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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作者：秦广强（上图）、张美玲（下图），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19年第2期

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成长于“二战”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与管理革命所带来的雇佣关系或阶级资源的多元化（李路路、孔国书，2007），即达伦多夫（Dahrendorf，1959：41-57）所说的“资本的分解”和“劳动的分解”过程，一个在传统的阶级关系结构之外，与资产阶级和体力工人明显不同的、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中产阶层是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复杂化中出现的新事物，他们以知识和技术为生，从事非直接生产性、非体力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李友梅，2005）。那些被形象地称为“白领”（米尔斯，1987）或“穿黑外套的工人”（Lockwood，1958）的管理和专业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核心群体。

中产阶层总体上处于基本社会阶级关系之外，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他们性格特征和社会功能的中间性、多面性，甚至是摇摆性。这是因为，他们既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位置和利益，又因嵌入社会上层和下层关系而呈现多面性（李路路，2008）。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其功能又可能会发生嬗变和演进。以欧美国家为例，长期以来被视为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坚力量”和“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近年来发生了急剧转向。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移民的多样化、种族分隔，以及阶级不平等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割裂，再加上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撕裂，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尤其是政治价值观陷入空前的碎片化甚至两极化的态势（Fischer and Mattson，2009；李路路、王鹏，2018）。有学者指出，在欧美社会，“中产民粹”正日益兴起。例如，美国投特朗普票的人、英国脱欧的支持者、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的支持者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底层，而是属于中产阶层。

与之相比，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伴随着改革以来的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而迅速成长，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瑞信研究院2015年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达1.09亿，已是全球最多。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享受快速提高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急剧激化，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股市、房市剧烈波动，未来的社会经济风险凸显，更加剧了中产阶层的压力感和焦虑感（李春玲，2016）。在精英联盟和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新时代背景下，作为“老中产”阶层的小业主和个体户群体已经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曾经令人艳羡的经济优势地位，而新中产阶层也已开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尤其是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涉及私有产权保护、司法公正、医疗卫生、子女安全的社会性事件不断触动中产群体的敏感神经，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甚至有文章指出，一场又一场面向中产阶层的“攻心战”已经打响。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权益观念、阶级阶层意识、公共参与乃至抗争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李红艳，2017），在业主维权、抵制环境污染、邻避运动、女权主义行动，以及为了扩展在公民社会中活动空间的其他团体的抗争中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群体力量和阶层作为（Nathan，2016）。

因此，在新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形势下，面对如此体量和规模的人群，他们在社会结构空间中的位置和构成状况如何？他们的崛起会对当前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带来何种影响，尤其是他们的政治取向和性格特征如何？这些都是涉及转型期社会结构变迁、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群体整合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也是本文聚焦的核心议题。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构成特征与社会功能的讨论，应在传统中产阶层研究脉络下更多地关照中国社会现实而进行本土化探索，尤其是要将其放置于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的制度情境中加以把握。原因在于，从生成路径上和结构构成上讲，中国中产阶层既有因体制分割而形成的分别延续再分配特征和市场经济特征的群体成员，同时在两种体制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又有因市场能力和市场机遇不同而明显分化的主体中产（“新中产”）和边缘中产。因此，本文致力于将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二者结合起来对总体上处于相似位置的中产阶层加以识别和确认，并以此作为解释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取向和功能彰显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上述两大分类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细致考察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特性与取向，为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复杂构成和和多维政治功能提供一个参考性框架。

（一）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

社会政治功能问题一直是中产阶层研究探讨的核心议题，对于其功能特征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并未达成共识。归纳起来，国内外学者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存在以下三种主要论断：

一是中产阶层具有激进的政治取向，是社会民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李普塞特、亨廷顿等学者均持有这种观点（Lipset，1963：31；Huntington，1991：67；Goodman，2008）。这一论断的背后有两种解释：“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市场的解释”。前一种认为，中产阶层因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自由意识而追求公民权利，具有更高行动参与意识；后一种则主张，在市场交易是基于独立自由的个人或集团权利，市场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中产阶层会积极推动基于自由的变革。

二是中产阶层具有保守的政治取向，是社会政治的“稳定器”。这一论断的逻辑在于，中产阶层的特定利益（权力、收入及声望等）源于现有等级秩序（中间位置），位置的占据者自然具有维护现有等级秩序的倾向。另外，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缓冲层，发挥了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很多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典型的如米尔斯（1987：391-394）所谓“政治后卫”的论断和琼斯、布朗（Jones，1998；Jones and Brown，1994）对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等。

