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了整整八十七年的遵义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离今天（2022年1月15日）过去整整八十七年了。
人们从未忘记它，但对遵义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由于长期以来文献的缺乏，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珍贵文献的出现，使得遵义会议的原貌逐渐清晰起来。
本文简要说明当时发生了什么。
一、背景：毛失去权势
1931年9月，博古对临时中央负总责。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收到集体排挤，毛的观点被斥为“游击心态”、“狭隘经验论”，意思是说，毛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打仗主要靠狭隘的经验，只喜欢游击战、运动战，没有正面作战的勇敢精神，“与中央制定的政策背道而驰”，对毛予以猛烈的批评。
随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1月，临时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临时中央一到瑞金，为了肃清毛的影响，开展反“罗明路线”，连批带斗，连撤带关，将毛的支持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统统打了下去。
毛泽东在1965年谈起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33到1934这两年间，毛主要是看书，这为他后来写下《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打下基础。
不过还好，中央没有对毛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因为莫斯科曾经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这些电报是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在遵义会议博古交权之后才看到的。莫斯科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1
莫斯科为什么会重视毛？原因在于，六大以后，毛是唯一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全部三个关键论题上（农民的作用、红军的作用、农村根据地的作用）始终保持一致的中国主要领导人。2
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
二、忍痛放弃苏区
1933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国民党这次采取“步步为营策略”，建立了好多长溜儿的碉堡，沿着根据地北侧和西侧，在一条大圆弧上伸展开去。
碉堡墙体有5米来厚，每一座楼可以屯兵一个连，相距1公里半左右，碉堡之间用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
国民党部队稳扎稳打，三五天一进，十余里一推，每次推进，即构筑新的碉堡，先头部队在旧的炮楼线前方数公里处再建一条新的炮楼线。碉堡之间公路相连，军队每进一地即固守一地。经过实地培训，国民党军队一个连一天可以建一个可容纳上百人的中型碉堡，到了中后期，一个排一夜之间就可以建成一个中型堡。
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确保这战略一丝不苟的得到执行。那一年国民党建立了1.4万座炮楼，将红军及其所保护的人口围进一个日益缩小的圈子中。
共产党也有一个德国顾问：李德。
李德提出“短促出击”策略，即当国民党部队一离开炮楼向前推进就予以闪电式袭击，趁敌人还未来得及修筑起新的碉堡，集中优势兵力，予敌以短距离痛击。
然而这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红军因没有重炮，无法催毁敌人快速建起来的碉堡，就连对敌人最普通的碉堡都显得无能为力；敌人在推进过程中，后续部队跟进及时，在这么短的距离想痛击敌人，几乎是没有机会；而且敌人在遭到短促突击时，还能够迅速后撤到碉堡群里，红军来不及断其归路，短促突击又变成了以软碰硬的攻碉战，结果碰得是头破血流，损兵折将。
而且，红军这次也无法诱敌深入，任凭红军如何示弱，敌人总是保持整体推进态势，不给任何机动战的机会。
蒋介石军队对红军有10:1的数量优势，他以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稳步推进。
最后，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广昌战役，李德亲自出马指挥，将红军主力几乎拼光。显然，苏区已经无法坚守，红军不得不考虑“战略转移”。
1934年6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亦称“最高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三人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由于高度保密的需求，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瑞金悄然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长征。
当时的计划是向湖南西北前进，试图与打前站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儿创建一个新的中央红色根据地。
红军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但蒋介石设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就和前面的不一样了，湘江战役持续了一个多礼拜，红军损失了1.5～2万战斗部队，遗弃了多达4万战士与随行人员。
10月份出发时的8.6万男女，现在只剩不到3万人。
毛后来说，这个蜿蜒连绵50余英里的辎重队伍，不像部队在行军，更像是一次搬家行动，办公用具、印刷机、党的档案材料、发电机全都撒落在泥潭里，丢在山坡上。若干门大炮，沉重的机关枪，一架X光机，所有共产党拥有的这一切，最后都被抛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长征一开始是不准备带上毛泽东的，经过周恩来的力争，博古、李德反复思考后，才同意带上毛泽东。
长征没有带上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人，让他们继续坚守在后方。
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在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三、到底往哪走？
在通道镇，共产党领导们面对一个紧迫的问题：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
博古和李德坚决主张仍然向湘西北进发。
但蒋介石有30万部队封锁了往北的路线，而且有破译的电文显示，湖南军阀的军队正从东边向他们逼近。
12月12日，在通道三十多公里外的县溪镇恭城书院，党的领导人召开了紧急碰头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七人参加。
为什么是这几个人开会？可以看看他们的地位：“三人团”就不用说了，而且周恩来还是红军总政委；朱德是军委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四个成员之一，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虽然这个职位没有实权，但毛的军事能力和影响力显然是有很重分量的。
注意：参加遵义会议的博古、 张闻天 (洛甫)、王稼祥、何克全 (凯丰)和杨尚昆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属于留苏派，都属于“28个半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竭力试图说服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虽然未能说服博古、李德两人，但最终以4票对3票的优势被集体接受，那就是暂时向西进入贵州连绵不断的山区，找机会再北上。
通道会议后，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刻于12日19时30分“万万火急”发出。
万万火急的中央军委命令
自毛泽东在1932年被免除军事指挥职务以来，这是权力中心第一次能听他说并接受他的意见，他能出席这次会议，只能归于湘江战役惨重的失败。
红军到达黎平后，领导层再次召开会议，博古等人提出应按原计划北上，毛泽东则提议向西北进军，在川黔交界处建立一个新的红色根据地。
参加会议者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争论十分激烈。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增加了他意见的分量。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向黔西北进军”的主张。
