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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22年第5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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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董海军
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考察揭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百年演变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及其关系，对于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及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历经革命道路探索、执政摸索、改革拓展与新时代复兴四大任务阶段，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反映出中共对于调查研究的运用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从理论逻辑来看，“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观”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是调查研究的理论之基、理论之体和理论之翼。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遵循、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范式、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政治话语与斗争策略的方法工具。实践和理论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创新，历史和理论在实践中取得实效，历史和实践升华成理论发挥指导功能。中共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三者是统一的。朱雪平
中国共产党党内学习制度建设的探索历程、演进特点及经验启示
科学完善的党内学习制度是增强党的理论创新活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学习制度建设经历了从开创奠基、坚持调适、创新发展再到成熟完善的发展脉络。党内学习制度建设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党根据事业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学习制度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学习制度建构中不断凸显基层党组织自主性与普通党员主体地位；坚持以集中性党内学习教育推动学习制度创新。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内学习制度建设，必须强化理论武装，增强内生动力，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以上率下，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与内在规律。宋洪兵
为政治奠基：论法家的政治形上学
林忠军
儒家易学传承、创新和重建及其现实意义——以《易传》为视角
《易传》提出“观象玩辞”和“立象尽意”两种易学解释方法，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形式而生发出汉易与宋易的解释模式，实现了易学传承与创新。《易传》以圣人“观象制器”的事实印证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将这种“观象制器”思路落实到易学上，阐明儒家易学是秉承易学传统、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形成的。即秉承巫史卜筮易学传统，以德性为易学旨归，借鉴与融合儒道两家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实现了易学话语转换，从而完成了从卜筮到德性、从象数到义理、从天道到人道的易学体系重建。《易传》新易学体系的建构，对于今天易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体系。
孙晓冬 宋 磊
生产主义的产业政策观的工业行政意义——沟通林毅夫区域与路风空间
张维迎、林毅夫和路风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在产业政策领域三种似乎对立的思考方向。但是，在理论上存在沟通他们的研究的可能性，在实践上存在连接他们的研究的必要性。借助斯密、列宾斯坦的经典思路和奥地利学派的批判性视角，我们发现，上述三种产业政策研究的要点是对于三个特定范围，即可以分别称为张维迎原点之上以及林毅夫区域和路风空间之中的产业政策的可行性分析。本文指出，生产主义的产业政策观可以沟通林毅夫区域和路风空间，具有工业行政意义。这种产业政策观以演化经济学与动态能力论为学理依托，以政府和企业在生产领域的互动为中心，提示了从政策知识的衔接以及政企能力的转化来改进工业行政，融合关于产业政策的多学派、多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应品广
竞争中性视角下所有制中性的理论解释
所有制中性是竞争中性的核心内涵，主要在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两大场景下展开。随着竞争中性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内针对所有制中性的质疑开始升温，理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其违反我国《宪法》规定；二是认为其有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表明：在规范层面，我国的“经济宪法”具有层次性逻辑结构，竞争中性语境下的所有制中性不仅契合总纲性经济制度条款，而且与次级和配套经济制度条款不冲突；在理论层面，所有制中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有制中性并非否定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只是追求商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因此，需要避免对所有制中性 的误读，基于我国“经济宪法”开展制度构建和制度创新。陈雨露 夏庆杰 李 实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辐射作用分析：1988-2018