三是中产阶层本身没有相对独立的作用或行为，而是依附于利益集团或强势政体，在政治取向上具有依附性和两面性。当位置和利益受到来自上层的威胁时，他们有可能和下层联合起来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当受到下层的威胁或损害时，他们则可能会依附于社会上层。如萧新煌和苏耀昌（Hsiao，2006；Hsiao and So，1999）在对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中就指出了这种矛盾性和依附性，李文（2004）对东南亚中产阶层的分析也指出其政治取向的二重性。

而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功能的分析，研究者的判断也存在几种竞争性的观点。首先，李强（2001：19）、周晓虹（2002，2006）等认为中产阶层在扮演“缓冲剂”和“稳定器”角色。海外学者史天健（Shi，2008）、狄忠蒲（Dickson，2016）、陈捷等（Chen and Lu，2011；Chen，2013）也持这种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广泛认同现有体制，近期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其次，张翼（2008，2009：232）认为“中产阶层更具批判意识和‘社会改造’风险”，其冲突感更强，社会不和谐感更显著，他们“绝不会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黎安友（Nathan，2016）指出，当前希望追求稳定的中国中产阶层会支持现有秩序和体系，但随着中产阶层价值观变得越来越自由化，其政治疏离感会增强，尤其是在未来经济增速放缓或中产阶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安全性降低时，其激进和极端倾向会凸显出来。此外，李春玲（2011）指出，中国中产阶层内部存在多种价值取向，兼具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成分，当前是稳定性力量，但未来走向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李路路（2008）则从宏观和抽象的层面分析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经济发展、政体制度、社会秩序）中产阶层政治功能彰显和演化的可能路径。

综合来看，现有关于中产阶层政治特性的讨论已较为丰富，但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拓展的问题。第一，相当多的研究是基于西方语境的简单比拟，仅在中产阶层整体层面展开抽象探讨，忽略了其内部构成的异质性与政治功能取向的多维性、演进性；第二，关照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中产阶层分析更多将焦点集中于体制分割维度（再分配与市场）（李路路、李升，2007；齐杏发，2010；刘欣、朱妍，2011），而对两种劳动力市场内部基于市场能力造成的市场状况的分化重视不够，尤其是直接从体制分割和市场机遇分化构成的复杂制度环境（即政治与经济地位相结合）的角度对中产阶层政治功能进行解释的成果较少；第三，在对中产阶层政治功能的经验分析中，用来研判和分析的指标有些是间接的，如生活满意度、不平等感受、公平感等，有些则仅有态度认知而缺乏政治行动实践层面的要素。有鉴于此，在当前中产阶层以一个更为显著的群体存在而登上社会舞台的新阶段，需要充分把握其生成路径和结构构成的复杂性，并从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二者相结合的角度提供一个理解中产阶层多维政治取向的框架。

（二）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体制与市场双重决定

尽管中产阶层总体上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处于基本的阶层结构关系之外，但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并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阶层实体，而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群体集合和多元化的群体形态。一般而言，这种群体构成上的多元性取决于其生成路径和阶级经历的复杂性。中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成长发育既受到市场机制或“经济—技术”理性内在驱动的影响，也有制度分割或“社会—政治”过程的形塑。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形成和构成特征有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的双重烙印。

其一是体制分割逻辑。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式变迁，政府作为经济转型的直接开启者和推动者，一直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原有体制运行的路径依赖惯性、政治权力主导的资源分配逻辑、受到控制的转型过程等，成为中国体制变革和制度转型的典型特征（Stark，1996；Walder，1996），深深影响着社会分层结构及阶层间关系模式（边燕杰，2002；李路路，2002）。在微观层面上，体制内的单位组织依然是国家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或手段，资源分配、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整合依然是这一组织化形式的显著功能特征，这与体制外个体化的自由竞争、市场化的利益关系明显不同。

具体而言，中国再分配体制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分割导致出现两类不同制度属性和阶级经历的中产阶层：一类是在政府部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中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日常非体力雇员，他们更多延循着再分配体制的特性；另一类外生于市场，是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从事管理、技术和服务工作的新社会群体，其主体部分被官方界定为“新社会阶层”，是当前政治整合和统战工作的重点人群。综合来看，体制内外的这两类人群在雇佣关系、资源和权力占有、工作状况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学界有关中产阶层三种进入渠道的分析（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型进入）（张宛丽等，2004）、“内源中产阶层”与“外生中产阶层”的分类（李路路、李升，2007；齐杏发，2010）、“公职新中产”与“市场新中产”（刘欣、朱妍，2011）的区分，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述制度分割的逻辑。

