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小的世界 | 9月26日 一席广州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不在于它们是假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

程莹的研究对象是尼日利亚贫民窟里的剧团，她也想过研究宏大的戏剧传统和世界级的剧作家，但在参观了剧团排练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贫民窟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剧团成员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上午排练，下午和晚上各自打些零工，维持生计，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可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年轻人们并没有选择撤退。

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是讽喻性的，融入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演出大多在热闹的集市、小巴车站进行，有时也会跑到金融区，给打扮精致的银行家们演一出讽刺中产阶级的经典剧目。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来到非洲，我们早该放弃那些部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陈词滥调，看到更多样的、有想象力的非洲故事。

我想以纪录片搭建一个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

2020年8月，许慧晶导演的纪录片《棒！少年》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流畅的剪辑、超越线性的时间叙事、与完备的电影技术的高水平融合，在动人又诚挚的成长故事中，彰显了人性的温存与希望。”

许慧晶一直关注乡村题材，他拍过与生育相关的妈妈们，与信仰相关的奶奶们，与爱相关的年轻男人，与房子相关的中年人。

《棒！少年》是许慧晶个人创作停滞几年后的作品。北京市郊，有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少年棒球队——强棒天使队。棒球场上每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经历，有的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有的双亲一方患重病，另一方离家出走杳无音信。

许慧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群少年在棒球的陪伴下成长的故事，拍摄过程中他也开始反思纪录片到底能做什么，也许除了呈现问题之外，纪录片还可以成为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去呈现希望，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

我对世界的想象与瞭望，都与潮汕有关。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一座位于粤东潮州市区、澄海、饶平三地交界、常住人口仅5万人左右的小镇，是林培源笔下的故事生长的源头。这里小而封闭，像一块凝固的琥珀，完好保留着潮汕地区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

在林培源的眼中，家乡是“厝边头尾”、潮汕民俗、乡音俚语、贩夫走卒，是祠堂、宫庙、街巷、榕树、稻田，更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构成的礼俗社会。他讲述的“潮汕故事”中的主角，大多是被生活围困的失意之人，他们在无法缝补的命运缝隙里，仍有一股同生活厮打纠缠的鲜活劲儿。

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

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

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流动”和“留守”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

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

脑机接口已经不算太科幻了。

傍晚的光线从云后流出，是一个柔软的黄昏。

他的创作通常与故乡云南有关：沿着盘龙江行进，以河流为参照系重新理解城市变迁；徒步走完滇越铁路中国境内的446千米，每公里捡一块砟石，直至铁路尽头；长时段关注中越边境的跨界族群，观察这片游走的“陌生地形”。

他试图梳理现代化的几幅面孔：已经完成的、正在进行的、未能实现的，以此回应云南如何成为云南，历史如何走向今天。

很多时候，他的作品并不“友好”：复调、多义，甚至像是一篇论文。假如你恰好路过他的世界，别着急停下，再往前走几步，你会看到城市和郊野，土地和生民，坚硬的铁轨柔软的心。

它发生了，我正好路过。

2014年初，刘涛的一组照片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人们发现合肥有一个会拍照的抄表工。

这些年，他出摄影集，办展览，成了有名的街头摄影师。可是现实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依然在供水公司工作，依然走来走去。他每天沿着固定线路绕一大圈，全程近二十公里，边走边拍。

▲ 刘涛摄影作品，左右滑动

刘涛对这里的一切都太熟悉了，他看着摊贩家的小孩慢慢长大，听着街头巷尾的争吵与谈话，他知道谁几点会出现在哪里，谁换了工作。可是刘涛很少与他们交谈，因为“很难跟这里的人解释自己在干什么。”

他常说街头是一种教育，“幸运的是拍一张照片看到了全部的过程，悲苦的是看见了那么多人间世俗命运。相机是教具，当你付出足够的时间。”

我研究普洱茶不是为了告诉别人它是好是坏，而是通过它发现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

在中国的茶叶里，普洱茶显得非常特殊，它以云南特有的大叶种为原料，压制成圆饼、方块，甚至是蘑菇和南瓜等多种形状。当其他茶在追求新鲜时，普洱茶却以“越陈越香”而知名，储存多年的陈茶、老茶受到持续追捧，不断卖出令人咋舌的高价。

这种只在云南出产的名茶最初却不是在云南崛起的，在普洱茶刚刚获得关注时，那些珍贵的老茶都掌握在香港和台湾的收藏家手中。甚至，在云南沉寂了约半个世纪的，传统的普洱茶制作方式都是因台湾人才复兴。

