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基于关联网络视角，本文采用溢出指数方法构建2003—2018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网络，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以及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跨国传染效应，其溢出网络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第二，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指数在极端事件的冲击下明显攀升，而与极端事件高度相关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同时，各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水平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截然不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较大而溢入水平相对平稳。第四，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保持着较强的双向溢出关系，而且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溢出水平较高，并主要接受韩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溢出影响。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跨国传染特征，会通过直接关联、间接关联和信息关联等渠道向他国溢出。同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网络与全球经济形势的转变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特征明显不同，前者的溢入、溢出水平远高于后者。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指数与全球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总溢出指数在极端事件的冲击下明显攀升，而与极端事件高度相关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同时，各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水平与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截然不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较大，而溢入水平相对平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是真实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等亚洲国家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更大。第四，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保持着较强的双向溢出关系，而且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溢出水平较高，并主要接受韩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溢出影响。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各国监管部门应重点关注同区域国家、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变动，通过跨境协调和监管合作防范其他国家的不确定性冲击，实现对其不确定性的有效捕捉以提高识别不确定性的准确性，并有效切断溢出路径，遏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蔓延。第二，各国应加强对本国内部风险的识别，警惕风险积聚恶化为经济危机，并增强金融体系的弹性，提升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的影响。第三，各国需要加强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交流，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我国应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并合理地引导公众预期，降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他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