其二是市场分化逻辑。阶层分析的韦伯传统一直主张，阶层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状况。吉登斯（Giddens，1973：105-109）进一步指出，人们的市场能力——个人带入交易市场的相关因素的所有形式，作为重要的结构化要素决定性地造就了可识别的社会分类的阶级形式，形成相互分离的阶级结构。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认为，中产阶层在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组织中因市场能力的差别而分享不同的市场报酬和生活机会，由此分化为两类基本的群体：“新中产”（主体中产）和“边缘中产”。这种基于市场能力（专业技术、管理才能等）带来的市场状况的分化，既适用于体制内中产群体，也适用于体制外中产群体。

“新中产”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行政和管理人员构成，他们之所以处于相同或相近的阶层位置，是因为他们拥有相似的雇佣条件和市场状况。按照雷纳的说法，他们处于相同的雇佣关系类型上，这些雇员与雇主形成的是一种“服务关系”。在其中，要么是授予权力权威的雇员，或授予某项专业职能责任的雇员，他们因实践着重要的权威和技能角色而获得远高于一般雇员的丰厚回报，且雇佣关系中包含了更多的信任关系和道德内涵（Renner，1978；Goldthorpe，1982）。与之相比，“边缘中产”更多的是作为前者的辅助角色而存在的人，常常被称为“常规非体力雇员”或“日常办公室职员”，典型的如文秘、助理、办事员、业务员、服务人员等。他们也从事非直接生产性的工作，与“新中产”不同的是，他们仅仅是使用相当标准化的技术，日复一日地开展重复性工作。因此，上述两类人在市场获益性和经济状况上存在明显差距。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晋升机会、权力权限、工作保障性等，后者都远不如前者（Goldthorpe，1982）。

“老中产”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自雇者）。从基本阶层定位上来看，“老中产”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和工作自主性，因而在雇佣关系和雇佣状况上与其他处于“被雇佣”地位的中产群体存在差异。将这部分群体纳入分析的主要考量在于，“老中产”在现代社会（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仍保有不小的规模与比例，依然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群体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前几类中产群体一道，都处于以资本家和体力工人为主体的基本阶层关系之外。因此，这部分人尽管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仍然构成分析的重要参考系。米尔斯（1987:73）曾指出，从“老中产”到“新中产”是一种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用统一的职业市场状况来看，“老中产”的经济获益和经济地位远逊于“新中产”，有些个体户和自雇佣者的市场状况甚至还不如边缘中产。

由此，依据“再分配—市场”的体制分割和市场获益状况两大维度，可以区分出五种典型的中产阶层类型（见图1）。

（三）中国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

前文已对传统中产阶层研究中有关社会政治功能的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并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分类维度，对多元化的中产阶层进行了具体分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问题展开分析。具体而言，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首先，“再分配—市场”的二元体制分割构成了中国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最显著的制度环境。体制内单位是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化形式，体制内成员与单位之间形成的更多是一种资源利益依赖和组织忠诚关系，因而在利益分配、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上都更多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性（李路路、李升，2007；刘欣、朱妍，2011；李路路，2013），甚至在体制或单位消解的场域，体制的力量也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权力资本潜在运行、文化资本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内在延续等“隐形在场”方式继续发挥作用（田毅鹏、王丽丽，2017）。与之相比，体制外的几类中产群体则更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以高文化资本的年轻人为主，具有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组织观念淡薄、非制度化行动（群体行动、网络民意表达）参与活跃等显著特征（杨家宁，2011；李黎藜，2012）。市场经济的长期浸润，使得市场主体形成鲜明的权利意识、自由观念和对于公平公正的强烈诉求，因此，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对自由变革和行动参与更多的热情。总之，体制分割构成了中产阶层内部的一条基本分割线，体制内两类中产群体的阶层经历更多表现为对再分配体制的路径依赖，从而在政治取向上表现为保守和稳定的特性，而体制外中产群体则是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形成的，他们的政治取向可能更偏自由和激进。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1（体制分割假设）：相比于体制外中产阶层，体制内两类中产的政治取向更偏稳定和保守。

其次，处于再分配体制之外却拥有较高市场地位的新中产阶层（即“新社会阶层”）具有一个特别的位置。他们因自身所具备的管理和专业才能而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市场地位和经济状况明显较好，另外，他们也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有较强的自由、公平意识和较高的政治参与主动性和效能感，但政治身份和地位不高，利益表达和社会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狭窄，政策资源和空间有限，且只有少量新阶层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如媒体/法律精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能够享受这些资源并占据这些平台，大部分普通成员仍处于体制边缘，被排斥在权力结构和制度场域之外（秦广强，2018）。由此，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之间形成一种非对称的“地位相悖”状况，这可能导致这部分人在政治取向上更偏激进。尤其是在一些外在刺激性因素作用下，他们可能会扮演“杠杆”或“助推”角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放大器”和“催化剂”。例如，有研究指出，私营/外资企业中的有些管理技术人员因具备知识和技能而充当了劳工运动的主体和先锋，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片面追求所谓“绝对新闻自由”，有些社会组织组成目的复杂、成员混杂、政治敏锐性差，部分自由职业者往往因其社会边缘地位而成为激发负面思想和情绪波动的导火索（廉思等，2016）。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地位相悖假设）：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之间的不均衡性，使得体制外新中产阶层具有较为激进的政治取向。