这次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是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的军事决定，意义极为重大。
中央决定以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如果还不行，那就进一步扩展到黔西北。
博古、李德在长征初期有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到湘江战役时才被迫解决（因为坛坛罐罐都掉到河里去了）；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一路上争吵无休无止，通道会议上并没有完全解决，直至黎平会议才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坚持。
会后，周恩来同志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因病没有参会的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质问。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第二天，12月20日，红军再次开始行军。显然，博古与李德的地位已被严重地削弱了。
12月31日，在乌江南岸一个叫猴场的小镇，博古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进军路线重新讨论。
政治局委员再次集中商议，毛坚持“强渡乌江、直取遵义”，李德、博古坚持“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
会议一直开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4点。会议决定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所有重要决议，“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这就是说，今后军委再做出新的作战部署时，必须在20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才能执行。
至此，“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政治局二十人团”所取代。
四、毛的说服工作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已看出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主张持同情和支持态度，所以故意不让他们凑在一起，毛泽东从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坚持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经过努力争取，博古破例“开恩”，让他们走在了一起。一路上，三人几乎形影不离，连晚上宿营都在一起。毛泽东不停地向两人讲解自己的军事思想，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最终夺取政权。王稼祥、张闻天则一直认真地听着，越来越觉得毛泽东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
其时，毛泽东由于疟疾折磨，身体虚弱，过了于都河后坐上担架；而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严重，长征一开始就坐在担架上（王稼祥整个长征期间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到了延安以后才去苏联治病）。张闻天则时而骑马，时而步行，身体不好时也要靠担架行动。
毛泽东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毛泽东和王稼祥在坐担架同行的路上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开个会，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毛泽东说，我很赞成，但就我们两个人，会开得起来吗？要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耿飚曾谈到党史的一个细节：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3
王稼祥当晚就将张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接着，王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得到周的支持。
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类似的回顾：“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这里说的是周围来和朱德）
。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4
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一是中央政治局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长征出发后的一些教训。不涉及人事变动问题，也不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高级领导多次向博古建议，将遵义会议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并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作为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
博古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是周恩来等人的多次劝说下，最终同意了，在参谋人员协助下，起草了一个初步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与作战局的同志加班加点地完成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五、遵义会议
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占领遵义。
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的危险。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月15日晚上七点，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0人5：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列席人员：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这20个男人聚集在那座深灰色砖砌的二层小楼的楼上，王稼祥与其他几个受伤的人躺在藤榻上。李德和他的翻译远离人群中心，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1月10日，周恩来对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曾美下了一道命令：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会人员较多，内容十分机密，让他去找一所安全且大一点的宅院。曾美接受任务后，挎上枪，寻找起来，发现贵州军阀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十分合适，此时柏辉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家里只有一个看门人。曾美将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很满意，遂令总司令部作战科搬进这所公馆。开会时，曾美和另外七名作战参谋，两人一组轮流在楼下作战室值班，只有紧急情况才能打扰楼上的领导。
博古第一个做报告，也即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说，中央红色根据地的丢失和紧随其后的军事上的灾难，都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政策有错误，而是敌人力量势不可挡。他最后承认自己对此次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恩来紧接着作副报告，他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三人团”）犯了错误。”
遵义纪念馆制作了一个模拟情景剧，反映了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基本情况。