普洱茶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在云南引发了什么才是正宗好普洱的激烈争论和斗争：生茶与熟茶，大树茶与台地茶，澜沧江东岸六大茶山出产的与产自西岸勐海的，云南储存的与港台储存的……不同的派系林立，水火不容，普洱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江湖。

来自云南的人类学家张静红亲身经历了普洱茶的崛起过程，她在云南和珠三角追踪普洱茶从生产到贸易和消费的链条，想搞清楚普洱茶和它的故乡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普洱茶的江湖因何兴起，茶农和茶商又如何在这个江湖中生存。

一个旧相框，一颗容易被忽视的小石头，一抹阳光，或者一段模糊的记忆。我总是很喜欢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略或者已经消逝的事物。

做玻璃的过程是复杂而危险的，要面对1000℃左右的高温和随时可能产生的碎裂。十年前，做平面设计出身的杜蒙半路出家开始学习玻璃，遇到过不少磕磕绊绊。

她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逝去的怀念都融进了作品里。她用玻璃雕琢童年的小白鞋、小时候房檐下的燕子，还有闭着眼、低着头的小女孩，一日一日长出了自己的枝叶。时间久了，她发现玻璃铸造过程中随时可能到来的那些意外，那些气泡、裂缝和褶皱里，也蕴含着很多创作的可能性。 

光线透过玻璃折射出来，就像凝固的瞬间与封存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对于杜蒙来说，玻璃这种材料是活着的，它会呼吸，也充满了回忆。在她2019年创作的《信件》和《涟漪》系列里，可以看见玻璃投射出的水面般的光影和镜面反射出的周围的环境，照见了自我，也照见了时间的流逝。

优秀的百米运动员每秒跑10米左右，泥石流的最快流速远远超过了运动员百米赛跑的速度。

1991年硕士毕业后，陈宁生就到地处“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开始了和泥石流治理打交道的生涯。

泥石流研究的核心难点是建立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法，为居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居民争取到足够的应对时间。除了利用监测点的仪器和实验室模拟的数据外，为了采集一手资料和数据，陈宁生总是努力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他常常需要跑遍整个流域去还原泥石流发生时的场景——泥石流跑得多快、浓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多大的冲击力、松散固体物质有多少、从哪里来的。

陈宁生团队的“泥石流灾害预判与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科技进展。

研究鸟类为我们发现和了解地球上生命的规律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提到鸟类求偶，我们多半会想到雄孔雀开屏时绚丽的尾上覆羽。极乐鸟华丽的尾羽、雄性园丁鸟搭建的精巧的求偶场、神仙鱼夺目的多彩尾巴——雄性在求偶时向雌性尽情展示着它们的美丽和灵巧。长期以来，进化生物学家关注雄性动物求偶行为所传递的信息，也产生了若干颇具争议的假说。

然而，鸟类世界远比你我想象的要复杂。它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选择和决策：与哪些鸟成群结伴，先喂养哪一只幼鸟，是否要孵化某一窝鸟蛋，以及最最重要的，与谁结成伴侣、是否共同繁育后代。

为什么有的鸟会选择“一妻多夫”，而有的则是“一夫多妻”？为什么两个雄鸟会共同吸引异性、养育后代？鸟类的大型“单身汉派对”是怎么回事？环境的变动怎样改变了鸟类的繁育策略？

刘阳长期观察和研究鸟类的生态和适应性进化，尤其是鸟类的繁殖和迁徙行为。白冠长尾雉、黑琴鸡、环颈鸻、彩鹬、华丽细尾鹩莺，每种鸟类生灵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活图景。

对于边民而言，跨越疆界乃日常实践与生存策略。

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曾经将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北部山地视为一个整体区域，他称之为“赞米亚”高地。他认为居住在这里的人群并非被文明所淘汰，而是主动选择与国家保持距离、逃避统治。在这一视角下，这块跨国区域是一个虽山川相隔、但河海相连的社会生态体系，关系松散，却又共生共存。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高地逃避统治的空间毋庸置疑地逐渐萎缩，勘定国界也人为地割裂了许多同源族群的生存空间，造成“一寨两国”的情形，但跨越边界的流动和交往仍在继续，经济全球化的触角也延伸上山，进入日常。

段颖在这一区域做了十余年的田野研究，关注的群体包括1949年遗留在泰北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孤军”及其后代，中缅边界两侧的少数族群，以及参与到跨国增值的松茸产业链之中的云南藏民。

在边境地带人与物的流动中，带我们看到生命的轨迹和多元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