第三，对于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而言，他们具有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的双重弱势地位。一方面，他们无法享受所谓的“体制福利”，且又缺乏核心的市场竞争力，其市场获益和经济回报明显不足，经济和生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这些群体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有较强的上升到主体中产群体的意愿。可见，这部分中产群体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挤压”的相对劣势境地。正如默顿（2006：335-341）在分析社会结构与失范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当社会价值目标不被认可且社会结构赋予群体成员实现目标的手段条件亦不具备时，会发生两种典型的“失范”取向：要么抛弃曾经推崇的价值目标和导向这些目标的制度化路径（即“退却主义”），要么起身“反抗”，对现有社会系统施加压力，寻求对既有规范和社会结构的挑战甚至改造。延循这一思路并加以类比，我们认为，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群体因所处的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而可能展现出两种迥异的政治取向：“爆发”或者“沉默”。前者表现为对现有分配秩序和结果的不满与怨恨，展现出一定的改变现实的“激进”倾向，后者则表现为被双重拒斥后的消极静默或自甘沉沦，展现为明显的政治冷漠或极端保守特征。

假设3（双重挤压假设）：在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中均处于不利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群体，可能会表现出或激进或冷漠的复杂政治取向。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2015年度的调查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区域开展，调查范围涉及全国151个县（区）的604个村（居）社区，完成个人问卷10268份。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城市中产阶层，以该群体为分析样本并对部分存在缺失值的变量进行了删除处理之后，分析样本量为2633个。

（二）核心变量

1.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的定位更多是一个关系和结构取向的问题而非资源多寡的等级问题，尽管中产阶层在收入、财富、消费等方面确实有可能处在全社会的中间水平，但这种结果不过是中产阶层客观社会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不是社会关系地位本身。由此来看，一些媒介所谓“收入中产”“消费中产”“认同的中产”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中产阶层应有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的定位。另外，政策性术语“中等收入群体”也不能抓住中产阶层的实质特征，它更多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其前提假定在于，收入是决定或影响主体行为、态度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李路路、孔国书，2017）。与之相比，阶层分析是一个关系取向的概念，其解释逻辑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决定或影响行为态度的最重要因素，关系的不平等构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本源泉（秦广强，2017）。因此，本文对中产阶层的界定不是基于收入、教育、声望的等级分类，而是由权力和自主性定义的职业阶层体系，它典型地体现了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权力关系。

在经验操作上，本文首先结合数据中受访者的职业细类区分新中产阶层（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边缘中产（一般办公室职员、专业技术人员辅助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老中产（自雇佣者、个体户）三种类型。然后按照所有制形式（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对新中产阶层、边缘中产进行细分，区分体制内新中产、体制内边缘中产、体制外新中产、体制外边缘中产四类，再加上老中产阶层，共形成五种基本群体类型。数据结果显示，这几类人群的数量比例分别为：体制内新中产为16.3%，体制外新中产比例为9.8%，体制内边缘中产为18.6%，体制外边缘中产为33.2%，老中产的比例为22.1%。

2.政治取向

把握中产阶层的性格特征与政治功能，关键在于判定其基本的政治立场与取向。政治取向是指人们通过特定的阶层经历和政治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关于政治系统的认识、情感、价值、信念等心理结构及其特征（Lopreato，1967；Lorence and Mortimer，1979；陈龙彪，2005）。它反映了成员的政治态度和价值立场，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及行为倾向。本文从更为直接的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等五个指标来呈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行为倾向。这五个关联性指标既包括政治态度与认知要素，也包括行动与实践成分，前后指标间互相影响制约，共同构成有机的政治取向体系。

