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在一起：辩论之外，打工家庭「痛苦的试题」
对于许许多多朋友而言——或许包括你我在内——这又是一个无法和家人「在一起」的春节。
作为春节礼物，笔者曾送给侄子侄女一册绘本：余丽琼著、朱成梁画的《团圆》。书中小女孩毛毛的父亲外出打工，只有春节能回家几天；笔者读到父亲临走时「用力地抱住」毛毛、她「把那枚攥了很久的暖暖的硬币放到爸爸的手心里」时，不禁泪流满面。
「这个给你，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在汤圆里噢。」
作为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公益团队——新公民计划，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更好地与千百万个「毛毛」在一起发声，让「毛毛」们能与父母在一起成长。
微澜图书馆是新公民计划发起的公益项目；2017年10月起，微澜在城市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和社区累计开设图书馆58个，累计服务流动儿童超过4.4万。在我们举办的第四届微澜年会上，微澜伙伴们进行了一场「辩论」，辩题是「农村夫妻进城打拼，该不该把孩子带在身边」。正方搬出扎实的调研数据，论证了「与父母在一起」对孩子至关重要的作用；反方讲述身边人的两难处境，让我们看到「留守」背后多方面的现实考量。
本质上说，这场「辩论」并不是真正的观点交锋：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每一位朋友都认同，拥有持续的亲子陪伴是孩子的权利。我们希望以辩论的形式，展现出流动人口子女议题公共讨论中常见的迷思；同时通过这篇文章，继续对这些迷思进行剖析。
文｜葵予
图｜葵予
编辑｜葵予 廖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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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回顾
「有一种儿童的伤害叫忽略；」正方一辩开场道，「他/她手上插一把刀，你靠擦血是解决不掉流血问题的。」他讲到自己的朋友读初中时，爸爸妈妈出去打工，自己带着弟弟在家；朋友说，「我觉得爸爸妈妈认为钱比我重要」。正方二辩进一步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的六省调研数据说明，「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遇过意外伤害，43.8%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因为「父母的关爱和温暖的成长环境，才是儿童最核心需要的东西」；缺乏陪伴时一味要求孩子的成绩，会加剧孩子逆反心理。正方三辩认为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关注物质条件、却疏于孩子品格培养，孩子与父母感情淡化，不知应有「什么样的关心」。正方四辩认为，现代通讯手段无法取代家长的亲身陪伴，因为视频通话很难感受到孩子的情绪，家长可能基于负罪感，在物质上对孩子过度补偿。
「绝大多数农民工的选择具有足够充分的现实合理性；」反方一辩引用了一位装修师傅、也是微澜北京1馆一位孩子父亲的话，「学校越来越少，越搬越远，孩子不能够在北京上高中，也不能考大学，即使学校不关闭，他/她也要回去念初中，否则适应不了当地的教育。」反方二辩提出了「歧视知觉」与「教育断层」的概念，认为孩子们流动时在城市感到受歧视，返回原籍地后又「面临着人际关系的割裂和重建」，学习效率降低。反方三辩认为，流动后又被迫留守，会导致孩子们「身份割裂」，因为「这些城市从来没有真正的接纳过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们也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反方四辩直接质疑了辩题的表述，认为这句话正确的说法是「社会政策应该支持农村夫妻进城把孩子带在身边」，或「农村夫妻进城应该努力把孩子带在身边」；她抛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些语境中，真正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是谁？谁有资格去评价说他们没做到该做的事，他们做得不对？」
总结围绕辩题的种种分歧与迷思，一是关于「该不该」，二是关于「在一起」。关于「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父母与子女被迫分离带来的种种缺憾，但在如何弥补缺憾上有不同的想法；关于「该不该」，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更为理想的应然状态，但在究竟哪些主体对此负有道德责任上有不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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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歧视限制下，缺憾如何弥补？
弥补缺憾的方式，似乎有很多：在乡村寄宿学校推广睡前故事广播、组织青年志愿者为留守儿童一对一写信、为打工父母举办亲子远程沟通方法课程……这些方式当然有意义，然而毕竟仍属于「刀尖擦血」的性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治本的是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可近年来，「在一起」似乎也有了不同解读。其中一种是借留守儿童自己的口吻「让爸爸妈妈回家」；如贾樟柯贺岁新片《有家小店叫童年》，主人公禹晶的父母因家乡小店不挣钱而决意南下打工，后在禹晶和小伙伴们精心策划的挽留行动下留在小店，禹晶大学毕业后也回乡接手小店，在家乡照顾她的父母和女儿。再如人民网微博曾发文探讨「如何能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到家乡」，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还曾召开 「关爱留守儿童让爸爸妈妈回家」扶贫研讨会；这些探讨的主要观点是，只要更深入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提供政策与技术等支持，就有望「扭转城乡人口流动的结构和趋势」，令「新生代务工者重新嵌入乡村」。
