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因“肺炎疫情”需要变更、终止经营合同的注意啦！

诚实信用原则是根本

对于这样的全国性事件，所有的个体和企业都有理由说自己受到疫情影响，无论是个人的生活、工作，还是企业的运营、管理、成本等。

因此，单疫情事件本身不足以成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足以成为免除违约责任的理由。否则，人人都可以借疫情之名肆意违约、占便宜，有违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如果要以“疫情”为由，对合同本身做一些理直气壮的改变、调整或者终止，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比如，因为隔离、交通封锁等政府措施导致买卖货物无法按时交付，须要变更交付时间，如果按照原计划时间交付，逾期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对于交付一方来说显失公平；

相反，如果企业的合同义务是付款，该付款行为是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实现，那么企业援引“疫情事件”主张延迟付款，则毫无根据。

可是，疫情事件对于企业在履行合同义务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或许见仁见智。在发生争议时，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举证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

如果“疫情”构成变更合同的正当理由，遭受不利影响的企业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变更合同条款。

一是与对方协商变更。

合同永远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时刻牢记“协商”是最优先的选择。但在商事领域中，协商最好通过电子邮件、书面函件往来的方式进行，以此固定证据，避免纷争中无法举证。

2019年底民法典草案亮相，其中合同编第533条对于“情势变更”规定了“继续谈判义务”，若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再求助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虽说该条文尚未正式通过，且对于协商程序表述为“可以”而非“应当”，但对于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甚至在疫情过后，纠纷发生时，或许该条文已经生效并且会被法院或仲裁机构直接适用。

无论从和和气气做生意的角度来说，还是最后一步再考虑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都还是协商优先为好。

二是协商不成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合同。

显然，若无法协商只能诉诸于最后一道争议解决渠道，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变更条款的请求。

当然，也有可能根本来不及变更，按照原合同的约定，遭受不利影响的企业已经有了违约的既成事实的，同样是可以请求法院免除违约责任的，这和前述变更条款的最终效果是一致的。

解除权基于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

两者援引效果及操作流程不同

若合同本身因为“疫情事件”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履行了，那么可以略过变更合同条款的步骤，直接进入解除合同的环节。

但合同解除的理由到底是因为“不可抗力”还是因为“情事变更”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两种说法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

不可抗力产生法定解除权，意味着当事人可以直接以“通知”的方式告知对方解除合同，通知送达对方时，合同就解除；若对方有异议，才会发生下一步的诉讼或仲裁程序。

情势变更不会产生法定解除权，无论是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还是参考民法典草案533条，都必须、且只能通过法院来确定是否予以解除，当事人自己时没有解除权的。

也就是说，援引“不可抗力”，诉讼程序不一定必然发生；但援引“情事变更”，诉讼程序必然发生。

援引哪一个，这当然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疫情事件”到底属于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呢？

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首先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之间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在学理上很有争议，各国法律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就拿中国法律来讲，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对情事变更的写法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但在民法典草案第533条的写法已经变成“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删去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几个字。

这个变化，模糊了“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的关系。

实际生活中，“疫情事件”对于不同场景、不同交易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可能直接导致合同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性后果（这更像是不可抗力）；

也有可能只是轻微的影响，只需要变更部分条款，或者根据实际履行情况减免部分违约责任即可（这更像是情事变更）。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合同领域中，不可抗力、情事变更，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

因此，在发生相应困境、纠纷的时候，建议企业主与律师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和目的，与律师共同商讨，根据企业需求选择合适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