这五个指标的含义及操作化具体如下：第一，政治关注是政治取向中的一个基本元素，代表人们对于政治议题的兴趣和关心程度，从中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于现实社会政治是持积极关心和主动了解的开放性态度，还是持消极与冷漠取向。第二，政治效能是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指人们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者信念（Campell，et al.，1954：187）。该概念往往被区分为两个维度：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Lane，1959：149）。前者体现的是个体对其所具备的参与政治的素养能力的认知评价，后者则体现出对政治参与所能产生影响的认知评价，或者说个体认为政府会回应民众诉求的感觉和信念。本文重点考察中产阶层的外在效能感，因为它代表了中产群体对于政府的期许、认可和某种程度上的信任。外在政治效能感越高，意味着中产阶层越倾向于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并预期产生影响。第三，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系统将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Miller and Listhaug，1990），它反映的是民众对于政治体系、政府官员的相信和托付心理，政治信任的高低反映他们对政府认可和满意的程度。第四，意见表达和集体行动代表政治参与的实践维度。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体和群体抗争事件的发生，中产阶层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诉求并捍卫自身权益（陈映芳，2006）。因此，各种制度与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尤其是存在政治安全风险的集体行动参与，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实践取向，并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在问卷中上述五个指标所涉及的问题选项有的是二分类形式，有的是四分类序列形式。为了更好地呈现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下文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对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统一聚合为二分类形式。它们分别代表“高/低政治关注”“高/低政治效能感”“高/低政治信任度”“高/低意见表达经历”“高/低集体行动参与及意愿”，表1呈现了政治取向诸维度的具体操作化过程。从数据结果来看，中产阶层群体中高政治关注者的比例为50.8%，高政治效能感的比例为49.5%，高政治信任者的比例为51.9%，高意见表达者的比例为52.4%，高集体行动倾向的比例为22.2%。

（三）分析模型

考虑到本文要分析的是中产阶层变量与五个政治取向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且核心指标均为分类变量，本文将使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多元回归模型和多元对应分析技术进行考察。

1.潜类分析

潜类分析（LCA）是通过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变量之间的关联（邱皓政，2008）。具体而言，它从外显变量（观测变量）的联合分布的概率的特征值中找出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的集合，每个集合的概率及外显变量在各集合上的条件概率均可从中得出。因此，就一般形式而言， 潜类模型也常被称为概率模型。其基本假设是，对各个外显变量取值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少数互斥的潜在类别变量解释，每种潜在类别对各个外显变量的取值选择都有特定的倾向。

本文所使用的政治取向外显(二分类)变量有五个：政治关注（A）、政治效能（B）、政治信任（C）、意见表达（D）、集体行动（E）。假设五个变量背后隐藏的潜在变量为X，那么一个无条件约束的潜类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表达为：

其中，π_x被称为潜类概率，即潜在变量各类别出现的概率，而五个条件概率π_a|x、π_b|x、π_c|x、π_d|x、π_e|x被称为条件反应概率。在假定外显变量条件独立的情况下，对于上述潜类模型可以表述为如下对数线性模型（相对于各变量形成的多维频次表mxabcde而言）：

这是潜类模型的两种表达形式，由此，对任一个观测变量（A、B、C、D、E）来说，它在给定潜类x下的条件概率就可以通过估计对数线性模型饱和模型的参数获得，即将条件概率看做对数线性模型参数的一个函数（刘精明、李路路，2005）。以政治关注（A）为例，其某一类别在某一给定潜类中的条件概率可以由以下公式得出：

在具体的操作化策略上，需要首先从诸多外显变量的特征和分布中找出在其背后的潜类，根据模型拟合状况确定最佳潜类数量及各潜类含义，进而展开关于变量间关系结构的分析。

2.二元Logit模型及多元对应分析

鉴于中产阶层构成的多元性及政治取向的多维性，如果中产阶层与政治取向维度之间呈现多元复杂而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时，我们将结合二元Logit模型及多元对应分析，考察特定阶层内部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群体的政治取向分化，从而揭示更为清晰的有关群体类型、成员特征属性与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模式。

多元对应分析（MCA）可以看做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在分类变量上的应用，作为一种非线性多变量分析方法，它不像主成分分析那样对变量有正态分布的假设，又可以形象地展示两个以上分类变量的关系（Greenacre，2006：41-42）。由此技术得到的多元对应分析图示易于解释，可以直接从不同类别之间的距离来推断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和个体间的相似程度（朱迪，2012）。

下文具体的分析策略是，首先使用潜类分析技术从各外显变量中析出几种典型的政治取向维度，并展示不同中产阶层的政治取向。然后，对于中产阶层内部政治取向的多维性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结合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对应分析展开细致分析。

（一）潜类分析：中产阶层与政治取向的对应关系

我们借助探索性潜类模型分析，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等外显变量的分布中找出其中隐藏的潜在类别，进而揭示中产阶层与政治取向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

