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向我推荐江平的这本书，要我写点读后感。江平教授是我熟识和赞佩的朋友。这些天，我趁在医院一边“打点滴”、一边可看书的“优势”，对这部40多万字的“口述法史”通读了一遍。读后第一感是“亲切”，因为我们经历相似，“左”祸同尝；第二感是“共鸣”，因为我们秉性相似，心灵相通。

　　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特色是，它是用“口述历史”的体例。它的真实性、详实性和生动可读性，都是古板的传记体不及的。它属于民间普通公民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和忠于史实的“稗官野史”，不同于需要刻意打扮或隐瞒的官方“正史”。它也不单是记述了江平个人为人为学丰富的人生经历，而且折射出他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和中国法学与法治的艰难曲折。

峥嵘岁月，赤诚奉献青春

　　我同江平教授是同辈人（我长他两岁），生活在同一时代，有相似的经历和命运。

　　解放前，我们虽无缘相识，却同是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争民主自由的战友；解放后不久，我们又同陷“阳谋”，成为“五七难友”；当今，我们和李步云教授一起，被法学界并称为“法治三老”，继续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奋斗，又回到“战友”位置。这有点戏剧性，是悲剧还是喜剧？耐人寻味。

　　解放前的1948年，他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我比他早一年上大学。但差不多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他参加“中国民主联盟”，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还参加了地下党）。在学生运动中，清华、北大、燕京是一家，互相支持，共同战斗。而清华与燕京校园（即今北大）是近邻，有时我们清华学生还到燕京大学去声援他们，结队一同步行到城内游行示威，面对坦克车和机关枪也无所畏惧。记得欢迎解放军入城和参加开国典礼时，我们是在凌晨同燕京同学一起乘敞篷火车进城，可能我们就是同车。这些情节，本书都有记载。书中提到的他在崇德中学和燕京大学的校友、地下党员的名字，有些我也认识。谈及他演《陞官图》、参加“高唱队”，当纠察队拿起棍棒“护校”，解放后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青训班、团市委、第一批留苏学生……等等，也都是那个时代的常见词。读到这些记述，其情景历历在目，使我又回到了当年我们参加革命的峥嵘岁月和赤诚为党为民的青春年华。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为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学生中最早的“准共产党员”进步社团“超桃”的格言是“真理所在，即趋附之”。应当说，那时候我们满怀激情参加革命活动，就是为追求真理和自由而不惜冒生命危险，奋斗不息。

……　　

奔走呐喊，布道护法维权

　　即使在“被改正”、走出阴影、步入顺境以后，无论被当官或被免职，江平也仍然没有停止坚持真理的初衷，继续为争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而奔走呐喊。他曾官至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和参与国家重要基本法律的制定，特别是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 物权法等等，主持重要的国家法治课题研究和编撰一些外国法学译著文库。他到处演讲布道，为私权呐喊，为民办企业争权，为律师维权支招，为建设法治国家献策，……。

　　处于我国艰难曲折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他的这些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仍然遇到折腾甚至打压，仍然需要有坚持真理的精神和披荆斩棘的勇气。

　　他被免去校长官职，书中记载了“免职大会”上他的告别演讲全文。在告别辞中，他不但坦然面对这又一挫折，反而效法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说的：“田园将芜，胡不归？！”由校长回归为教授，去笔耕舌耘。“站在讲台上，有一种返朴归真的自然感觉。”

　　在他《六十抒怀》诗中，有句云：

　　“残肢逆遇未曾摧，乌纱抛却田园归。……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风雷！”

同声相应，争取人权法治

　　在教学与学术上，江平是中外知名的民法学大师，但他的活动却超越了本专业领域。本书第五卷的标题和内容是“为法治呐喊”。他近年出版的两本书的书名也是《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和《私权的呐喊》。他的“呐喊”，也不限于民法学范畴，而是将私法、私权提升到宪法、人权、法治的高度。

