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社会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中国城市发展带来充足的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也使得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利益冲突、制度排斥和文化差异等原因，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隔离（王春光， 2001），这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阻碍。事实上，这种社会空间的隔离也进一步导致流动儿童面临较为严重的城市融入问题。大量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受到持续性社会排斥，导致他们当中盛行“反学校文化”（熊易寒，2010），并且在心理发展、教育期望、学业表现等方面与本地儿童相比均处于明显的劣势（周皓、巫锡炜, 2008；柳建坤等，2020；谢建社等, 2011）。因此，分析和考察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社会融合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问题，目前的研究或者直接分析影响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现实障碍和影响因素（钟涨宝、陶琴，2010；熊易寒，2012；汪长明，2013；Li and Xiong，2019），或者考察他们在学业能力、行为、心理健康水平等方面的表现和成因（蔺秀云等，2009；Lu and Zhou，2013；柳建坤、张云亮，2020）。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大多忽视了流动儿童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交往，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友谊问题。社会交往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融合（王毅杰、史晓浩， 2010；曹凝，2013），无论是何种类型以及何种程度的社会融入，都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已有研究指出，跨群体的社会交往有利于降低群体间的社会心理距离，增强社会整合程度（Briggs，2007；Martinovic，et al.，2009；李晓光，2020）。相反，如果社会交往被限制在群体内部，不同群体间缺乏接触和联系，就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偏见（Pettigrew and Tropp，2006）。有关青少年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在学校适应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与其在学校中感知到的友谊数量密切相关（Pietarinen，et al.，2014）。如果他们在同辈中面临较多的社会排斥或被边缘化，甚至会严重损害其成年后的健康状况（Östberg and Modin，2008）。尤其是对流动儿童而言，与本地儿童的友谊对他们的学校参与有十分重要的作用（Zhang，et al.，2020）。因此，有必要对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和深入考察。
学校和家庭是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生活场域。学校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适应未来工作和生活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同时为他们建立同伴关系和发展友谊提供了一个相对制度化的社会交往空间。然而，不同学校，甚至学校中不同班级之间，在群体构成、同辈互动情境等方面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青少年在不同的学校和班级所面临的社会交往环境可能会完全不同，进而发展出迥异的社会交往关系（McFarland，et al.，2014）。更进一步说，这种社会交往关系还可能会因为青少年社会身份（如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差别而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同样，作为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家庭也对青少年的社会交往有重要影响。不同阶层的父母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以及亲子间互动的方式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社会交往的方式和偏好（Van Tubergen and Smith， 2018）。更为重要的是，家庭背景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青少年在何种学校环境中发展社会交往关系。特别是在学校的阶层分割日益明显的中国社会，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更会使他们的社会交往带有明显的阶层烙印。遗憾的是，尽管学校和家庭对于青少年（尤其是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如此重要，却只有少量国内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史晓浩、王毅杰， 2010；王毅杰、史晓浩， 2010），而且也没有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将着重检验当前中国初中教育阶段家庭背景和学校的班级情境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差异。具体来讲，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和群体差异；第二，班级情境，尤其是班级中的群体构成、同辈群体、外部群体对青少年的跨群体社会交往起到何种作用，以及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又有何种差异。