首先，我们根据模型拟合情况确定潜在类别数目，表2列出了不同数目类别的潜类模型的拟合指标。从表中可以看出，3类别模型的BIC和AIC值均最低，另外，从似然比统计量和卡方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看，3类别模型中两个p值均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4类别模型中两个p值均不再显著。可见，3类别模型明显优于2类别模型，而4类别模型与3类别模型相比没有优势，3类别模型拟合效果最佳。据此，我们重点分析5个外显变量的各类别在3个潜在类别上的响应概率，以判断不同潜在类别的特征。

表3为潜类模型的结果，从外显变量在各潜类上的条件概率可以归纳出各潜类的基本特征，其政治取向可以分别概括为“稳健保守型”“偏激进型”和“政治冷漠型”。具体而言，潜类1整体反映了高政治关注、高政治信任和弱集体行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稳健保守型”政治取向。在五个政治取向指标中，“高政治关注”“高政治效能”“高政治信任”“有意见表达”“低集体行动”的比例分别为93.3%、100%、100%、74.7%和89.7%。潜类2中，五个政治取向维度指标反映了高政治关注、低信任、高意见表达和高集体行动的特征，整体呈现出偏激进的政治取向。五个指标的具体比例分布为“高政治关注”（77.4%）、“低政治效能”（53.7%）、“低政治信任”（60.7%）、“突出的意见表达”（94.0%）和“集体行动”（51.2%）。潜类3中，五个政治取向指标整体反映了低政治关注、低政治效能、低意见表达和极弱行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消极冷漠型”政治取向。五个指标的具体分布比例为“低政治关注”（81.1%）、“低政治效能”（56.9%）、“低政治信任”（48.3%）、“低意见表达”（89.5%）和“低集体行动”（97.2%）。

以往有关中产阶层政治功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将其视为保守稳定的势力或激进变革的力量这两方面，但从探索性潜类分析的结果看，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表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政治取向形态，即消极意义上的政治冷漠或政治疏离。在政治学视野中，政治冷漠体现为社会成员在公共政治事务参与中心理缺失、情感脱离和活动缺位的状态（Mason，et al.，1991）。也就是说，政治冷漠既表现为意识和态度层面民众对公共事务缺乏感受、热情与兴趣，同时也体现为民众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和行动（王甫劬，1995：220）。从后果和影响来看，政治冷漠或疏离显然不利于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因为政治冷漠往往与对政治过程、政治结果的不满意和政治体系的不信任相联系，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侵蚀现实政治的基础，影响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其生成原因很可能在于参与渠道和机会的缺失压抑了政治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再加上生活处境的制约和政治参与能力的匮乏，政治冷漠很可能演化为一种犬儒主义习气，即将对现实处境和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不拒绝、不反抗，但也不认同、不参与的心态，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消极政治取向。

在确定三个政治取向理想类别及其特征之后，我们将进一步考察不同政治取向与中产阶层各群体的对应性关系(见表4)。

第一，体制内两类中产群体在“保守型”取向上的分布比例均在50%左右，其稳健保守性政治特征突出。从前面的潜类分析结果来看，体制内中产在政治效能和政府信任上均有更积极表现（高效能感、高信任度）。他们处在体制内，无论是出于组织权力依附、资源利益依赖的实用性考量，还是意识形态上政治正确性的价值偏好，都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支持立场和高信任姿态。另外，他们与政治体系的互动频繁，意愿及行为上均认为自身能够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外在政治效能感较为强烈。与此同时，在集体行动上，他们展现出较为保守和稳健的一面，对通过制度外途径和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倾向不高，参与集体行动及其倾向明显偏低。

第二，体制外新中产显示出明显的“激进型”政治取向。数据结果显示，有近六成的体制外新中产分布在“激进型”潜类中，他们的政治关注度和敏感性较高，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感明显偏低，且有明显高于体制内中产的集体行动参与经历或意愿。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国家政策，尤其是宏观社会经济政策，要么显著影响他们的市场获益性，要么显著影响他们的生活机会（如住房、教育、医疗政策等），其政治关注度和敏锐性因而较高。另一方面，他们凭借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而获得较高的市场收益，但其利益诉求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仍然有限。高市场获益和低政治地位（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不一致性造成强烈反差，激发了其意见表达和集体行动上的激进取向。

第三，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均匀分布在“激进型”和“冷漠型”潜类中，体现出典型的混合性政治取向。从数据结果来看，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分布在上述两个潜类的比例大致相当，均在40—50%之间，而分布在“保守型”潜类的比例很低，均在7%及以下。这两类人处在体制排斥和市场竞争的双重挤压之下，其中的一部分人社会经济境况明显较为脆弱，在现实资源机会分配不平等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并且有些成员在向上流动到新中产的进程中受到制约，现实的地位处境与向上的社会期望之间明显背离。在此情境下，一部分成员积蓄了较多的不满与怨恨，从而透露出负面且激进的情绪与行动，另有一部分人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与行动立场表现出“犬儒主义”式的消极冷漠倾向，他们既不拒绝反抗，但也难以认同参与。