　　我是从事法理学和宪法学研究的，于民法是外行，但在法的本质和法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维权愿景上，与他有广泛的共同语言和共识，也都在同一战线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非政治性的学术研究中，也会遇到一些来自“左”的或保守的思潮的干扰。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记述了他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及参与许多重要立法的事迹与成就。作为法学界推崇的一位民法学大师和公认的法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不胜枚举的成果、经验和事迹、贡献。其中也有许多不同观念的纷争。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述。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这些部分是很值得后起的中青年法学家仔细学习、研究和汲取的。

　　书中专有一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与罗马法的“因缘”。研究、引进罗马法，这在当代中国是一件填补空白的大文章，江平教授对此作出了超越前人的卓越贡献，并借此在中国弘扬被忽视或排斥的私法与私权的精义。但对只墨守所谓“大公无私”教义的理论界，却是一大冲击，受到他们无端质疑。恰逢我正担任《中国法学》总编辑，就特意约他在1995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论《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一文。不想有人却批评说，这是在宣扬甚至是企图“复辟”封建主义甚至奴隶社会的东西，是大倒退云云。其实，如江平指出的：“罗马法精神的实质就是私法精神，而私法精神实际上就是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权精神。”我也曾在《如何看待法学领域中的姓社姓资问题》中，援引恩格斯的话（有时为了驳斥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谬论，是需要借用原汁原味的马恩理论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人们也可以“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法典。”于是我引申出：“资产阶级可以这样利用封建的或奴隶制的罗马法，难道无产阶级就不可以赋予资产阶级法权形式以社会主义内容吗？”其实，不止罗马法的形式，而且内容（如私权规范）中也有许多普适于今人的东西。 我们共同把否定罗马法精神的胡说挡了回去。后来，罗马第二大学为表彰江平在中国倡导罗马法精神，特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意大利总统还授予他二级骑士勋章。

　　又如我提出“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和“社会权力”的理论，在日、韩等国理论界引起较大的反响，而国内应者寥寥，可能是基于社会权力的敏感性。而江平却慧眼识珠，紧相呼应。在他的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以《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为题，对社会权力作了新的发挥，他指出：“在我国法学界，郭道晖教授最早提出了建立三种权利（力）的观念，即除了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外，还要建立社会权力。”应当说，他这次演讲也是首次从民法角度对社会权力作了深刻的发挥。他精辟地概括这三类权力/权利的本质：“私权的核心是自由，社会权力的核心在于自治，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强制力。”他把社会权力的理论运用于民间社会的私权领域，指出“无自由无以形成私权，但是，私权已经不是绝对的了，有些私权因为具有某种共同的关系，个性越来越少，社会性越来越多。”从而扩展了社会权力的研究空间和社会价值。

　　在本书中，我注意到他再次简洁、精辟地概括了社会权力的理论价值：“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承认国家权力至上；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承认社会权力本位。” “以前是国家权力从社会权力中分化出来，今天是社会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这一变化必然引出法律观念的转变，引起立法指导思想和法学观念的转变。”（240页）

　　我们就是这样相互切磋借鉴和共同呐喊支持的。

“法治三老”，高举两面旗帜

　　记得在一次比较法学研究会年会上，一位主持会议的中年法学家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最感荣幸的是，我们法学界的三大‘右派’自由分子都一起坐在我们的主席台上了！”他指的是我和江平、李步云。而另一位中年法学家则在互联网上把江平和我们都归入“黄（金）派”法学家一类，其特点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匡克：《世纪之交的中国十大法学家流派》）

　　近年，法学界对我们又有所谓“法治三老”的称誉。

　　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满门，博士成林（多达百余人），学术名气蛰声海内外；在社会上也成为世所推崇的“公共知识分子”，多次被评选为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杰出人物”、“中国梦的践行者”等等。

　　“天地有正气”，“丹心照汗青”。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特立独行的“国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称敢于秉持正气、坚持真理的 “公众知识分子”。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说的，他从他所推崇的两位至友李慎之和吴敬琏先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从于任何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江平教授确实无愧地拥有这两种可贵的精神和品质。

　　我愿与江平兄共守和共倡这两种精神。

　　谨祝江平教授健康长寿，继续引领法学与法治新潮流，高举独立与批判这两面旗帜，为人权法治的伟大事业，继续奋勇前行！

2011-4-21

作者：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本文是作者郭道晖先生为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的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所撰写的书评，为推送计，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