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叙事自觉、类型加强与新主流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22年第2期

陈旭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 要：《狙击手》是一部独特、别致的电影，创意取胜。影片高潮前置、冲突集中、时空统一、线索明晰，以前后相续的“双男主”结构表达“牺牲/成长”双重主题。影片强化类型性，表现狙击战的斗智斗勇和集体配合，呈现新的枪战动作美学奇观。影片在投资、制作上中等体量，紧凑的剧作，简约的空间和人物，理性化的成本控制和规范化的生产，为“中等电影工业美学”、中国电影格局的合理化和新主流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案例。

关键词：狙击手 形式 叙事 类型 新主流电影

《狙击手》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电影，在春节档的群雄角逐中，它以自己鲜明的特色引人注目。影片虽有张艺谋的标签，却一反张艺谋色彩造型、意象化象征、抒情表意风格，更无“人海战术”，与他特别重视情节但仍然夹带造型写意美学遗韵的谍战片《悬崖之上》也不一样。这是一部轻盈、别致、灵巧的电影，可谓创意取胜，“剧作为王”，类型强化而独步影坛。

该片虽切合抗美援朝题材兴盛的背景，但视角独特，风格自成，依托题材又超越题材，堪称新主流电影高扬生命力的一次“华丽转身”，是“可持续发展”重要案例的成功打造。

叙事自觉和创意制胜

《狙击手》设置了一个画外音叙述者，这不免让人想起《红高梁》中“我给你们讲讲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的穿越时空叙事者。这是张艺谋一向喜欢的，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也有其“作者性”表达。但后来的商业大片就没有这种“自知视角”了。在《狙击手》中，叙述者是这场狙击战的唯一幸存者和最后的“终结者”英雄。这一方面保留了张艺谋的“作者性”标签，也可以省去很多原需用电影语言交代的前因后果内容，既增加了亲历者讲述的可信度，也使影片可以更快一更集中地聚焦于故事本身。

《狙击手》的观影时间与剧情时间基本合一。与其说是《夺魂索》《十二公民》《扬名立万》等“类室内剧”，而毋宁说是中国的《正午》（High Noon，故事时间与放映时间一致）。故事在室外发生，但场景变化很少，基本集中在冰天雪地下危机四伏、危险暗藏的对峙狙击地。这种剧情设置让人想起要求时间、地点和行动保持一致性的戏剧“三一律”。很大程度上，影片恪守了电影化的“三一律”。

《狙击手》开场不到十分钟就凸显了矛盾，给观众制造了悬念，剩下的就是如何解决的问题。影片冲突集中，情节紧凑且强度大，没有“蒙太奇”式时间跨越，没有一分钟抒情。与张艺谋以往风格颇不相同，很不“张艺谋”。

影片开始，借女记者（唯一女性）的采访契机，“狙击五班”照了一张“全家福”。留下大永接受采访，全班就执行任务去了。大永提前结束采访，赶上急行军的班级，也让这个将成主角的英雄在战士群像中增强了可辨识度。而五班一到执行任务的场所，就陷入美军陷阱，枪战突发，瞬时牺牲了一个战士，气氛陡然紧张。这第一枪发生在电影开始仅12分钟。于是，影片高潮前置，双方即刻进入对决，也迅速把观众带入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情境，观众开始进入“全程无尿点”的观影状态。

电影《狙击手》剧照

从剧作讲，这是一种冒险。一般而言戏剧化电影在剧作上总要慢慢铺垫，到三分之二处再进入高潮，最后是摊牌、决斗、结局、尾声。《狙击手》打破常规的挑战，这源于剧作的创意和稳健，按照导演张艺谋和编剧陈宇的设想和追求，即在一个几乎封闭的时空中，不依靠外力，而通过故事的内部矛盾形成的张力推动故事叙事。

无疑，这样的叙事需要有坚强的“故事核”——一种叙事得以展开，“纲举”才得以“目张”的“硬核”，也即“三一律”要求的情节必须服从的“唯一一个主题”和“唯一一条故事线索”。这种硬核主题或线索的设计，原先是敌我双方各自分离的，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而互相靠拢，对撞并“遇合”：敌方试图活捉邀功，我方是要带回战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正是这两个设定，使得双方的狙击对决有了依据与合理性：敌方设套，我方步步解套，我胜你一次，你反胜我一次，我狙你一个，你狙我俩个——同时，随着负伤侦察员身上有情报的线索步步清晰起来，观众也渐渐明白为什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了。在这样既是“解套”也是程度不一的“反转”过程中，情节紧凑集中，推动剧情的“硬核”始终如一，稳健有力，提供强大充沛的叙事动力。而最后的“遇合”就是冲突的最终解决。

从人物关系结构上看，影片是“双男主戏”，但不同于美国、中国香港电影经常出现的“最佳拍档”“双雄”式的人物关系，影片中的两个主角是承前启后的师徒关系。故事的另一条线几乎就是双男主的前后承续，班长刘文武在前半部分戏份多，承担领导和导师的职责。大永则从被指导，爱哭鼻子的小战士成长为最终完成任务的新英雄。也即，影片在剧情集中的一个半小时的“同一时间”完成了“牺牲主题”和“成长主题”的合一，完成了一个英雄的“成长叙述”。