片中禹晶家的小店「童年小超市」
怀旧的色调、温馨的音乐、公益的外衣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一厢情愿。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返乡创业，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秀团队历经十年的跟踪调查显示，原籍农村的新工人返乡后，有超过40%的人无工作可做，只有32%从事非农行业，这32%中又仅有约4%像禹晶一家那样自营工商业；而五年之内，40%的回流新工人会再次外出务工。
这是因为，在给定土地面积下发展小农经济，即使精耕细作，也无法根本上使农民致富；更多的精耕细作与人力投入，其结果却是农民人均收入的降低——别忘了，如今火出圈的「内卷」一词，其本源就是形容印尼爪哇农业的。
Clifford Geertz著作《农业的内卷化——印尼的生态变迁过程》
而在第二与第三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只会更加明显。我们不少朋友都有大学时短期支教的经历；在我们支教的乡村或县城，不少学校都配齐了高科技的电子互动白板，可教学质量依然堪忧。这就是学者陆铭所说的「人越多越好发展」：人才与资源更为集聚之处，更便于优秀教师落地生根。政府近年来对农村与中小县城义务教育的补贴投入，应被视为一种缓解人口流出地困境的重要手段，但远非问题解决之道。
农村产业结构与规模，无法支撑父母大规模返乡就业；大城市不友善的入学政策，又令应得的举家迁移陪伴变得奢侈。一些希望「兼顾」经济收入与亲情陪伴的打工家庭，因此有父母一方回到农村老家照顾子女，而被选择的往往是母亲一方；这会带来更大的性别不平等，也不利于维系和谐的亲密关系。城市中产之间会探讨的「丧偶式育儿」，在农村意味着更赤裸的、被失语的事实。
还有一种「在一起」的解读，是孩子在父母工作地周边省市入学，通常是封闭式的寄宿学校，然后与父母约一个月见一两面。这种被称为「再迁」的方式，被部分朋友视为现状下打工家庭「兼顾」学业稳定与家庭陪伴的方法。在以河北三河、涿州、霸州甚至衡水为中心的「环城市教育带」，这类学校的收费多在每学期8000元~12000元不等；对于很多打工家庭，这依然是沉重的负担。
河北环京津卫星城地理位置（图：新华社）
可高昂的学费，也未必意味着保质保量的教育。在GET2020教育科技大会演讲中，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讲述了这样一位「再迁」孩子的故事：孩子上初三，学习成绩优异，因原学校在疫情期间被关闭而奔走转学，后入读位于河北涿州的一所民办学校。魏佳羽坦言：「这个孩子所在的班级有六十多个孩子，几乎所有孩子的父母都是在北京的……这个学校的环境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想象，学生抽烟非常多，他们有一套系统对抗所有的老师，因为老师教得很差。」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这种「再迁」实质上「 使得流动家庭为了改善家庭生存与发展，将家庭再次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所」，「也使得原本在城市相对稳定『扎根』的流动人口又开始了新的流动」，而这依然在以家庭成员的情感与社会需求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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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是应然状态，还是道德要求？
自由辩论环节，正反双方又围绕对「该不该」的理解展开激烈交锋。正方代表：「该」意味着一种应然状态；反方反驳：「该」意味着对进城打工者的要求。表面上的一字之差，背后却是严肃的公共议题：在制度性的不公正之下，如何看待个人的「自由」选择，如何界定不同主体的道德责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养育责任被推回家庭。2016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基本原则强调「落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监护人要依法尽责，在家庭发展中首先考虑儿童利益」。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基本原则强调「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点是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即将于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针对留守儿童完善了委托照护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委托照护情况需「书面告知」儿童在学与实际居住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
在这些强调家庭主体责任的政策、连同注重「高质量陪伴」与「精细化养育」的舆论氛围下，的确有更多打工父母认同与子女「在一起」的重要性。
图：《生产线上的亲情——一份关于中国父母工人的调研》（下同）
儿童权益咨询企业瑞联稚博于2013年与2017年的流动工人研究显示，受访留守儿童父母中，相比2013年中有79.0%认为养育责任在孩子的祖辈，2017年有74.1%认为养育责任在孩子的父母双方。
