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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结束了长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一国两制”掀开了香港全新的篇章。适逢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电视剧《我的1997》通过展现两地20多年的岁月变迁，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

访导演王伟民：

一次次呼唤你，我的1997

许 莹 | 文

一百年前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

一百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

沧海变桑田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

一次次呼唤你——我的1997年。

伴随着电视剧《我的1997》主题曲深情而悠扬的旋律，记忆的闸门被再度开启。导演王伟民回忆到：“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广场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当时间一点点逼近香港回归的时限，广场上十余万人齐声读秒，我永远忘不了当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定格在0时0秒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香港终于回家了，大家不禁流下感动的泪水，手中奋力挥动的五星红旗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我们每个人心底呼喊——我爱你，中国！”这段情愫，是王伟民拍摄电视剧《我的1997》的原始契机。香港回归20年后回顾过往，王伟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建构者，他用影像叙事的方式告诉后人这100年雪耻的盛事，用小人物的命运遭际折射出内地与香港的时代变化，王伟民连同《我的1997》作品本身，也就成了史海钩沉的一部分。

影像风格把握精准 

时代造就人

电视剧《我的1997》题材特殊，一方面，它是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大剧；另一方面，它也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过程有所展现。王伟民坦言，该剧的影像风格在整体上借鉴了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将大的历史转折点与人物个体命运巧妙结合，形成了时代造就人的特殊形态。例如在电视剧中，正是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男主人公高建国才得以有机会考上香港大学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正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剧中人物才有了下海创业的可能；正是由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两岸经济的利好政策，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高建国才得以回内地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电视剧《我的1997》剧照

该剧以纪录片与故事片相融合的巧妙方式，使得整体气质兼具真实感与曲折性。王伟民在剧中使用了珍贵的纪录影像资料，真实反映了恢复高考、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英谈判、《中英联合声明》的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与制定等重大历史史实。与此同时，导演采用故事片的架构方法，强调人物关系的大开大合、形象设计的丰富饱满，从而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可看性极强。王伟民谈到，剧中很多人物发展的可行性都极为曲折。例如剧中高建国的母亲岳芳英，由于历史遭遇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思想趋于顽固保守，剧中她还是一名内地警察，与资本主义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原初的身份设定为人物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从对儿子逃港的抵触到与儿子发生矛盾再到后来迫不得已于香港打拼，最后事业如日中天、坚守爱国爱港情怀，剧情发展的每一步都隐含着文化冲突、思想冲突等，人物本身也因此而有了亮丽的弧光。

致敬《甜蜜蜜》

揭示香港人口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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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内陆人在香港打拼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多见，陈可辛的《甜蜜蜜》算是难得的经典之作。在电影《甜蜜蜜》中，由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告诉同是来自内地的黎小军：“报纸上说，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大陆人，其实满街都是，他们不开口，你不知道而已。”导演王伟民对这组镜头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香港在清朝末年是一座小渔村，如今的香港，是一座拥有730万人口的大都市。事实上，许多香港人都来自内地，他们或为投奔亲戚、或因各种原因逃港、或为挣钱做生意，应该说，香港的巨大发展离不开内地人做出的贡献。”王伟民致敬《甜蜜蜜》，在电视剧《我的1997》中同样深度揭示了香港人口的构成，剧中高建国及其母亲都是内地人，他们通过20年的打拼最终在香港落户。

电视剧《我的1997》剧照

这种香港人口的构成，使得被殖民期间的香港人难免携带一种无根的漂泊感。电影《甜蜜蜜》和电视剧《我的1997》中，都通过对语言的揭示充分表现了被殖民期间香港人的漂泊感。在电影《甜蜜蜜》中，李翘告诉黎小军来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英语；在电视剧《我的1997》中，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警局里，探长讲话都是用英文，公文使用英文书写，导演王伟民甚至将语言本身设置为一个情节要素，主人公高建国恰恰是在英文学校里遇到了最终的情感归宿李欣欣。“直到1997年前后，殖民地文化色彩才渐渐淡化，现在在香港说普通话已经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了。”王伟民骄傲地说。

都说国很大

其实一个家

家国情怀是电视剧《我的1997》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但对于家国情怀的表现，导演王伟民表示，它绝非空洞的概念式说教，而是温暖人心、潜移默化的情感共鸣。王伟民谈到，剧中家国情怀的表现是分阶段的，家，是理解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例如男主人公高建国1976年逃港，那时的香港经济才刚刚起步，高建国与母亲一开始处境非常艰难，眼前他们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他们没有身份证、不受法律保护，两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打拼，对于那时的他们而言，逃港是一种无奈之举，儿子误伤了人而逃港，母亲为抓儿子被迫逃港，实际上两人对祖国的热爱与依恋一直存在；后来二人住在香港的小渔村，靠摆饺子摊挣点儿糊口钱，当母子二人得知内陆粉碎“四人帮”，终结了绵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他们找到五星红旗挂在自家饺子摊的房檐上，唱起国歌，这时的他们，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最后，他们靠勤奋和努力成为富甲一方的香港人。就在香港回归之前，许多香港有钱人惶惶不可终日。1997年7月1日零点前，那时的香港人连明早用什么样的钞票买早点都充满着困惑与疑虑，“移民潮”随之而来。许多有钱的香港人纷纷办理移民，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而此时的高建国凭借对国家的信赖与认同选择留下来，其坚定的信念也打消了身边许多香港企业家移民的念头。

电视剧《我的1997》剧照

剧中高建国的叔叔高致行也是一名想要移民到澳洲的香港人，面对家人的移民选择，高建国的父亲屡次劝说弟弟无效，于是高建国的父亲给了弟弟国内十日游的旅行套票。高致行被内地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触动，最终选择留下。导演王伟民恰恰是以此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家国情怀展露无遗，而“一国两制”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首创，也从此掀开了香港全新的华美篇章。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6月28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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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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