利用潜类分析可以细致地揭示各政治取向维度的内在结构以及政治取向与中产阶层各群体的对应性关系。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中产阶层具有多维政治取向，且体制分割与市场分化的两种逻辑对于理解这种政治取向的多维性具有关键意义。具体而言，中产阶层的政治取向典型地分化出三种基本形态：稳健保守型、偏激进型和消极冷漠型。这三种取向与中产阶层各群体又呈现为密切的对应关系。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即体制内新中产和边缘中产）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即新社会阶层），展现出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内部呈现出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一部分人偏激进，而另一部分则体现出政治冷漠或极端保守的取向。由此，前文提出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撑。

（二）体制外边缘中产及老中产的内部分化：二元Logit模型及多元对应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处于较为特别的位置，无论是体制资源还是市场获益程度，他们均处于被相对剥夺和相对排斥的弱势地位，因而其政治倾向表现出要么“爆发”（激进型）要么“沉默”（消极冷漠）的二元复杂性。对于这种复杂性，我们将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多元对应分析技术，考察在上述两类阶级群体中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政治取向分化，从而更为准确地判定阶级地位、成员特征属性与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图式。

首先，我们构建两个分别面向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的二元Logit模型，因变量即为二分的政治取向（“激进型”为1，“冷漠型”为0），解释变量包括三种层次：一是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分组）；二是客观社会地位变量（职业、教育程度、收入和房产状况、失业风险、居住区域）；三是主观认知变量（生活压力感知、主观地位认同）。从表5的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体制外边缘中产而言，年龄、职业、居住区域、失业风险、生活压力等属性特征对于其政治取向分化具有显著解释力，青年群体、商业从业人员、在城市郊区或乡镇居住的群体、高失业风险及生活压力大的群体，其政治取向明显偏激进，也就是说，年龄、客观工作和经济状态（市场状况）构成了边缘中产政治取向分化的重要维度；在老中产中情况基本相似，男性、青年群体、在城市郊区或乡镇居住的群体、生活压力大的成员，其政治取向明显更趋激进，反之则趋向消极冷漠。

另外，通过多元对应分析可以更直观地展示两类阶层群体内部成员特征属性与政治取向（“激进型”vs“冷漠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图2和图3描绘了前文模型中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的解释变量与政治取向类型之间的多元对应关系，可以直接从不同类别之间的距离来推断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和个体间的相似程度。

从图2可以看出，行变量（轴1）能够解释43.7%的变异，列变量（轴2）能够解释19.9%的变异，变量间关系主要通过它们之间的距离来体现。其中有两类分化明显的群体，一类代表激进型政治取向，主要对应青年（35岁以下）、商业人员，以及有较高的失业风险、城郊或乡镇居住、现实生活压力较大的人群；另一类则代表政治冷漠或极端保守取向，主要对应在城区居住的中老年、办事人员和服务业人员，以及失业风险和现实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人群。图3描绘的老中产内部也有两类差异性群体：一类由青年男性，居住在城市郊区或乡镇，面临较大现实生活压力的群体构成，他们的政治取向具有激进性质；另一类由中老年、女性，以及居住在主城区、现实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群体构成，他们的政治取向更趋冷漠消极。总之，在边缘中产和老中产这两类人群中，年龄、生活状况和市场获益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群体内部政治取向差异的分割线。

至此，有关中产阶层类型、成员特征属性与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模式就以一个相对清晰的结构呈现出来。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更为稳健保守，表现出对现有秩序和现实政治的高度支持信任；体制外新中产在政治取向上更偏激进，原因可能在于，虽然他们处于较高的市场地位，拥有较好生活机会，但其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较少，高涨的需求和有限的渠道之间形成明显不平衡的紧张关系，再加上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二者间较为强烈的地位反差，进一步诱发了其激进情绪；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的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处于体制资源和市场资源双重弱势的地位，因而表现出要么激进，要么冷漠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其中工作和生活压力大、有强烈上升流动意愿但尚未实现的年轻的中产阶层成员，他们表现出明显激进的政治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构成了潜在的推动变革的不安定力量。

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集合，其生成路径、结构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性格特征与政治取向的多面性。因此，对其社会政治功能的讨论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注重多维性的分析。本文使用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区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潜类分析、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五个关联性维度，细致考察了中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取向，为理解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多维的政治功能提供一个参考性框架。