文献回顾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交往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源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渠道，它对人们的社会和心理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因此，社会交往模式及群体性差异历来就被社会学家所重视。已有研究主要从偏好、机会和第三方因素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它们是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个体或群体存在差异化社会交往模式最主要的原因（Kalmijn，1998；McPherson，et al.，2001；Martinovic，et al.，2009）。关于偏好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网络的构建遵循同质性的原则，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个体进行互动并建立联系（McPherson，et al.，2001）。这是因为，社会属性特征相近的个体之间更有可能分享相似的社会经历、态度或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更具有确定性（McPherson，et al.，2001；Wimmer and Lewis，2010）。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交往同质性偏好的背后是理性选择的逻辑，个体会选择与那些付出的成本最低但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社会成员进行交往。与自身相似的人交往所共享的经历以及互动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时间和精力等资源的投入，增加互动双方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利益，获得更高的社会情感支持和社会回报（Kalmijn，1998；Blockand Grund，2014）。相反，与自身社会属性相差较大的社会成员进行交往，尽管也会使个体获得一些回报，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Lin，1999），但由于需要跨越群体的边界和彼此共享的社会经历较少，因而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这会导致相对回报降低（Wimmer，2008）。但是，偏好作为个体的内在特质难以直接测量，仅有少量的研究直接分析了偏好所产生的影响（Yuand Xie，2017）。大量研究主要考察社会结构对社会交往的作用（Blau，1977a，1977b；Hallinan and Teixeira，1987；McPherson，et al.，2001；Zeng and Xie，2008；McFarland，et al.，2014）。与内在交往偏好驱动个体的社会交往不同，社会结构是通过对互动机会的制约发挥作用的。互动机会越多，就越有可能建立社会联系。这意味着，同质性的社会交往模式并不必然取决于个体内在的同质性偏好。如果社会属性相似的个体有更多接触互动的机会，即使个体没有明显的交往偏好，与其他个体接触和互动机会的差异仍然会导致人际交往出现同质性的特征。反之，即使有较强的同质性交往偏好，如果有更多的跨群体互动机会，那么，个体仍然有可能发展出跨群体的社会交往。
有关社会焦点（social foci）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互动机会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所谓“社会焦点”，是指一个社会、心理、法律或物理的实体，大量的社会活动围绕这一实体开展（Feld，1981）。日常生活中的学校、班级、工作场所、邻里、兴趣团体等都可以视为影响人际交往的社会焦点。费尔德（Feld，1981）指出，社会焦点为个体建立社会联系提供了机会，处于同一个社会焦点中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互动，因而也更容易建立社会联系。同时，由于具有相似特征的社会成员更容易处于同一个社会焦点中，因而围绕社会焦点建立的社会联系往往具有同质性（Feld，1982；Mollenhorst，et al.，2008）。按照这种逻辑，处于社会焦点中的群体构成的异质性将是影响社会交往同质性程度的关键因素，群体构成越多样化，越有利于建立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交往。国外的研究发现，生活在种族混合社区的儿童往往更频繁地在学校发展跨种族友谊（Mouw and Entwisle，2006）。国内的研究也表明，居住在非移民聚集社区的移民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更短（曾东林等，2021）。关于学校群体构成的研究同样显示，当学校中的种族构成更具异质性时，学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遇到其他种族的学生，因而发展跨种族友谊的可能性及其跨种族友谊的数量也就会增加（Joyner and Kao，2000；Quillianand Campbell，2003；Fischer，2008）。然而，群体间接触机会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产生与预期那样多的跨群体交往，这是因为，接触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个体的交往偏好。有研究指出，不同群体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群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机会的增加不足以消除群体的偏见并增强个体选择其他群体成员成为朋友的意愿，相反，个体会感受到来自其他群体成员的竞争或威胁（Quillian，1995）。为了对抗这种威胁，群体成员会倾向于发展同质性的交往。关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研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些研究发现，学生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偏好与学校的群体异质性是非线性的关系，随着学校的群体构成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学生发展同群体友谊的偏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当学校的群体多样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学生的同群体友谊偏好就会减弱（Moody，2001；Currarini，et al.，2010；Smith，et al.，2016）。
