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利娜、刘同舫 | 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性重构

摘要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核心范畴进行探讨与重构的过程中，围绕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概念、是否用正义价值规范评判资本主义制度等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理论探讨。以正义议题为核心，柯亨、伍德等人以马克思是否建构道德理论体系以及剥削理论是否蕴含规范价值等为各自的理论进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论争有助于促进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深化发展，但争论双方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和各自的理论预设，形成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与其正义思想之间逻辑断裂的误解。我们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其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重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全面复兴，以规范性论证为主的政治哲学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唯物史观在阐释路径上或兼容或对立的话题得以重启。在此理论背景下，分析马克思主义透过正义等核心范畴积极解读马克思政治哲学，对马克思规范性理论进行重构。围绕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是否用正义价值规范批判资本主义等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理论探讨，并以马克思是否提出了道德理论以及剥削是否蕴含规范价值等为各自的进路，拓展了争论的广度与深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探讨推动了学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关系的思考，促使学者深入探讨、还原马克思正义观的原貌。然而，针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还是规范理论的问题，争论双方陷入二分思维，他们在各自的理论预设中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马克思正义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逻辑断裂的误解，其研究论据及论断显现出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如何彰显马克思正义观独特的理论特质？如何破除分析马克思主义在重构马克思正义观过程中呈现的“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假象？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正确理解马克思批判正义概念并肯定正义价值的逻辑自洽性基础上，理清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症结及理论限度。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围绕

马克思正义观

的争论与症结

强调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进行辩护，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指向。但是，在关于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概念、是否用正义价值规范评判资本主义制度正义与否的议题中，柯亨、伍德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概念的不同理解，产生了理论分歧，并在以下理论维度中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第一，判定制度正义与否的根本标准。作为马克思正义观“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伍德指出，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脱胎于经济基础，是具有欺骗性、虚幻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但在旧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生产始终占据主导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只有考察交易、分配制度等是否与生产方式相适应，才能对社会制度的性质做出有效判定，这正是马克思拒绝以正义等法权概念为标准，评判制度正义与否的根本所在。胡萨米作为马克思正义观的“赞成方”代表，认为伍德的“生产方式倾向性论”错漏百出。他指出，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与利益分配方式，统治阶级往往把维护其利益的正义规范描绘成特殊的正义规范和天然的绝对正义。但无论统治阶级如何确立思想霸权地位，“用不同的价值理念和理想来评判社会却依然是可能的”。马克思从未否认，盛行于某一生产方式中的规范，不能被合理地用来评价其他的生产方式。胡萨米进而指出，无产阶级根据其自身利益形成的正义观，既与资产阶级立场相对立，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

第二，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的互斥或兼容。伍德认为，阶级道德是阶级利益采取的神秘的意识形态形式，而阶级利益作为历史变革的杠杆，绝对不从属于道德范畴。当历史主体根据道德概念设想自身的行动目标时，必然将沦为意识形态幻想的受害者，其能动性也会变得自我模糊(self-opaque)。“唯有包含着对阶级利益的追求，我们的行动在历史上才是有效的，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们在谋求阶级利益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功效。”伍德表明，任何历史目标的达成都不是基于正义的考量，而是取决于历史主体对阶级利益的谋求，马克思理论体系绝不包含超阶级、超历史的正义原则。佩弗和尼尔森则对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的兼容关系予以细致论证。佩弗认为，正义概念不应被当作追求阶级利益的工具，基于正义的理由，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谋求阶级利益是完全合理的。尼尔森也指出，没有明确的文本支撑可以断定，道德行为者必须与阶级利益相对立，从而在追求“无私之善”与追求阶级利益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推动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等同于推进社会主义正义事业，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兼容性。