情景剧中，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6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
张闻天随之做了长篇发言，批评了“三人团”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张闻天的“反报告”。
张闻天之所以能在周恩来后面发言，是由他的身份决定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
张闻天作“反报告”时，基本上是照着手里的“提纲”讲的。这份“提纲”是精心准备的，进入遵义之后，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同一个院落中(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住宅里），张闻天的“反报告”其实是毛张王三人的共同意见。
张闻天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时针已经指向深夜十二点半。博古没有说话，提议当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里，第二天下午继续。
第二天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说，根本的问题不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而是共产党已经背离了那条最基本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原则，依靠这一原则，红军在过去取得了胜利。
但命令红军打一种防御性的阵地战，建设堡垒以反击敌人的堡垒，徒劳地尝试保存“每一寸苏维埃土地”却分散了它的力量。毛泽东说，暂时放弃一些地方是正确的，红军的实力不会受损，那些失去的地方还可以通过军队夺回来。
毛指责李德，说这位共产国际的顾问把错误的战略强加给红军，并且提到李德的独裁作风，说这一切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毛还说，博古没有发挥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影响力，对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未加制止。
毛总结说：在整个战争中，“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错误，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李德对此是全然不接受的，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说：“他并非像他通常那样即席讲话，而是有'详细拟定'的底稿，非常明显，他是要一一进行报复。……现在，他通过利用组织上和战术上的个别错误进行煽动，特别是通过臆造论断和诽谤陷害等手段，有可能实现他多年来斗争的目标了，这就是贬低党的领导，消除总书记博古的影响，完全恢复自己的名誉，并把军队重新抓在手中。”
当毛坐下时，王稼祥发表了反对李德路线的激烈的长篇演说。并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解散“三人团”。
毛泽东对王稼祥的支持是记在心中的。1945年召开“七大”时，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文革”中遭批斗和关押。1972年，在朱德鼓励下，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大段高度评价王稼祥的话。他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博古等人的军权。”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的讲话。这对于王稼祥后来进入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起了关键作用。
此时，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过的凯丰（何克全）一跃而起，站出来为博古辩解，凯丰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他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凯丰的话，大为光火，当即反唇相讥。
1961年3月23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不在场的人们才知道当时说了什么：
“《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
凯丰这么一说，倒是促使毛对《孙子兵法》有了兴趣。1936年10月22日，长征刚刚胜利结束后不久，鉴于迫切“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就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写道：“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但很快（两个月的时间），凯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俄界会议上，他毫不隐晦地批评张国焘，气得张国焘拍桌子，要求张闻天处理凯丰。后来，毛泽东谅解了凯丰，1942年9月15日毛写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凯丰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者 ，曾任中宣部副部长，1955年因病逝世，时年49岁。
李德在遵义会议中基本没有发言，坐在房门口拼命抽烟，当李德说话的时候，就是拒绝所有的指责。他说，他只不过是一个顾问，应该对政策负责任的，是中国的领导，而不是他。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位德国人常常抱怨：“我本来是作为你们的军事顾问，提提意见而已，是你们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
刘伯承发言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一向沉稳的朱德，说了一句当时让众人吃惊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记载了这段话。
听了朱德的话，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沉默了。
会议第三天，周再次发言，承认军事路线“原则上是错误的”，进行了冗长的自我批评。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六、丢失的会议记录
当时在长征路上，各种战斗不断打响，遵义会议只留下一个会后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即《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本身的记录早就找不到了（有人说在四渡赤水时因驮着文件铁皮箱的骡马受惊跌入赤水河中，箱子一并被激流冲走）。
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都不知道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会议内容，参加者到底有谁也不清楚，经常会有各种讨论和争议。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都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全靠与会者后来的回忆。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征集、研究部门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这份写成于1935年2、3月间从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的重要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份传达提纲，保存在1956年杨尚昆访问苏联时来回来的一箱档案资料中，这箱资料当时回国后就被直接封存了，80年代初才启封了箱子。但这份提纲没有署名，不知道是谁写的，后来碾转找了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等人辨认，最后才由陈云本人确认是他写的。
有了这份《传达提纲》，人们对遵义会议终于得到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最珍贵的是，传达提纲记录了遵义会议当时的决定，这是1985年公布之前人们所不知道的。
从提纲中，我们知道，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时，会议做出的4项决定：（以下内容为《传达提纲》中原文，括号内为笔者注释。