最后，还有少量研究考察了一些重要的第三方（如父母、配偶、同辈等）如何塑造个体的社会交往。第三方因素的存在意味着个体的社会交往会受到其他个体的干涉，但他们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个体的社会交往，而是通过社会规范增加或减少互动的机会，或者通过影响人际交往的偏好间接发挥作用。例如，有研究指出，跨族群婚姻作为社会交往的特例，父母的态度是影响子女婚配对象选择的重要间接因素（Kalmijn，1998；Carol， 2014）。关于青少年友谊的研究也发现，如果父母对其他群体有更积极的价值观或更多的跨群体的联系，子女通常也会复制他们的价值观和做法，进而降低社会交往的同质性（Smith，et al.，2015）。这是因为亲子互动会将父母自身的价值观传递给子女（Edmonds and Killen， 2009；Van Tubergen and Smith， 2018），而父母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子女选择何种类型的学校就读（Kristen， 2008），进而影响子女与其他群体的互动机会。与之类似，关于同辈群体的研究指出，同辈群体中存在压力和惩罚，它会促使个体在与同辈互动时回应同辈的行为或决策，并通过与同辈做出相似的行为或决策来维持与朋友的关系或熟识新的朋友（Frank，et al.，2008）。这意味着，与同辈的互动不仅会改变或强化个体的择友偏好，同时也为个体发展新的友谊关系提供了机会。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的研究指出，由于有更多的机会互动，拥有共同朋友的个体之间更容易建立联系。还有研究发现，种族交往的同质性不仅源于互动双方自身相同的种族背景，还受到那些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同辈之间的同质性交往及平衡机制（如回报友谊、与朋友的朋友成为朋友的倾向）的影响（Goodreau，et al.，2009；Wimmer and Lewis，2010）。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偏好、机会和第三方并不是完全独立地驱动个体的社会交往，它们相互关联且难以分开。因此，在分析时需要综合考虑现实因素是如何通过偏好、机会和第三方三个方面的差异而最终导致个体或群体有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那么，在中国社会，家庭阶层背景和学校中的班级情境是如何通过这三者来影响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跨群体交往的呢？
作为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和互动的重要场所，班级的情境对青少年跨群体交往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依赖于班级的群体构成。根据我们在前文的叙述，班级群体构成的异质性会同时影响个体交往的机会和偏好（Joyner and Kao，2000；Moody，2001；Quillian and Campbell，2003；Fischer，2008；Smith，et al.，2016）。也就是说，班级群体构成复杂程度的上升不仅会提高群体间交往的机会，同时也由于个体感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强，同质性交往的倾向也会大大增加。这意味着，班级群体构成的异质性程度与个体跨群体交往之间可能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换言之，随着班级群体构成异质性的增加并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个体的跨群体交往的数量可能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有研究也发现，学校群体构成异质性程度与学生跨群体交往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Fischer，2008；VanHoutte and Stevens，2009）。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班级的群体异质性与青少年跨群体朋友数量呈倒“U”型关系。除了群体构成外，班级内部不同群体的互动状况也是班级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分析。首先，个体行为必然会受到所属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因此，所属群体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并且，它对个体跨群体交往的影响遵循同辈效应的逻辑。也就是说，所属群体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择友偏好，也会为他们发展跨群体友谊提供机会。如果大多数成员倾向于发展内部的友谊，那么青少年所归属群体所产生的协调一致的社会压力，以及群体内部所传递的交友偏好，会迫使他们也倾向于发展群体内部的朋友关系，而非跨群体的友谊。而且，当所属群体的交往封闭性很强时，会增加青少年与所归属群体其他成员互动的机会，减少与外部群体成员互动的机会，这就导致青少年更容易发展同质性的友谊。相反，如果所属群体的社会交往更具开放性，那么青少年进行跨群体交往的机会也会更高，跨群体朋友的数量因而就会大大增加。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班级中所属群体的跨群体交往密度越大，青少年的跨群体朋友数量也就越多。外部群体同样也是影响青少年社会交往的重要第三方因素。既有研究指出，群体的界限将被积极而有目的地建构和维护，以建构和维持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保障群体成员的利益（Tajfel and Turner，1979）。因此，个体在发展跨群体交往时不仅需要跨越自身所属群体的界限，更需要外部群体的接纳。这也意味着，如果外部群体社会交往的封闭性很强，个体就很难获得与该群体成员互动的机会，也就很难发展跨群体的社会交往。而且，外部群体的同质性交往程度越高，个体所感受的威胁感也会越高，进而会提高个体同质性交往的倾向（Smith，et al.，2016）。因此，当外部群体成员社会交往的封闭性较强时，个体也更有可能发展与所属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而非跨群体的社会交往，以对抗外部群体团结一致所产生的威胁。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学校班级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社会交往中。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越大，青少年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