第三，共产主义是否与正义规范无关。伍德提出，共产主义指向的是超越正义的社会，从应然性角度论证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将消解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与激进性。他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人的环境改变而实现的。人们是自由还是遭受奴役，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我异化，取决于其对生存条件的理解和控制程度，以及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程度。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与正义等相关的法权概念都无法容纳。布坎南持有与伍德相似的观点，即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不在于它是正义社会的化身，正因如此，马克思拒绝把正义等道德概念作为共产主义的辩护工具。柯亨、罗默等人积极挖掘马克思理论中的规范性理论资源，以解决社会主义理想的前途命运问题。他们力图通过构筑正义蓝图唤醒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追求，进而为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优越性进行辩护。柯亨认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有赖于正义感等道德意识的引导和约束，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罗默也强调从应然性角度论证和增强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他认为，“现存的问题不是实证历史的问题，而是关心什么才能构成一种正义的社会的哲学问题”。

囿于抛弃辩证思维而各执规范性与科学性一端的固有症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论争在内在逻辑、研究结论上均有失偏颇。就生产方式是否构成评判制度正义的唯一决定因素而言，分析马克思主义两派的观点呈现出宿命论和类似唯意志论的倾向，其结论是独断、片面的。伍德一派的宿命论倾向体现在，他们认为不惜代价发展生产力，必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生产方式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因素，人们也可以通过历史发展的横截面审视生产方式的弊端进而展望未来。伍德等人将正义锁定在既有生产方式之中，忽视了马克思对既定生产方式的辩证批判。柯亨、胡萨米等人的观点则体现了类似唯意志论的倾向，即把人的价值追求绝对化。他们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唤醒阶级意识、坚守道德信念以促进实现社会正义的观点，把“以人为本”混同于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本，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性，极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消解。

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能否兼容的争论，存在着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伍德在对阶级利益的笼统谈论中，制造出无产阶级利益与正义概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问题，具有明显的逻辑缺陷。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始终是事实上的阶级压迫而不是概念上的正义原则，无产阶级出于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认识和捍卫，不排斥正义概念在得到“妥为安排”之后的出场，更不会因此就被蒙蔽或遭到扭曲。佩弗等人的偏激之处则在于，他们认为被压迫阶级基于正义的理由投身革命、谋取阶级利益的观点，过度强调了正义与阶级利益的“先天性”相容，这种把基于正义追求的道德考虑视为阶级革命主要根据的论点，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忽略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重要观点，即“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正义问题的争论有待进一步探讨。柯亨等人把正义诉求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后资本主义视角论证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做法，不能准确地把握到，马克思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提，并不是要先验地将共产主义设想为正义的制度，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剖析，勾勒共产主义蓝图。意图通过正义原则修补资本主义矛盾问题的理论预设，不仅不合理，反而是一种马克思所不能接纳的“倒退”。伍德、布坎南等人通过设定共产主义超越正义以强化马克思拒斥正义概念的论证，具备两方面的理论张力。其一，存在自我矛盾的逻辑缺陷。依据“正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观点，伍德推导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结论，但当落脚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他又认为共产主义与正义无涉，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其二，对共产主义及马克思正义观的僵化理解。伍德等人未能理解的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蕴含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双重逻辑：以经济发展的物质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逻辑；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政治实践的现实力量取缔一切剥削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出共产主义的应然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深陷二分法思维模式，他们对各自理论预设的阐释，必然导致正义议题在其学派内部纷争不断、难以定论。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正义观

的误读性重构

围绕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概念这一核心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是否建构了道德理论体系、剥削是否蕴含规范价值等为理论进路，分别在各自的理论预设中对马克思正义观进行解读与重构。然而，由于争论双方未能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此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和对道德问题的历史性思考，而是选择性地截取马克思的文本片段展开分析，导致其论据论断在合理性、有效性等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性重构。