电影《狙击手》剧照

类型加强与类型美学

严格地说，类型电影是按照同以往作品形态相近的，较为固定的惯例或模式来编导摄制，表现出共同性的观念系统的影片，它有惯例、模式可依，可以不断重复题材、场景、故事、主题、叙事模式，人物关系以及影调、画面、风格等，并表现出共同性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在类型电影发展历史如此悠久，从美国好莱坞到今天全球化，尤其在中国本土的独特语境中，我们说的类型化、类型性等，其实是一种泛化、模糊的说法，主要指在观念上趋同商业电影，在生产制作上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尊重市场和观众，进行工业化制作，往往强化戏剧性、可看好看性，与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

当然，“狙击手电影”并未成为一个类型，顶多是“战争片”的某个特殊题材，一种“亚类型”或“子类型”。但《狙击手》对战争类型片，特别是主流战争大片受众期待之有意冒犯打破是明显的。这一点导演和编剧的创作意图都相当清晰且一致，这也正是这部影片核心性创意的体现。

以狙击手为题材的电影国内外都有，与一些以二战为背景的与谍战、警匪类型叠合的影片相比，这部《狙击手》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表现大战争背景下的小集体对决，既不是大军团作战也不是个人对决。苏联、美国有一些狙击手题材电影以二战和城市为背景，表现城市保卫战或拉锯战，往往在高楼大厦、城市废墟里进行，常常只有一个人或最多一个助手。个人要忍受长时间的寂寞、孤独、压抑，不知对手躲在哪，子弹从哪射出的恐惧，心理压力很大，有些电影会把不少篇幅放在人物性格心理方面。

而《狙击手》删繁就简，去除了很多枝杈的东西，全力集中在枪击对决。影片最好看的就是集体配合，那种快速滚动、换位的运动性动作枪战，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智慧、耐心的较量。雪地中的运动、穿梭，引蛇出洞，一枪毙命，呈现了一种新奇的动作美学奇观，可以媲美电影史上“暴力美学”的动作奇观性。这是影片在类型上的突破和创新，更是对“类型美学”的加强。自然，影片的价值观传达也符合“中国性”，集体合作和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一样，声东击西、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等战术也充满中国智慧。

电影《狙击手》剧照

近年来，“电影工业美学”致力于呼唤的新力量的“产业化生存”“类型化生存”¹道路，但实际上电影对类型的重视有所下降。一些新主流大片承载重大主题，集中优势资源，但模糊了类型定位。如宁浩、徐峥等有很多类型电影经验的导演，在做《我与我的家乡》《我与我的父辈》等类型不明晰、主题性很强的电影时，也要压抑自己的“类型冲动”。

显然，《狙击手》的“强类型性”要求线索清晰而集中，任务相对单一。因此影片也没有悬置叙事的空间性抒情和写意化的色彩画面造型，但是，原生态的冰天雪地本身就有浑然天成的造型性和视觉美感，加之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大量地使用大俯拍远景镜头和运动镜头，也让影片的视觉美感别有味道。影片没有女主角，没有爱情调味料，没有过多的主题宣教。除了最后那个仪式性的，表达“五班”精神不灭的“点名”镜头段落外，几乎纯属“男人戏”“枪战戏”。所有的动作、人物语言和电影语言都服务于故事、事件、情节、叙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电影《狙击手》剧照

启示意义及文本内外的成长

置于中国电影发展背景和当下格局以及未来前景中，《狙击手》有两方面的启示意义。

首先，影片提供了关于新主流电影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案例。近年借助天时地利人和而占据主流、“头部”地位的新主流电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自身发展的考验、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而类型化叙事与“向内转”是对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反思新主流电影如果抛开“非常态”的外部因素，能否单纯以电影的故事、影像吸引观众？显然，《狙击手》依托战争背景和宏大主题但又淡化了背景，仅依凭传奇性的故事叙事、类型突破和干脆利落的狙击动作美感等“内部因素”就颇为吸引人。

其次，影片的制作与投资为一种“中等工业美学”的电影生产提供了重要案例。相较于大投资大制作的重工业大片，《狙击手》投资、制作为中等体量，通过紧凑的剧作，空间场景的集中，人物和人物关系的集约化，理性化的成本控制与规范化的生产，应该能保障基本的票房回收，也有望获得较大的回报。《狙击手》启示中国电影产业走向常态化、合理化的生态格局的必要性，是新主流电影“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成功，提供了新主流电影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案例。

中国新主流大片，往往属于“重工业电影”层级，投资、体量很大，但体量越大，压力、风险也越大，“中等工业美学”的电影则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宁浩导演曾经谈道：“我希望做中型成本的电影——中型成本是最能满足投资老板的，钱化得掉，赚得回来。”²《“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也期待“每年重点推出10部左右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精品力作，每年票房过亿元国产影片达到50部左右”。因此中国电影要可持续发展，就要出产更多中等投资、体量，类型丰富且类型性强，类型目标清晰明确的“中层电影工业美学”电影。

最后，如果说电影内有一个“英雄成长”的叙事原型的话，也可以说在文本外，基于“中生代”编剧陈宇的剧作，张艺谋导演父女的合作，既代表了“百变张艺谋”不断蜕变，超越自己的追求，也昭示了新一代导演张末的成长。

如此，《狙击手》在电影文本内外，实际上讲述了两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或“寓言”，现实叙事与文本叙事互为文本。老导演的“衰年变法”弥足可珍。生气勃勃的新导演后生可畏。

中国电影发展的远大前程，此情可待。

电影《狙击手》工作照

注   释

1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21:130-138.

2转引自: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的分层与电影生产的分流和多样化.现代视听，2021（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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