暴力在这里无法分辨”。功绩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仍受奴役，只不过可见的暴力转变成为一种更为精密的、不可见的治理，不断地自我规划、自我强迫和自我剥削。这是一种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臣服，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极为有效的统治和治理方式。由此，也产生了新的暴力形式，即“精神暴力”。韩炳哲在《暴力拓扑学》中就点出，不同于传统社会横扫一切的物理（生理）暴力，“在现代社会，暴力以精神化、心理化、内向化的方式出现，采取的是内在心理的形式”[13]（P.7）。暴力是指向自身的，因为人们在自我剥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当然，这种精神暴力在深处仍然是一种经济暴力，或者说是经济暴力的一种发展形式，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胜利不仅是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胜利，同时也是经济理性的暴力对传统暴力的胜利。无论马克思还是福柯，抑或今天的韩炳哲，他们都看到了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一个抽象的奥秘，那就是货币或者经济并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纯粹商业增殖或经济活动的现象出现的，它同时也作为一种对全部社会的控制的基本手段而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还存在着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经过货币尺度的衡量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这可以理解为，是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小政府观念的根源。小政府的本质在于，政府的政治治理已经部分地交给了经济治理来实施，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含义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事实上是通过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的。在美国，国内治理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治理，而不是通过古代的强制性的暴力，这就意味着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基层结构（infrastructure）。尽管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必须依赖于这个结构，但是如果想形成有序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这个基层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这才是货币治理的奥秘。当货币成为拜物教的时候，它已不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现实的物质性基础。物和社会关系只能在这个基层结构中表现为有价值的物，而社会关系也成了有条不紊的规范关系。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国会议员、股票经纪人，他们都在玩着同一个基层结构平台上的游戏。相对于这个货币共同体来说，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规范有序的。在这一套秩序下，原先的暴力机关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下的守夜人，而货币拜物教将人类生产为现代的工具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拜物教及其衍生出来的金融秩序，就是市民社会下的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技术的奥秘。三、算法控制：数据堆栈下的感知层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谈到，他曾着迷于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的概念，但他认为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并没有真正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控制的潜能。德勒兹指出：“我们肯定是在进入到一个控制社会，这些社会已经不再是严格的规训社会。福柯常常被视为规训社会及其治理技术的思想家。事实上，他也是最早这么说的人，规训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是我们已经不再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再通过监控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14]（P.199）与福柯不同的是，德勒兹理解的控制社会不再是在货币和权力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治理技术，而是“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为何这种“即时的信息传播”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德勒兹举过一个例子，在一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个人的）电子卡离开其居室、街道和社区，这个电子卡可使某个栏杆抬起，电子卡还可以在某天或者某个时间里失去效果，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栏杆，而是电脑，它测定了每个人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位置，进行着普遍的调制”[14]（PP.207-208）。