经验研究表明，中产阶层在政治取向上分化出三种典型的形态：稳健保守型、偏激进型和政治冷漠型。在政治取向与群体类别的具体对应关系上，呈现出明显的体制分割及市场分化特征。

首先，体制分割上，体制内的单位依然作为国家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或手段而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命令性权力、资源交换性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权力集于一身（李汉林、李路路，2000），从而和成员形成一种支配性关系。即使在当前市场化转型向纵深演进的“后单位制”时期，体制内成员对单位所形成的资源利益依赖或政治忠诚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单位仍然是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形式（李路路，2013）。经验数据很明显地展示了体制内两类中产群体稳健保守的政治取向。无论是对于所处共同体的依赖、信任，还是出于政治正确性的立场，他们都表现出很强的对现有秩序的认可和维护意识。在他们身上基本看不出负面评价及寻求变革的行动意向。与之相比，体制外的中产群体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其次，体制外新中产更多表现为偏激进型取向。他们的政治关注度和敏感性较高，但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明显偏低，且有明显高于体制内中产的集体行动参与经历或意愿。其政治取向上的激进缘于以下两点：一是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市场竞争的阶级经历，因而具备较强的自由、公正和权利意识，这些都显著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取向；二是较高的经济地位与偏低的政治地位之间形成的反差进一步激发了其激进取向。这部分人属于政策界定的新社会阶层，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规模也迅速壮大。他们凭借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获得较高的市场收益，但其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的渠道仍然有限。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其政治属性经历了从“政治排斥”到“政治吸纳”，再到“政治整合”的过程（陈家喜，2008；吴晓林，2012），但总体而言，其政治表达和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仍然比较狭窄，政策资源和空间仍然有限，且只有少量新阶层群体中的优秀分子能够享受这些资源并占据这些平台，而大部分普通成员仍处于体制边缘，被排斥在权力结构和制度场域之外。

第三，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具有政治激进和冷漠的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的政治取向主要沿着年龄、生活状况和市场获益性程度分割开来。他们在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中处于双重弱势的境地，是承受体制排斥和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群体。其中的激进者是这部分人中境遇更差者，尤其是面临更多现实压力的青年群体，激进取向折射出他们对现实资源机会分配不平等，向上流动机会匮乏的不满甚至是怨恨，因此，他们做出了外显化的情绪表达和反抗。另外一些人则直接选择了冷漠和消极对待，他们既不反抗和拒绝，也不认同、不参与。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上的“犬儒主义”倾向值得警惕，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侵蚀现实政治的基础，影响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总之，从“相对剥夺”的角度来看，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处于社会的中低层位置，社会期望值较高，往往以主体中产（“新中产”）为参照群体，但其社会经济地位明显较为脆弱，生活一旦陷入困境，其引发的冲突矛盾和社会动荡甚至比底层群体还要严重（李强，2017）。因此，这两类人群的地位境况及其社会态度取向值得重点关注，其或激进或冷漠的政治取向需要通过加强阶层与利益整合、拓宽表达与参与空间和畅通地位流动提升渠道等多种举措予以破解。

在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家战略提出，市场趋向成熟，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政策空间逐渐释放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背景下，新的业态和职业类型不断涌现，以高文化资本的年轻人为主流的体制外新社会阶层群体大量出现并显示迅猛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差异大且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的群体。体制外的力量历来是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廉思等，2016）。如果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无法得到重视，利益诉求难以表达维护，社会政治参与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地位上升通道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必然会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在社会结构阶层化、利益关系市场的新形势下，对于体制外几类中产群体的吸纳和整合问题，应该在既有政治整合的基础上扩展到更为一般化的阶层整合和利益整合上（秦广强，2018）。一方面，释放并扩充社会与民间权力，让新阶层群体和利益攸关方有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利益保障机制，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形成一个新的与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应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加强利益整合，寻求各阶层群体的共容利益基础，实现利益共享和利益融合，并对资源和机会进行更为公正合理的分配。在市场交换领域，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避免国家和政府权力对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越界侵入”，遏制财产性权力和优势集团的“疯狂攫取”。社会公共领域则以普惠性的公平公正为原则，杜绝放任市场关系“泛滥”。另外，对于体制外边缘中产而言，保持上升流动渠道畅通，使其有机会晋升到主体中产的位置，这一点也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进一步破除限制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的制度障碍，让各阶层群体拥有平等的机会，尤其是为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等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逐渐培育这部分群体成长并晋升为中产阶层的主导性力量，引导其发挥社会“缓冲剂”和“稳定器”的作用。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张军；排版：莫太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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