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认并且公开的历史资料证明，1949年毛主席党中央决策暂时不要解放军去香港，保留其国际贸易“窗口”地位；1974年毛主席亲自与英国前首相谈过香港1997年回归事宜。老人家的生意之道如火纯青，在香港问题上的无为无不为，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1974年5月25日下午，毛主席同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举行了会谈，两人一见如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希思当时已经下野，但毛主席还是给了他在任首相的礼遇，后来在1976年初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是这样的安排，体现了毛主席独特的思维特色——不拘泥于既有的“惯例”，敢于打破常规，创造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与立，是同时存在的。在破与立之中，生出新意——生意之道应运而生。

    谈起香港问题时毛主席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希思：“是没有谈。”

　　毛主席问周总理：“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

　　周总理：“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满。”

　　毛主席：“现在还有多少年？”

　　周总理：“还有24年。”

　　希思：“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毛主席对周总理说，“我们就不在了。”随后毛主席又抬起手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根据已有的资料，早在1946年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初步构思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架构。1946年12月9日，毛主席在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三名西方记者会谈时，谈及香港问题。

　　哈默问道：“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毛主席：“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解放军打过长江的时候，发生的紫石英号事件已经证明，解放军凭武力拿下香港不在话下。然而1949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却勒马深圳河畔不开进香港。

      这时港督葛量洪收到了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关于香港维持现状的“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港英政府为此欣喜不已，这也导致英国政府决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在《华侨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

     由此可见，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有着一套完整系统的思路，并且付诸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50至70年代，毛主席党中央始终坚持“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在道层面生出新意，在经济上内地和香港的经贸往来，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

    除了日常的交往以外，从1957年开始在广州每年都要举行春秋两季“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为那个年代新中国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主要渠道。

    这也证实了1949年初春，毛主席对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那番话的深刻内涵，毛主席说：“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地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毛主席这里关于香港的定位，可以作为他的生意之道的一个具体的策略，也可以叫做生意之术。

     毛主席的生意之道，是一种无为之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有为后无为，上无为下有为，无为无不为。

    一个人的成熟，一个人的成就，许多时候不在于他的有为，而在于他在有为的过程中懂得无为。你看1949年解放军推枯拉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解放全中国之有为，到了深圳河边，停下来，不过去，这就是无为。只有先前的有为，才能说明此后的无为，统一称之——无为无不为，这才是作为的完整体现。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的原则性一点都不含糊，而在经济上的灵活机动，连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外国共产党都生疑惑。

     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生意之道”，的确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主席回应的回应，再一次阐释了他的生意之道：“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 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249—250页。）

    真是道可道，非常道也。

    即使是在今天，毛主席的生意之道，依然会被许多人误解，因为感悟道，与了解器是两码事。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为抗大提过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这是我们感悟毛主席生意之道的可靠参照物——道总是器化于物之中的。

    历史证明，毛主席的生意之道，我们今天当然想得通，说得通，也行得通，道器变通。

历史资料参考：《杨孙西：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载《党的文献》2014年第3期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526/c85037-25066190.html 

写于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