首先，在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叙事逻辑之间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重构。伍德一派（包括米勒、卢克斯等）力证道德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空场”，佩弗、尼尔森等人则致力于解决道德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张力问题。伍德认为，道德意识通常掩盖其真正的基础，它们本身只是源自上帝的意志或理性的先验法则。统治阶级正是将道德规范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强化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马克思因此拒绝以正义等“道德善”（moral goods）为基础展开资本批判，并将之视作意识形态的幻想和迷信。伍德指出，资本主义对人类的自我实现等“非道德善”的阻碍，才是马克思展开资本批判的唯一依据。伍德等人以“非道德主义”为基础对马克思拒斥正义概念展开论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独断论。他们一方面立足于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主张取缔正义概念的价值评判作用，另一方面又根据马克思的文本“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推论出所谓“资本主义是正义的”论断，体现出前后不一的逻辑矛盾。

佩弗与尼尔森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马克思的“非道德主义”阐释不能构成论证马克思拒斥正义概念的依据。佩弗指出，马克思虽然不会将主观情感作为规范性主张的基础，但不能仅凭此就断定马克思在绝对意义上拒斥正义等所有道德原则。在佩弗看来，马克思的规范性判断满足“规范性、可普遍化、基于对人类利害考虑”这三条标准，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具备道德基础。社会正义与权利理论完全契合且补充了马克思隐含的道德理论。尼尔森则强调马克思道德理论及其正义思想的逻辑自洽。他认为，道德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不是所有的道德理念都具有虚假的、欺骗的意识形态性质，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使道德视野无法存在的概念囚笼。平等、共同体以及自我实现等价值规范则在主观上为推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批判的否定力量。马克思拒绝使思想趋同于现实，而是主张用现实本身来验证思想。当佩弗等人把道德规范视为对抗资本主义现实不公的根本力量，并据此设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时，就注定了他们在理论批判的有效性、彻底性上不可能超越马克思。

其次，对剥削概念的实证性解读与道德性重构。关于马克思剥削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佩弗等人认为，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离不开隐含其中的规范价值。剥削蕴含的道德规范价值体现在它侵犯了平等自由的最大化原则，即侵犯了人们平等地参与所有社会决策过程的权利，以及平等地获得自我实现手段的权利。罗默则主张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结合规范价值修正马克思主义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概念。他认为，只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才是构成剥削的非正义基础。佩弗、罗默虽然指出剥削在初始分配和结果上的非正义性，但他们遵循非历史的论证方法，通过预设剥削本身的规范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错误，未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而不是诉诸某种泛化的道德要求来考察剥削的成因和本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过度强调剥削的规范性论证，不仅不能为剥削的非正义性提供合理解释，反而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抽象道德主义的危险。

伍德强调，对剥削隐含道德规范的正义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成立，同时把作为客观社会事实的剥削视为道德概念，并假定其本身具有非正义性是一种错误做法。他指出，剥削的同义词是“使用”，但并非所有的“使用”都是剥削，只有当对某物的使用涉及控制时才代表剥削。根据剥削的同义词又可以区分出“利益剥削”（benefit exploitation）和“优势剥削”(advantage exploitation)，而后者实现的前提是某人处于弱势，能够被他人掌控。马克思绝不会从道德意义上对剥削涉及不公正地使用某人某物提出控诉，进而批判剥削的非正义性。伍德甚至根据康德“普遍的不公正”理论指出，剥削对资本主义所对应的经济形式不可或缺，其本身不过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强制机制。德雷克·艾伦则主张通过抽离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资本主义剥削。他认为，资产阶级以工资形式购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其使用价值就在于实现资本增殖。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构成资本主义维持自身运转的必要手段，不存在任何非正义性。伍德等人坚称剥削正义的局限在于，他们对剥削的辩护实际上是一种“目的论”论证，忽略了马克思对剥削实质的揭露。马克思并没有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对剥削“正义性”进行辩护。他指出，在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中，所有权在资本方面辩证地“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做他人财产的义务”，马克思对此的批判深刻表明了剥削的实质乃是不平等交换，即资产阶级以所有权为前提无偿占有剩余价值。