今天处于数字时代的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倍感熟悉，不同的是，我们今天不需要有形的电子卡，决定栏杆或电子门是否对我们开放的东西变成了智能手机里的二维码。校园码、单位码、行程码、健康码等二维码代替了我们的肉体本身，它们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如果这就是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原型，那么就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里重点不再是我们的肉身，甚至不再是我们的社会关系，而是电子卡和二维码对应的数据，以及数据传送与后台控制的中央电脑。这种控制系统先天性地判断了哪些人是合适的人，他们被数据标记出来，并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界限，而另一部分是不确定或不规范的存在物，他们需要被隔离在一定的场所中，无权参与更广阔空间里的活动。如果做一个比较，基于君主权力和律法的暴力构序建立在身体在场的基础上，暴力针对的是实在性的身体，暴力实现了人们从无序状态向规训的有序状态的转变，这种暴力构序的转变，事实上是通过身体性的恐惧来构成的。然而，在货币拜物教阶段，货币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之上构建了一种抽象的经济秩序，尽管依然存在着政治和政府，但是政治和政府仍然以这种抽象的经济秩序作为基层结构来进行。那么，货币拜物教下的共同体的治理的根本原则在于，将人还原为一种经济理性下的自利的个体，并将这种个体确立为社会的规范，一旦人们成为这种带有经济理性或者崇尚货币的个体，那么个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不仅如此，在群体之间，在地方之间，甚至在国家之间，由于这种经济理性的渗入，使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可以依赖于经济或金融关系的模型来思考。但是，在抽象的经济或货币成为统治的阶段，货币治理的核心仍然在于现实的身体在场，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生物性生命体，其次才是市民社会下被货币和价值抽象出来的个体，所有的决定和协议仍然只能在这种理性化的个体的交往基础上才能成立。然而，在德勒兹所设想的控制社会阶段，所有的控制实际上并不发生在主体身上，而是在主体进入到行为之前就已经在后台被数据传输和中央服务器的数据处理决定了。决定我是否进入到一个大门的东西，不是我和门口站立的保安之间的主体间性的交往，而是具有通行权限的数据代码。那么这种数据化的算法控制是如何发生的？英国传播学者纳塔涅尔·奥格拉蒂（Nathaniel O'Grady）指出：“这个基础设施需要通过大量物质上的非人类实体来实现，从数字化的数据、光纤电缆、硬件、软件到组织程序、经验知识和人类分析者与计算机之间的各种界面。计算和风险预测源于它们在多个现实世界的过程中的位置，以及对这些过程的依赖，这些过程在数字基础设施中不断演化，并将在基础设施中的各种行动单元（agents）结合在一起。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计算能力，通过 ‘零散的一致性’来操作，其中数字技术的某项功能恰恰是围绕该技术的多个行动单元的相关过程产生的。”[15]（P.75）不难看出，在这个描述中，今天的数字化的算法控制实际上发生在一个看不见的虚拟层次，一个由数据网络、传感器、中继器、中央处理器构成的数据传播和分析处理系统，而对人的控制实际上也正处于这个层次。比如，在智能辅助的自动驾驶系统中，原来我们习惯于将个体驾驶的汽车视为一个独立的理性判断个体，在公路上会车、超车就是我与对方司机的主体间性的交往系统，我在开车时做出的判断，与我交互作用，一方面是我对周围环境的了解和判断，另一方面是我将对方司机预设为一个理性判断的主体，从而我们在共同的行为模式下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在自动驾驶的时候，如果同时是两辆自动驾驶的汽车会车，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自动驾驶汽车有一个环境扫描系统，它会及时将周遭环境的状况以最快的传输速度传递给平台，另一辆也是如此。在数据平台层面发现了两辆车的状态，并在控制平台上做出了让路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独的自动驾驶汽车，准确来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体或主体，尽管它在外表上与原先主体的驾驶汽车并没有任何不同，但从内在来看，主体驾驶的汽车是一个完善的实体，它可以在其内部完成驾驶的决策和判断，因此驾驶汽车的人是主体，而车辆成为个体。但在大数据算法下的自动驾驶，其主导层由内部转向外部，即便存在着主体，这种主体并不在自动驾驶汽车之内，而是通过数据传输和扫描转移到一个智能算法的平台上。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自动驾驶就是通过一个外—主体①（extro-subject）结构所实现的驾驶行为，真正的决定和控制在这个作为个体的汽车之外。由于主体被数据传输和分析处理技术外化为外主体，那么当下的汽车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高度依附于数据平台的运算，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自动驾驶汽车是个体，不如说它们是一个行动单元(agent)或化身（avatar），它成为更大的算法系统下的触角和感知器官。我们与自动驾驶汽车共同依附于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构成了数据时代算法控制的基础。