（三）班级情境影响的群体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情境对学生社会交往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国外有关研究指出，随着社会焦点越来越具有异质性，来自少数种族群体的学生更有可能将多数种族群体的社会成员排除在友谊网络之外（Moody，2001；Quillian and Campbell，2003; Smith，et al.，2016）。这意味着，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如外国移民、少数种族等）可能有更强的同质交往偏好，他们对群体构成的变化更为敏感。考虑到流动儿童同样处于类似的情境，我们预测，随着班级群体异质性的上升，流动儿童同样更容易将本地儿童排除在朋友圈之外。换言之，在班级群体异质性程度并不是很高时，流动儿童就可能会出现上文我们所预测的倒“U”型关系的拐点。所属群体的同辈群体效应对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作用同样也可能会存在差异。与流动儿童相比，本地儿童的来源相对单一，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也较高，因而更容易形成对流动儿童的集体性排斥。这种集体性排斥不仅针对流动儿童，也针对那些试图与流动儿童交往的本地儿童。因此，当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发展友谊时，所面临的阻碍和来自群体内部的压力要比流动儿童更大、更高。另外，按照布劳（Blau，1977a，1977b）的观点，由于本地儿童的规模整体上要超过流动儿童，因而本地儿童跨群体互动的机会本身就要比流动儿童低。所以，相比于流动儿童，本地儿童也更加依赖所属群体提供的跨群体交往机会。基于此，我们推测，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班级所属群体对本地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影响要高于流动儿童。国外的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对于外部群体威胁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移民学生已经学会了应对自己的劣势地位，并相对开放地与本地儿童友好相处，移民学生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因而要低于本地儿童（Vermeij，et al.，2009）。有研究也发现，本地儿童友谊关系的同质性程度受移民学生的显著影响，但移民学生的社会交往并不受本地儿童的影响（Smith，et al.，2016）。这些研究意味着，外部群体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同样也可能存在异质性，但其结论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人们更偏好与地位较高的个体发展友谊（Yu and Xie，2017）。“社会认同理论”也指出，个体渴望认同并属于被视为优于他人的社会群体（Tajfel，1982），这意味着，移民学生在社会交往中其实更容易感受到本地儿童的社会排斥和威胁。具体到中国的社会情境，基于户口登记所形成的本地儿童或流动儿童的身份差别具有可变性，只有那些拥有较高学历的流动儿童父母才有可能够获得本地的户籍（吴晓刚，2007），所以，从整体而言，本地儿童在家庭背景等方面始终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因此，流动儿童的交往同质程度难以使本地儿童感受到竞争或威胁。相反，由于流动儿童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对来自本地儿童的竞争、威胁或排斥更加敏感。这也意味着，相比于本地儿童，外部群体对流动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将会更强。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考察的以户籍为基础的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关系只是当今中国青少年跨群体社会交往的一个特例。事实上，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本地儿童，都是构成十分复杂的群体。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获得本地户籍的城市新移民和新移民儿童的规模也日渐扩大。这些新移民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可能仍然是以户籍为基础，但他们与本地土著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户籍身份差异的范畴。因此，未来的研究不仅要继续关注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关系，还要注意城市中青少年群体构成出现的新变化，超越户籍的范畴，从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分析和考察当今中国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分析本地新移民儿童、二代移民儿童等群体的跨群体交往的模式，以更准确把握青少年跨群体社会交往的群体差异。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社会网络的形成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往往会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本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同样存在这种问题。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控制影响社会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如互惠、传递性等。其次，从严格意义上说，友谊是一种对称的关系，但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友谊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然而，友谊对称与否对学生自身同样有重要影响（Vaquera and Kao， 2008），并且在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也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父母和教师的态度也是影响青少年跨群体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因为缺乏此类数据，我们同样也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第四，社会网络的结构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但因为缺乏长时间的追踪数据，我们无法检验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青少年跨群体交往的长期影响及其变化趋势。最后，本文并未考察家庭背景与班级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也没有考察跨群体交往对青少年社会发展具有何种效应。总的来说，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研究，关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这一问题尚有待收集到更多的数据和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