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争论来看，各方抛弃辩证思维，分别坚持从道德规范或实证角度出发重构马克思正义观，导致其论证环节与研究结论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佩弗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为社会主义辩护的理论建构缺乏实证性，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不是以平等、正义等概念为根基刻写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着手探求实现正义等价值规范的路径，但他们的论证从非历史主义视角出发，对此未能把握；伍德等人则未能彻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而是独断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存在难以消弭的“悖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既不存在形而上学的永恒正义，也不存在所谓历史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并未拒斥一切正义概念，而是在资本批判逻辑中辩证地肯定了正义的价值和作用，形成了以实现人的解放为价值旨归的正义观。正如他指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准则”应该成为各民族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和个人以及“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独断式理解，错失了对马克思正义观实质的把握。

三、对分析马克思主义

重构马克思正义观

的辨与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对马克思正义观进行诠释的理论努力，为理解马克思正义观的“全貌”提供了宝贵线索，但其方法论的疏漏导致了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认识误区，对此我们需要加以明辨。柯亨、伍德等人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新见解，有助于促进学界思考如何处理“事实与价值”割裂的问题，进而弥合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批判社会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然而，囿于以分析哲学解读马克思理论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导致诸多争议难以达成一致并形成合理定论，甚至走向错误解读马克思正义观的极端。马克思在摒弃思辨哲学基础上实现了方法论变革，使历史事实成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研究的可行性依据。为此，我们需要以唯物史观所确立的科学方法论为前提，理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意义及限度，以避免出现泛化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或弱化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倾向。

面对自由主义正义论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浪潮中的理论挑战，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衍生出的对共产主义的质疑，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于不顾，也没有倒戈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是积极尝试构建与自由主义者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学说，以期在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基础上，重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围绕马克思正义观及与之相关的道德理论、剥削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之争推动了学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新关注和深入理解，体现出通过理论革新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异常努力。这种理论革新并非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简单的伦理学补充，而是以鲜明的道德信念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重构与辩护。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重构涉及平等与自由、剥削与道德、事实与规范等多元理论范畴，为马克思理论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展了马克思理论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进行交流对话的理论空间。其论点的深刻性之一在于提示人们，不能简单通过对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否定，而指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资本主义以发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而将长期存在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因而具备一定历史意义的合理性。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没有沿着这一研究进路辩证理解马克思正义观，而是遵循分析哲学方法与道德哲学范式进行理论重构，并否定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与历史原则，致使其内部争议的理论问题充满种种缺陷，不可避免地形成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性重构。

