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学

讲

堂

王志清，南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因其长期身处研究与教学一线，又因其理论与创作两个轮子同时转动，身心投入，情性灌注，长于细读，精于思辨，故其学术研究常常别开生面，文本与史料互为诠释，诗性与理性两相交通。 作者亦诗亦论，且古且今，出版有《纵横论王维》《盛唐生态诗学》《散文诗美学》等论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唐诗，这种自由人性蕴含极其丰富的诗，只有发生在经济与精神同样异常富足的唐代，只有出手于自由人性辉煌而充分展示的唐代诗人。 研究唐诗，重在研究诗人，研究那群炼成唐诗的唐朝的人。因此，我们试图从一个当下唐诗研究还关注不够的视角入手，尽可能将人的研究与诗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诗的过程中着重研究人，研究唐代诗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生存智慧，包括诗人的家学渊源、素质教育、人文素养以及生命方式，以诠释唐诗的人性化特点，力求能够涉及唐诗发生的一些本质问题，进而解答“唐诗是怎样炼成的”之追问。

 

唐诗为什么只能出自唐人之手？

        

我们这样表述，是为了凸显我们对拥有无以伦比之创造力的唐代诗人的无比崇拜，并突出对这种不可思议的辉煌创造以及创造过程的惊羡。

唐诗，作为中国文化之特别奇观的唐诗，以其全新的美学精神和文化形态，以其空前绝后的璀璨意象和辉煌风范，以其震慑心魄的高情远韵和神思妙想，以其特殊完美的语言体系和形象体系，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明中的特别辉煌。王安石曾不无自卑之意地感叹道：“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1]翁方纲则比较宋诗盛赞曰：“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2]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郑重指出：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3]

 

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论者之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说：无与伦比的唐诗，只有出自创造性无与伦比的唐人之手；无与伦比创造着的唐人，具有在诗才上无与伦比的特殊基因。诚如李从军所言：唐代诗人“是具有特殊‘基因’的一代”。“盛唐诗歌之所以具有其他文学时代所不具有的特征，是因为它的作者是盛唐诗人，是特殊和崭新的一代。”[4]唐代诗人，是大唐帝国的骄子，是人性充分张扬的一代，是极端英雄主义的一代，是真正扬眉吐气的青春一代，是具有崇高理想和自觉社会担当的一代，是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由精神、生命情感特别饱满的一代，是文化底蕴异常深厚、艺术细胞异常发达的一代。如果说，唐诗是中国文化的奇观的话，那么，这些创造奇观的人，便是一群奇人，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人的精英，用盛唐殷璠的评价就是： “河岳英灵” 。

 

我们所选讲的唐诗十名家，都是唐代诗人中的一流精英，是唐代诗人的最杰出代表，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与深刻影响，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或者分别代表了各个时期诗歌的最高成就，也展示出各自不可他代的、在体式与风格上的特别创新。尽管他们处于初盛中晚的不同时期，有着儒释道各自侧重的不同信仰，有着不同的政治主见与立场，有着不同的在官在野的各自状态，有着不同的仕途顺达与舛蹇的经历，有着不同的籍贯  、不同的家学渊源 、不同的活动区域 ，有着各自擅长的诗歌体式，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个性，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些非常一致的共同点。

 

 其一，特别强烈的政治用世欲。唐代诗人的个体素质中最具共性的素质，就是这些诗人都具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这是他们特殊“基因”中的最特殊的“因素”。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强烈而急切的参政议政的意识与理想，政治期望值也都特别高，故而生成了阔大情怀与高远理想，生成了诗性精神中所特别要紧的几个要素，即意关国是，志怀社稷，悲天悯人，拷问生存，美刺当下。

 