与主体间性的模式不同的是，这种数据传播和算法处理的决定发生在一个看不见的层面，而我们的活动是参照了这种被巨量数据链接起来的数据堆栈（stack）进行的。我们只是这个界面上的用户层，只是整个数据控制系统中最微小的一部分，而真正在背后运作的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海量的数据系统，它们在我们触及不到的地方完成了各种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决定和分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完成理性的交换，也不是在货币和经济理性的中介下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的算计，而是一种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巨型算法机器的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不再是货币，而是数据和堆栈。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更是将堆栈视为数字时代的平台计算最核心的结构，整个地球就是巨大的堆栈。布拉顿说：“堆栈是一个巨大的软件/硬件结构，一个由纵横交错的海洋、不同层次的混凝土和光纤、城市电缆和人的身体上的手指、数字化的身份和被数字认购的国家债券等诸多坚固外壳构成的基础设施。它是一台真正包围地球的机器，它不仅穿透并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的领土模式，而且还以自己的形象产生了新的空间：云、网络、区域、社会图、生态、大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的暴力、怪异的神学，所有这些都被叠加在一起。这种巨大的复合机器根据这种空间秩序的属性和界限，正在生成为一种超级系统的技术。”[16]（P.52）在数据堆栈的结构中，数字平台的算法控制已经渗入到每一个行动单元之中，每一个看似独立的主体，事实上在大脑后面都连接着一根长长的数据线，一直连接到那个中央数据处理平台之上。于是，相对于德勒兹对于控制社会的设想，数据平台的堆栈结构实际上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一方面，数据堆栈不是纯粹虚拟的存在，它是由物质性的数据存储和传输构成，它需要电力系统作为其运转的基本能源，并需要服务器、中继器、传感器以及用户终端的物理性设备作为其物质性基础；另一方面，物互联时代所有的生产、物流、交换、消费都带有了传感器，形成了巨大的数据感知层，而数据平台就是通过这些细小的感知层控制着所有的数据，从而引导着现实世界的变化。这就是数字时代算法控制和治理的本质，通过无限多的感知层，形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平台的堆栈来对所有可以被数据化的信息进行迅速处置，从而最有效地控制社会秩序。布拉顿看到了这种数据堆栈的感知层，即算法下的诸行动单元对于疫情之中的生命政治治理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例如，当一个城市发现了病例，那么迅速组织医疗服务，进行核酸检测，形成数据。感知层的作用不仅仅针对人类个体，也针对其他方面的数据，如发生疫情的城市，核酸测试的试剂还有多少，一天使用了多少，还能坚持多少天，可以用来紧急救护的呼吸机使用效率，还有氧气剩余比例，这些都是感知层，这些数据在堆栈层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整体计算，从而让存储的各种设备、仪器、耗材、检测试剂、药物等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完成合理的调配。这种决策已不是主体间的协商就能够处理的事情，它依赖于背后的巨大的算法控制，从而最有效地遏制疫情的恶化和蔓延。在这个意义上布拉顿指出：“对于这一切，有一个看不见的堆栈结构，一种经过算法处理的安排，将这些不同的要素协调成一个整体。同时，如果没有对这些转瞬即逝的要素数据进行处理，这个模式就不存在，世界通过这些要素来感知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这些要素如果不被聚合成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抽象整体，就不具备我们所希望的治理功能和控制。”[17]（P.44）这意味着在当代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下，治理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其中起到作用的并不是被暴力威吓的臣民，也不是被货币拜物教中介的理性的个体，我们都是《黑客帝国》中被母体（matrix）的数据线链接的行动单元。巨大的数据传输和处理功能建构了一个以数据堆栈为中心的新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尽管不可见，似乎赋予我们更大的自由，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我们的行为模式纳入到巨大的平台中，在数据堆栈的计算模式下，我们的行为如同处于被导航的汽车一样，只是按照中央系统的指令完成。与之相对应，异端的和脱轨的数据已经在感知层上迅速被矫正，从而让社会可以按照所需的秩序来运行。这就是算法控制的治理技术，今天决定我们能不能进入一扇门，我们能不能使用一个账号、一个权限，不是社会身体上的交往，而是二维码和数据秘钥的认证。在这种数据堆栈结构下，权力技术和治理术已经被彻底更新了，数据不再受制于货币和暴力，而是暴力和货币受制于更基层的数据。从那一刻，意味着数字治理术的诞生，一种以数据堆栈和算法为中心的治理术的诞生。在数字治理术下不再有哈姆雷特口中的脱节的时代，只有在数字算法的指令之下的生命政治学。
注释：
①对于外—主体更详尽的论述，可以参看蓝江《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载《求索》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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