基于对分析方法的信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抛弃和曲解马克思经典观点为代价的。柯亨、伍德等人在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创新性解读中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维导致他们曲解、违背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核心主旨。伍德一派以唯物史观只关乎事实判断而与规范价值无涉为由，主张把正义等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价值规范清除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强调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性，进而捍卫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性。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伍德等人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往了马克思批判抽象正义的正确性，但他们未能理解马克思诉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正义概念的辩证考察，从而片面地看到马克思理解正义的描述性与批判性，忽略了马克思对正义概念的规范性与建构性的肯定。柯亨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积极挖掘被经典马克思主义忽略的规范性理论，力图从规范维度出发构筑未来社会正义蓝图，彰显社会主义在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层面，较资本主义更具道德合理性，以论证马克思理论是考辨社会制度正义的规范学说。但柯亨等人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理解为有关平等、正义原则的规范性价值判断，体现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其理论建构因而充满缺陷。马克思并非如柯亨、伍德等人所言是在一种对立立场上论述正义问题，而是在完成了将意识复归到现实的历史性“还原”基础上，确立了深入到物质生产根源考察正义概念的科学路径。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同一切“虚假的观念体系”划清了界限，明确指出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动因，只能在有关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更中寻找；对平等、正义等观念的理解只能落脚于经济结构，而不能凭借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进行简单推断。唯物史观初创时期，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妄图通过对私有制的道德批判拯救劳苦大众，鲍威尔、蒲鲁东等人主张用“批判的批判”以及“超历史”“超阶级”的正义观念进行道德谴责，幻想人们在公平的交换中享有“天然所有权”以摆脱现实苦难。对这种充当资产阶级辩护工具而具备虚幻的意识形态特性的正义概念，马克思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批判态度；但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剖析中，马克思没有彻底拒斥正义概念的价值指引，而是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只能是“在以集体所有制、平等和正义为起点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抽象正义观的批判，马克思在剥除正义概念意识形态外衣的基础上，辩证地肯定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由于诉诸与辩证法相对立的、非历史主义的分析哲学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窒息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精神，导致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武断割裂并形成了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批判抽象正义，却没有对正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贬损正义概念为毫无价值意蕴的意识形态“废物”，或将之设定为阶级革命运动的永恒价值追求，而是辩证地揭示了正义概念的实质及其重要作用。在颠覆资产阶级抽象思辨的正义观基础上，马克思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现实路径，打碎了一切寄希望于道德规范以寻求“符合正义的财富分配”的幻想，并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正义观的根本旨归，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解放为旨趣的马克思正义观最终具备了超越意识形态桎梏的科学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却未能从辩证立场出发理解马克思理论，而是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抽离出个别抽象概念，将研究重心局限于对理论概念的“分析”。经由分析哲学的所谓清晰化论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质疑了劳动价值论等马克思理论中极具生命力和指导价值的理论范畴，由此无法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理论的规范本质以及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价值，他们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重构只能沦为无解的循环论证。

四、结语

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全面把握只能从历史的批判中引申出来，不能本末倒置。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演进规律，构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生成的内在逻辑及正义理想的坚实基础。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方式、剥削关系以及对道德观念阶级性、历史性的科学剖析中，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正义概念所具有的为统治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则肯定了正义概念对无产阶级推翻阶级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的积极作用，其正义思想的辩证意蕴彰显无遗。但是，柯亨、伍德等人或坚称正义思想在马克思理论中的“空场”，或过度解读正义的规范价值，隐匿了马克思对“永恒的”超历史正义观的批判，消解了马克思对待正义问题的科学论证与价值判断的辩证原则，最终从“捍卫马克思”变成了“制造马克思”。可见，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重构并不成功，必须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妥善解决其理论限度。

柯亨、伍德等人在有关马克思是否拒斥正义的争议中，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于不顾，把有关道德、剥削、权利等概念和范畴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剥离出来，再加以分析和重构，造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正义观之间的逻辑断裂和相互割裂的局面。无论是脱离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道德，还是过度倚重生产方式取缔一切道德观念都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未能历史地、辩证地加以把握，反而将不同的生产方式看作完全孤立、自主的系统，认为它们彼此之间只有区别而无联系，这正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缺陷。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被一堵形而上的高墙彼此分开的观点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无疑是反历史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各方把马克思的观念塞入分析哲学非历史或反历史的范畴中，实则是在事实和价值、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强加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总之，审视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得失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要正确区分马克思自身持有的正义观与其所批判的抽象正义观；（2）要避免将学者个人的理论预设和立场不加辨析地强加于马克思本身；（3）对马克思理论恰当的思考方式是探究马克思“如何”而不是“因何”批判资本主义、构思共产主义。正确理解马克思基于资本批判的科学逻辑阐发的正义概念，必须深入到马克思理论体系内部，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审视马克思正义观形成、成熟与完善的逻辑进路；必须秉持大历史观，在回顾历史、直面现实、开拓未来的维度上，警惕分析马克思主义独断地、教条式地解读马克思正义观，避免在探究马克思正义观时陷入抽象对立的研究困境。

作者介绍｜PROFILE

杜利娜，1990年生，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315211

刘同舫，1966年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310058

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