其二，异常强烈的不安分的人性特点。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说过：“不安分守己的天性，把他们引向伟大和美。”极不安分的人性特点，以李白、陈子昂、王昌龄、骆宾王、韩愈等外向型特征特别鲜明者观，自不必说了；即便是内向型特征鲜明的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也如此。他们四处奔走，上下求索，寻找发展机遇，大多是终其一生的。唐代的政治昌明，文化开放，使得自由人性高度发展的唐人，摆脱了各种内外盲目力量的束缚，使自己的各种需要、能力、活动、关系得到极大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人的潜质、潜能在新的特殊的生态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拓展和升华，形成了唐人特有的盛世情怀，这也使得立功立德立言的欲望与生俱来就比其它任何时代强烈的唐代士人，更加的“不安分”。而这种不安分，却将他们引向了诗歌，造就了诗歌的辉煌。

 

其三，特别富赡的才情。造就大诗人的条件与其创作过程总是微妙复杂的，   刘勰很看重性情，他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指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5]刘勰是对自贾谊到陆机等众多辞赋名家的研究而言的，诗歌亦同理。以唐诗名家看，都具有“肇自血气”的创作基因，具备了异乎寻常的文化和审美素养，训练出独特的审美感受力、想象力和艺术判断力，尤其是培养出个性化特点十分鲜明的原创性品格。特殊的“血气”，这种诗人气质中最特殊的基因元素，使唐诗十雄的情感特别饱满，才华特别充溢，对现实的触发也特别敏感。

其四，特殊的家学渊源。这些诗人基本上是名臣之胄，诗人之后，出生于名门世家，书香门第。譬如杜甫乃名将杜预之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岑参则是宰相之后，曾祖、伯祖、伯父皆以文至宰相，其父也官至刺史。陈子昂的祖宗似更值得炫耀，其二十八代世祖乃西汉重臣陈平。李白、李贺、李商隐则与李唐帝王共一个老祖宗。李白自考是帝室后裔的血统，不是一般商人之后；李商隐数次申明自己具有皇族宗室的血统；李贺似乎倒是真正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骆宾王出身望族，其家族中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就出过骆俊、骆统等著名人物。白居易也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诗人自小生成了一种视家族精神为图腾的文化自觉，也使他们都有一种接受良好素质教育的机遇和条件，在严格而良好的训练中打下了极其坚实的文化、文学的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很看重这种先天和后天为诗人个体人格与精神向度之形成而起到规范作用的家族文化。

 

其五，特别能“兴”的诗人特性。王夫之认为， 诗人最突出的素质是“兴”。他说：“能兴者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6]“兴”乃诗人的一种独特的艺术禀赋，也是诗歌创造者创作时所特有的生命感发的审美状态。别林斯基说：“诗情的灵感是大自然创造力的反射。……诗人的天才越高，他就越能深刻而广泛地拥抱大自然，越能有效地在最高的因缘和生命中把它表现给我们看。”[7]此中的“灵感”仿佛于“兴”的含义。崇尚创造也特别能够创造的唐代诗人，多具有异乎寻常的“兴”的能力，乃在协和宇宙的参赞化育中，深体天人之道而相与俱化，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兴”。而正是这“兴”，赋予了诗人们“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8]的特异功能。杨义说：“李杜是具有第一流的生命辐射力的诗人，他们在把生命辐射给文字和外物的时候，无处不打上自己的印记。真正的写诗者，处在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外物和文字就是在这种特殊精神状态中组合成新的生命。”[9] 这种所谓“生命辐射力”，是否可以理解为古人所说的“兴”呢？

        

唐代诗歌之所以成为中国诗歌的巅峰而极度辉煌，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唐代诗人，是特殊和崭新的一代，是具有特殊“基因”的一代。研究唐代诗人，研究这些诗人的才情人性、文化基因、家学渊源、生平际遇以及引发才情的人文生态和诗兴情境，是研究唐诗发生最可靠的节点。

 

【1】胡仔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2】翁方纲著，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3】《闻一多全集》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2-203页。

【4】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5】刘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309页。

【6】王夫之《俟解》，见《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79页。

【7】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8】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9】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2，第44页。          

编辑 | 孔馨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