本文使用跨度30年(1988-2018)的CHIP农村抽样入户调查数据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辐射影响，并在半参数回归模型中使用农户所在地到制造业中心距离变量分析了制造业中心对农户收入的辐射作用及其空间衰减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农户收入水平与当地的工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的制造业、服务业、外资、出口水平越高，该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越高，特别是低收入家庭获益最大。2010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国际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已经使各省制造业中心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于 博 林龙斌 安 邦
证券市场监管处罚避免企业违规再犯了吗？
本文基于监管强化动态视角，运用生存分析法以及面板泊松估计研究了监管处罚在避免企业违规再犯方面的有效性。研究发现，近年来证监会及交易所明显增强的监管处罚力度对避免企业违规“再犯”产生了显著的短期“震慑”效应，但未能呈现长期治理效果。基于时间维度的分阶段比较发现，受罚企业的违规再犯风险在“监管强化期”更低；基于截面维度的分组比较发现，市场化或法治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再犯风险会明显低于市场化或法治化水平较低地区，说明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对企业违规再犯风险具有弱化作用。违规再犯存在“二皮脸”效应——前期受罚次数越多的企业再犯风险越高，但伴随监管升级，“二皮脸”效应明显减弱。本文为评价监管体制改革成效提供了经验依据，为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建设与监管改革相协同提供了路径参考，证明了监管升级对防范道德风险的积极影响。沈杏培
“夏可为事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青年出路”问题
1957年《文艺学习》刊登的“夏可为来信”引发了关于青年的写作、 职业和出路的社会性讨论。“夏可为来信”呈现了青年普遍的成长之惑，得到了茅盾、赵树理和老舍的回应，成为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问题的重要现象和事件。赵树理是“夏可为来信”的最早对话者，他对青年出路的思考体现在大量议论性文字和《互作鉴定》《杨老太爷》《卖烟叶》等小说叙事中，通过“生病/疗救”和“劳动/写作”叙事逻辑对沉迷写作、不安心劳动生产的知识青年进行劝谏。“夏可为事件”显示了青年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新的语境下渴望自由选择甚至弯道成长的诉求，以及青年在有限申诉、抗争后臣服于政治要求与青年治理体系的复杂过程。柴克东
仰韶玉器与古代中国的神权认同——尹家村遗址出土“玄钺”的历史底蕴
2021年5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联合咸阳博物院在咸阳共同举办“仰韶玉韵——尹家村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向公众展示了64年前从尹家村遗址征集的多件珍贵文物。其中15件玉钺的再发现，彰显了仰韶玉器深厚的历史底蕴，打破了过去认为仰韶文化不使用玉器的考古学盲区。以玉钺为典型代表的仰韶玉器，直接影响了石峁文化以及夏、商、周“三代”神权认同机制的形成，其黑色或墨绿色外观以及强光照射下呈现的渐变嫩绿色特征，催生了古人对“玄”的哲理体认和以黑为尊的颜色崇拜。直到秦王朝“服色尚黑”的治国理念中还能看到仰韶玉器影响的余绪。鲍 卉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
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而至解体。日本访华学人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并以纪行诗的文本叙事方式投射出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背离困境中舍“东”趋“西”的方向抉择。概言之，其受国民性格、传统、利益和使命的影响于纪行诗中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表述而将“自我”纳入文明，将“他者”从文明“除名”，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欧洲文明的追崇乃至自我主体建构的文明论转向，并促进形成其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张 皓
英国如何分阶段有步骤侵占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英国分阶段有步骤侵占中印边界西段中国领土。第一步，英国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分裂本属中国领土的拉达克。第二步，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染指坎巨提。在这期间，英国先后提出“1846—1847年英国边界委员会线”“约翰逊线”“阿尔达线”“马继业—窦讷乐线”，企图改变中印边界西段传统边界线。第三步，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企图侵占位于中、印、尼三国交界之处中国领土葱沙地区。第四步，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企图侵占大尔瓦沙地区。清政府无力阻止英国分裂拉达克，坎巨提变成中英两属之地。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拉达克同中国具有传统政治关系，却无力恢复；虽然指出坎巨提为中国领土并设法解决，却不了了之。西藏地方政府反对英国侵占葱沙地区，以事实指出普兰与特赫里邦的传统界线。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喀什区行政长蒋有芬据实反驳英国对大尔瓦沙的侵占。英国侵占葱沙、大尔瓦沙的企图虽未得逞，却留下中印两国边界西段争端的祸根。周 奇 金滢坤
论隋代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
隋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前后转换的过程，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以来的察举制度，实行分科举人，创设了新的科目。在察举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在隋代开始向秀才、明经、孝廉等科举科目演变。新创的进士科是隋代政治变革的产物，与秀才、明经等一起构成隋代科举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隋代察举特科在继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外还新设立数量可观的新科目，这些新科目也演变成制举科目。随着科举考试进用与投牒自进制度在隋代最终成型，隋代完成了察举向科举的转变。科举不是具体起源于某一科目创设，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演进。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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