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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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宝珠 马 艳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研究

逻辑主线是任一理论系统化的基础。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体系研究中，关于逻辑主线的重大问题至今具有争议且存在分歧。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两条道路”的洞见，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文章提出逻辑主线的三大特征:主题性、本质性和链接性。根据该特征界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能够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主题，反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本质，承当习近平经济思想内容体系的关键链接。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进一步来看，唯有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确立为逻辑主线，才能确立“新发展理念”的逻辑框架、“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通往人民“美好生活”的逻辑终点。

任瑞升 黄 维

论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及实践路径

国家之治在人才，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人才发展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人才的价值作用更加凸显，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先进代表，人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国家治理当中都发挥着引领、示范、创新、推动的作用，影响着国家治理水平和现代化进程，人才发展与国家发展进步具有天然的内在统一性。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才的现代化，人才以其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技能及实践推动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人才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要重视把握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遵循其发展规律，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动人才发展，着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促进、同频共振的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宣朝庆 葛 珊

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

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国家叙事模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派生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问题。本文认为，通过文化自觉的作用可以修复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的联结关系，诠释中华民族不断整合、努力谋求认同的自我价值观。文化自觉从中华民族绵长的历史文化血脉切入，在心态秩序和建构秩序两个维度之间建立起联结机制，通过历史记忆整合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建构寻找凝聚核心，以推进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的互动形塑，进而确认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框架的合法性。

范 劲

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运作机制

——一个系统论视角

中国文学要“走出去”，首先要知道海外学者是如何观察中国文学的。这方面，德国的中国文学认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验场地，可通过观察其结构性特征，掌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路径规律。而要观察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运作方式，必须将其视为一个自治的功能系统，它有自己的编码及实现编码的具体规划，同时也要接受自身所在的社会系统的指令，从而生产出符合系统需要的中国文学符号。承认了这一点，就能理性看待中国文学在德国语境中呈现的变异形态，理解汉学问题本身的生成条件，也能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走出去”问题，认识到正因为他者建构中国文学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中国文学才成为沟通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普遍性交流媒介。

高 玉

中国现代作家手稿作为“祖本”文学价值论

中国现代文学有大量的手稿存世，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和巨大的优势。现代文学手稿不仅具有文物价值、收藏价值，更具有文学研究价值。文学手稿是各种版本的“祖本”，具有独特性，有些手稿还具有书法和审美价值，和印本的“机械复制的艺术”具有根本的不同。手稿还隐藏着文学创作过程的秘密，我们可通过对修改、增删、笔墨轻重、换墨的节奏、书写流畅与滞涩等进行分析从而实现“考古”发掘，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法。

张立群

现代作家自传的历史探源

——兼谈中国传记写作的现代转型

现代作家自传是中国现代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传记诞生期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作家自传诞生期与初期发展紧密相连，晚于现代文学的发生，因而深受现代文学思想文化资源的影响并有相应的特殊性。“人的文学”、名家的倡导与现代作家的身份和技法、外来文化资源的影响、现代出版业的繁荣以及读者因素，都是现代作家自传出现不久就走向高峰、诞生一大批代表性作品的重要原因。对比同时期其他类型的传记，现代作家自传的诞生与初期发展不仅实现了中国传记写作的现代转型，而且还以其实绩推动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探源现代作家自传的生成方式，呈现其发展轨迹和问题，对于现代传记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与阐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张新国

张子仁论与美德伦理

学界已经注意到以现代美德伦理学为视域考察宋明理学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与程朱理学主要以“理”即价值规范与道德法则论仁不同，张载通过诠释思孟“仁者人也”以“人之所谓人”论仁，聚焦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品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显示的是一种以美德论为中心而容纳道德情感与道德法则的规范论伦理学。中国传统美德伦理兼容形而上学，目的是在生活世界中落实具体行动与为实践奠定先验基础。这也构成宋明理学美德论在整个现代美德伦理学谱系中的思想特性。

张志昌 杨 洁

《吕氏乡约》的传播推广历程及局限性分析

北宋吕大钧创制《吕氏乡约》并在家乡推广。南宋朱熹把儒家理想融入统治阶层的需求，进行增损和完善。乡约在元明清逐步克服局限，恪守边界寻求到了基层自治和国家权力的妥协平衡，从而上升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传播推广地域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清末民初至建国前，乡约及关学传人因固步自封而沦为局部实验。《吕氏乡约》在传播和推广过程中不断贴近国家对基层治理的需求，从而沦为教化和治理工具，自治自主精神消怠。《吕氏乡约》在当代理应完成现代转化，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帮扶从而焕发新的生机。

