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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洪堡大学教育学科的前世今生

俞可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因洪堡理念不仅开启世界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为德国教育学科发展开辟一条独特路径。

        柏林大学（Alma Mater Berolinensis）创办于1810年，由时任普鲁士内务部文化与公共教学司司长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Humboldt）设计，因其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学术自由、文理兼容并包、全人教育，后人称之为“现代大学之母”，即今日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普鲁士1871年统一德国之后，该校成为全德规模最大、声誉最隆的大学。柏林大学的知名中国校友，近代主要有杨昌济、陈寅恪、罗家伦、傅斯年、章伯钧、俞大维、宗白华、张君劢、赵九章、王淦昌等人。在教育学科注册，有案可稽的唯有杨昌济，攻读九个月。蔡元培也曾经到访柏林大学，洪堡思想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分裂。1948年底，柏林大学部分师生在西柏林创建柏林自由大学，次年，位于东柏林的原柏林大学改名为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目前，该校在THE世界大学排名位列第五十多位，2012年跻身德国精英大学行列。如今，洪堡大学拥有神学部、第一哲学部、第二哲学部（即语言学部）、法学部、医学部、数理学部、经济科学部、文化社科教育学部、生命科学部等9个学部，189个专业（其中36个师范硕士专业），424 位教授，2012 位科研教学人员，1539 名行政、技术与后勤人员，32553名在校生（不含医学院，因为医学院于2003年由柏林洪堡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共建），其中有5000多名国际学生。

        在德国大学的早期历史上，教育系科并未独立设置，大多设于哲学学科之下。特拉普（ErnstChristian Trapp）1779年获得首个教育学教席实属特例，之后才有若干高校零星设置教育学教席，典型案例为教育史学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鲍尔生于19世纪60年代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并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康德认识论为选题分别获取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幸运的是，他在母校创设首个教育学教席，并由此得以把弟子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培养成为德国20世纪教育学巨擘。从总体上来看，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大学的教育学科方才纷纷脱离哲学，得以独立设置系科。

        柏林大学教育学自设置系科以来，长期委身于哲学部。如今，教育科学学院则归属于文化社科教育学部，由11个系组成，分别是普通教育学系、成人与继续教育学系、教育科学方法论系、初等教育学系、教育史系、高等教育学系、教育科学系、教育心理学系、教学论系、比较教育学系、职业教育学系。柏林大学教育学的特色是基于改良主义教育学派研究的普通教育学和以改良主义教育学派研究为重点的教育史。前者以荣退教授本纳（Dietrich Benner）为代表。其著作《教育科学主要流派》（1973）、《赫尔巴特：体系化的教育学》（1986）、《普通教育学》（1987）、《洪堡的修身理论》（1990）、四卷本的《改良主义教育学派的理论与历史》（2001-2007）成为德国教育研究的经典。因拥有3名教授，教育史系在学院中实力最强，其成果主要由荣退教授泰诺特的系列专著呈现，如《教育史》（1988）、《学校学》（1997）、两卷本的《经典教育家》（2003）。曾出任洪堡大学副校长的泰诺特不仅领衔研制国家教育标准，还为校庆200周年推出一套六卷本的校史《菩提树大街上的大学》（2010-2012）。由上述两个二级学科共同设立的“改良主义教育学派档案馆”收藏约24000件相关文献，其中2000余件为原件。

        柏林洪堡大学教育学的学科可追溯至洪堡，其特色建设承袭洪堡信奉的新人文主义，以古希腊文明为渊源，经由文艺复兴运动的继承与光大。洪堡主张，唯有“修身”方能使个体所有精神力量和谐绽放。而“修身”的主渠道是与古希腊典籍实现“精神交会”，以走进“全面完美的境界”。就是说，“修身”的终极取向不仅限于实现人的完成，更指向造就理想化的典范型人才，以文艺复兴时代所诞生的博学多才者或古代的贤人为表率。从建校初期的校长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与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经由“二战”后首任校长施普朗格，直至2016年卸任的校长奥尔伯兹（Jan-Hendrik Olbertz），新人文主义传统的印迹一览无余。跨越200年的这四位校长拥有另一个共同身份：教育学家。

        1910年柏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施普朗格把对柏林大学建立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篇论著结集为《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斯特芬斯论大学之本质》一书出版，并配以长篇引论。建校200周年之际，由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教与科技部部长身份转任洪堡大学校长的奥尔伯兹，为200周年校庆活动设计的收官之作便是“洪堡模式：科研世界中的大学未来”国际学术会议，并力图发布《洪堡备忘录2010》。

        然而，新人文主义传统业已遭遇重创。教育科学学院由哲学部转入文化社科教育学部，预示着，由人文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已尘埃落定。而且，泰诺特与本纳相继荣退导致人才青黄不接。与此同时，“二战”之后新建的高校在教育实证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并借由国际大规模教育评估如PISA，在德国教育学界独占鳌头。1968年建校的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和次年建校的比勒菲尔德大学堪称典型，在学校发展研究、儿童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就此，柏林洪堡大学给予积极回应。譬如，2010年，该校引进德累斯顿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德国《国家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篇主笔沃尔特（Andrä Wolter），委任他于2010年组建高等教育学系。而1995年由成人与继续教育学系创立的“培训机构宣传文本档案馆”乃全球首创且唯一，为成人与继续教育研究开辟独特视角。

        走国际化道路，是洪堡大学摆脱范式转换困境的重大举措。在中国，柏林洪堡大学高擎蔡元培这块金色招牌，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展开深度合作。2016年，泰诺特与中方合作编辑的《洪堡选集》中德对照版正式出版。目前，由泰诺特主持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教育科学学科史（1776-1945）”彰显洪堡大学对教育学科源流的敬畏。2017年，以纪念洪堡诞辰250周年以及梳理教育学科百年流变为契机，洪堡教育遗产的代际传承以及全球传播将再度成为洪堡大学教育学科创新的引擎。

本文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学院及其学术特色”笔会，全文约30000字，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1期，本公众号将陆续刊出该组笔会。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