然而，过早的放学时间、沉重的批改作业负担、高昂的托管培训成本，每一项都是一座职场父母的大山。而在此之外，进城打工父母不仅在承担歧视性入学政策的代价，还在承担「没有善尽亲职」的社会指责与自我拷问。「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城市难以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与足够的普惠托管服务，23.9%的受访流动儿童父母上班时，孩子反而会有时「自己在家，没有人照顾」。将留守儿童问题归责于其父母、指责父母「只生不养」，是不公允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正如年会反方四辩所说：「对营养不良的流浪汉，你说你该吃好一点，还是社会保障救济系统，该让他/她吃好一点？对年迈的父母说，你们该有识别各种诈骗手段的能力，还是做子女的，我们应该照顾提醒得更周到更及时一些？对每天工作12小时的流水线工人说，你该注重自我学习成长，还是资方的老板，该让工人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也能挣得有尊严的工资，工人才可能有学习成长的时间？」
更何况，这种将「结构问题个体化、社会责任家庭化」的道德绑架式指责，还会切实损害打工父母的心理健康。《他们也是父母——子女对工人影响研究报告》指出，82%的留守儿童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的父母，52%的流动儿童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的父母；73%的打工父母「经常内疚」，其中11-14岁留守儿童父母的内疚感更为强烈。《生产线上的亲情——一份关于中国父母工人的调研》基于WHO-5幸福感指数量表（5个等级、满分为25分）的测量结果显示，约五分之二感到内疚的父母得分在10分以下；其中感到非常内疚的父母，更有约四分之一得分在5分以下；而得分低于13分，就已属情绪低落，建议施测ICD-10抑郁症量表。
心理健康指数与亲职内疚感关系；图表将满分25分换算为100分
当我们在倡导中提出「孩子要和父母在一起」时，我们所要呼吁的，是也仅应是一种权利、一种多数情况下的应然状态。即使如今这种权利尚未全然实现，我们也会坚持在每一次倡导中强调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绝不会披着「公益」的外衣归责打工父母，使本已严重的内疚感雪上加霜。
父母能够为孩子提供很难被替代的安全感与价值感，可养育子女归根结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部门推进更为公平普惠的教育托育政策、用工企业增设更为家庭友好的劳动配套设施、社会组织提供更为充足落地的养育支持服务；只有这样，已有「在一起」意识的打工父母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将子女带在身边，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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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崖的数据，痛苦的试题
在北京市教委官网公开的《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中，我们找到了2014-2020年间北京市各年级在读学生数据。按孩子们的入学年份将数据分类整理，可看出如下变化：
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一年都有孩子们离开北京；小升初的一年，留京孩子总数更是断崖式下降。以2013年在京入读小学一年级的这一群孩子为例：
从六岁到十二岁，47453位孩子离开了北京。其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出国留学或移民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是被迫返回原籍地，成为留守儿童。
在新公民计划2020年03月的流动儿童教育领域回顾中，我们分析出，在小学生在校生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方面，北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96%，上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3.05%。而在生均教育经费方面，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新公民计划制图如下：
《公告》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普通小学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1949.08元，全国普通初中为17319.04元；北京普通小学为37292.92元，北京普通初中为66365.98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2倍和3.83倍；上海普通小学为30463.04元，上海普通初中为45751.02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5倍和2.64倍。
以全国平均两倍多甚至三倍多的生均教育经费，对应全国平均五成多的「小学生在校生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可以看出，北京与上海在义务教育公平责任承担上，仍有足够的能力与空间。
正因为此，志愿者郭云哲才会在辩论总结中这样说：「如果我是一个打工者，这（孩子上学问题）不是教育学的问题，也不是心理学、社会学的问题，而是一道小学数学题——一道非常痛苦的试题。」
「算了一晚上，越算越难受」
「孩子还是我们的软肋，但我们可以做孩子的铠甲」。一方面，我们呼吁政策上的改善，以事实与数据让更多人看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令既得利益者承担应尽之责任；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进城新工人群体的两难处境，不以「自由选择」或「个人道德」的轻飘话语，来评判其在不公正环境下的无奈抉择。与此同时，我们尽己所能，通过微澜图书馆为更多孩子提供稳定的开馆与借阅服务，并搭建线上资源平台，令阅读带来的温暖与勇气持续陪伴孩子们。
这道「痛苦的试题」，终究有一天要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