孙德仁

吕籹礼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意义

张载关学创立后，“以礼为教”在历史发展中凝结为关学的内在品格，并整体呈现出经世践履的性格特征。明代关学延续此礼教性格，却在具体成因上出现新动向:吕籹一反张载、马理“礼本于天”的主张，取消形上本体的“天”之于礼的根源意义，将礼定位为形下经验层面的礼制、礼仪，表现出脱离礼之内在精神实体——“天”而为经验形式的去实体化转向。促成这一转向的原因是吕籹对程朱理学理气关系结构的改变，在释理归气的诠释进路下消解礼的超越根据，使得对礼的持守工夫从内在“德性”涵养转向外在“德行”践行。吕籹礼学的去实体化虽然在成德工夫上面临困境，却逆向成就了社会公共领域的伦理规范价值，形塑明代关学礼教性格的同时，成为后来明清关学应对时代之弊、共同践行礼教的重要依据。

李秉奎

虹桥机场事件与淞沪战争的肇始

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海军扩大侵华战争而有意制造的“阴谋”，也是蒋介石转移对日作战重心的“契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不甘充当“配角”，在淞沪地区扩大战端的指向性明晰。制造虹桥机场事件的大山勇夫，是日本海军方面提前选择的牺牲品，同时也是未婚、无过多家庭牵挂的“童贞中尉”。这是他被委派制造侵略事件的重要原因。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前后，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已有谋划，预计在淞沪地区“先发制敌”，希望通过上海周边的抗日军事行动吸引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只是，吸引国际援助的谋划并未成功，前线的军事指挥系统及各方配合亦屡有漏洞。淞沪抗战失利后，国民党军队无力阻止日军进攻南京，亦未因此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援助。

何家伟 刘荣琴

缘木求鱼: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事业人员收入 “限薪 ”动议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国营金融事业人员收入过高的现状进行了“限薪”。国民政府的“限薪”经历了由“袒护”到明确限制阶段。针对国民政府“限薪”举措，国营金融事业人员进行了系列抗争。通过对国民政府限薪的考察，发现所谓的“限薪”不过是缘木求鱼:首先，南京国民政府战后坚持内战，消耗大量物资，导致生产严重不足，影响下游分配，致使无薪可限;其次，国营金融事业人员收入分配具有垄断性和市场性，国民政府“限薪”令既不能消除金融事业的垄断亦无法改变市场规律;第三，通货膨胀时的“限薪”对象应是国营事业特权群体而非普通职工。

王爱萍 胡海峰

新发展阶段我国金融风险的新特点、新挑战及防范对策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的重大任务，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十三五”期间，我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定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金融风险领域仍存在一些持续性问题和苗头性、倾向性隐患。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稳妥有序、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

罗 影 汪毅霖

路径创造与制度企业家:基于中国故事的分析

路径创造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实现从无效制度向有效制度的转型。经济、政治和信念的约束是路径创造的阻碍因素，但当爆发危机和存在合格的制度企业家时，这些阻碍可以被克服，从而有路径创造。制度企业家是路径创造的基本行动者，其与熊彼特所定义的企业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通过触发和放大旧制度的失灵，“危机”为制度企业家提供了路径创造的激励，同时也软化了约束条件。为了实现路径创造，三类制度企业家——经济企业家、政治企业家和文化企业家——需要相互合作。从中国经验可知，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在制度企业家从事路径创造的过程中是辩证统一的。

侯 欢

民营经济税收营商环境法治化:从税收公平到税收共治

法治化税收营商环境已成为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基础保障制度。在税收公平的法治环境下，民营经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应恪守税收中性原则，其核心是以公平竞争审查和税收征管保障民营经济的公平竞争权。而纳税便利原则所强调的方便且有利于纳税人的理念，促使税务机关的依法稽征职权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于税收法治化的轨道上并行。税收公平、税收中性和纳税便利分别构筑起民营经济税收营商环境法治化的起点、边界和标准，其实现还需要发挥多元共治的税务协商和双重监管机制的功效。税收共治机制的逻辑起点即为税务机关与民营经济发生涉税纠纷时寻求最大程度的个案公平，其落实所需厘清和建构的具体制度和规则的运行应始终恪守并体现上述三原则，从税收公平到税收共治皆直指民营经济法治化税收营商环境建设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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