）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注：常委由4人变为5人）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注：洛甫即张闻天）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注：后来的分工为，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注：A同志即李德）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以上除括号中注释均为原文。
七、博古交权
对于遵义会议上的严厉批评，博古在会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他一直想不通。
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地方，周恩来与博古有多次长谈。周恩来说：“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是帅才，都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毛泽东是继彭湃之后又一个擅长搞农民运动的人，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筹集粮草，打游击战、运动战等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我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支持我。”7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诉博古：“现在谁做‘总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已经表明，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
*博古认识到事实上他已经无法再继续领导，遂顾全大局，将权力交接给张闻天（化名洛甫），此即著名的“博洛交接”。
2月5日，红军进抵贵州毕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日下午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博古交出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装有中央文件的挑夫担子，交于周恩来再转交给张闻天。
当时，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更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
如果莫斯科不接受，莫斯科就完全有可能运用组织手段重新任命总书记，因为那时中共在组织系统上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党内一批主要领导人都曾留苏学习，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既是信仰，也是习惯。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中说到：遵义会议后，“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在交权前，凯丰仍然劝说博古不要交，说这个权力是莫斯科给的，要等莫斯科的命令再交，但这个时候，和莫斯科是根本联系不上了，红军长征时带的两台大功率电台，一台掉河里去了，一台元件坏了无法修复。
于是博古说，得派人去向共产国际报告，若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中央决定让潘汉年和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潘为主，陈云补充。2 月9 日陈云出发，10日，潘汉年也走。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博古在遵义会议和交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磊落真诚和民主作风，使他在党内享有良好的声誉。
博古的真名是秦邦宪，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使用“博古”作为化名。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上海地下党系统被破坏；9月初，王明、周恩来和卢福坦找博古到一个小酒店开会，告诉博古，周恩来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明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改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临危受命，那时他才24岁。（遵义会议时，博古28岁。）
“王明在去苏联之前，曾找秦邦宪谈话，再三关照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秦邦宪作为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他只能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和决议，否则，他自己也要成为共产国际批评和斗争的对象。”8
博古于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份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一起乘坐美式运输飞机返回延安。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博古时年39岁。
博古在七大上，坦言了自己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心理过程：（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博古1945年5月3日大会发言的记录）
“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负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八、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很多人认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成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事实上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所说，遵义会议确立了张闻天为总书记，而毛泽东进入常委，分工是周恩来做军事指挥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在每次军事决策时都尊重或征求毛的意见，毛实际指导着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当红军成功地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时，毛的威望使他已经成为无人可竞争的领袖。
1938年7月，王稼祥在苏联治病告一段落，即将回国的时候，季米特洛夫找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明确告诉他们：
“应该告诉全党，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至于王明等人，就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9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此后，中央开会时，不再去张闻天的窑洞，而是去毛泽东的窑洞。在对外宣传时，毛泽东排名第一才定了下来。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泄千里，短短几月就损失了280万人。莫斯科要求中共出兵牵制东线日军的电报，毛泽东明确予以回绝，并在延安揭起了整风运动，一举扭转了党内对莫斯科的迷信思想。
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提议，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同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公布准备解散。从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再未动摇过。
这已经是遵义会议8年多以后了。
文｜卫剑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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