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有人说，中国的知青呢，其实都一样，他们青春期短，幼稚期长，也有人说，知青当中最先成熟起来的，是下到黄土地上的那一群人，他们最实际，最坚韧，他们的梦想也最早破灭，最先体味到了环境的恶劣，人生的艰辛，还有命运的严峻。

曾经的知青如今都已两鬓斑白了，回忆当年的那些岁月，他们或者是淡然一笑，或者百感交集，记忆留下的痕迹也活深活浅，不过可能有一点是共同的，青春记忆是他们生命的一个底色，他们常常会拿它作为辨别真伪的一个参照系。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和现状一旦让他们迷惑，他们就会拿来比照一番，可能会得到有血有肉的印证。

解说：北京城里击中了中国数量最多，规模也最大干部大院，在中国和农家子弟相比，城里长大的孩子，似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皇城根下那些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优越感尤其强烈，生活在这里的孩子是幸运的。然而这种状况文革时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大院的主人多数受了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在瞬间改变了身份。

他们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曾经熟悉又舒适的家，走进了这片贫穷落后的黄土地，大院里的孩子王克明，在陕北的余家沟村生活劳动了十年，如今他每年都要回一趟农村，2007年的7月，王克明又回到了他的村子。

王克明（北京知青）：我们刚来的时候，有几个知识青年就到这个地方，这个村子，这是一个自然村落，我们来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六七户人家，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村庄，住在高山上，底下沟很深，吃水在沟底下用驴往上驮，来的时候没有路，首先没有汽车路这个不说了，也没有拉拉车路，一米宽的路也没有，只有小路就是一个人能走的，所有山上的东西全都是靠驴驮人背，吃水非常困难，出门的交通就是这个样子，看不见宽阔的路。

解说：当年的知青被安排在，农民特地准备的窑洞里，像一个疲惫已极的老母亲，陕北哺育了中国革命后，奶水就一天天枯竭了，以至于当黑土地、红土地，和内蒙古草原收容着千万城镇知青时，陕北只收养了两万多个孩子，并把他们分送给一个个村庄和贫苦人家。

王克明：我们刚插队来第一天晚上就住在这，这还是原样，还是原来的样子。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这放着一个米柜，毛娃家的米柜，然后第一年秋天收获自留地的豆角，给堆在这这样地方，堆在这地方跳蚤特别多，在地上洒六六粉，女生给豆角堆上之后。然后再把豆角做熟了炒了菜，吃完了之后全体中毒，这当年做饭就在这儿，这都是以前的样子，你看原生态的窑洞就是这样，这是锅台在上面擀面条，在这地方没有电原来，就是点一个小油灯。然后想给家里写个信，油灯点了就蹲在这儿，把油灯放在这就在这写信，写信还写日记什么的。还有人好把日记写成雷锋日记什么的，也都在这儿写。

解说：当知青们进入那一孔孔窑洞之后，插队的生活也就显示它本来的样子，知青们开始懂得，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生存。

庞沄（北京知青）：那次我们去打柴，也是中间下了大雪，满山全白了，我们回不去了，就是那个雪滑，不敢下山哪，那山不敢下山哪，那种又天昏地暗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那大唱什么呀，西伯利亚白茫茫，无边无际，就那种唱，那种苍凉感和歌声就，我们就唱那个，哎哟，当时就那种感觉，我觉得到现在都难忘，就是我们刚去的时候，特别无助的那种感觉。

张路（北京知青）：上山干活从早上去一直到晚上下山，而且干的活很重，它叫掏地，开春刨地，咱们叫刨地它叫掏地，用那老镢，一天要不带直的。

庞沄：一排人，拿着大镢头，蹭上啦，就是意思是赶上啦，一排，哗！就吭哧吭哧，就好像一个跟一个比着那来。

邓小虹（北京知青）：担上一担麦子等走到村子里的时候，天已经漆黑有时候都伸手不见五指了，有时候再碰上下场雨，那黄土高坡就光溜溜的走一步就往下滑，那确实现在想起来，有时候都挺后怕的。

张路：累，腰疼，关键是渴，没水喝，完了渴的就觉得回北京吃根冰棍，那简直是到了天堂一样。

解说：最初的日子转瞬即逝，日复一日的简单劳作，迅速改变着北京知青，当时对知青实行分散和小集体插队两种安置方式，国家只供应一年的口粮，并且要求他们一年后做到自食其力。

宋晓明（北京知青）：第一次上工吃饭的时候，这是给我一个震惊，所有的都是饭罐子，这很多人都有提过，一个扁担要挑那么，一边大概少的七八个，多的上十个，两边加起来很重的，饭罐，就是瓦罐子五，然后上面拿一个布一蒙，然后这是这家给你送的饭，你的饭都在里面。但当老乡把饭罐子一打开之后，我一下子震住了，大概我记得十家得有七八家是糠。哎哟！我说这不是旧社会么，吃糠咽菜。

张路：有一个老百姓拿一铁腕，就是麻籽，当地吃的那个油，榨油那麻籽，麻籽榨完油剩下那麻渣，弄点辣椒那么一蒸，蒸那么一碗饭，搁点盐蒸一碗，老百姓就骂，这婆姨我回去揍她，这是人吃的东西吗？给我吃。我说你不吃给我吃，我这一碗全给吃了，吃了特香，老百姓说这娃饿着了，饿乍了，陕北话叫饿乍了，就是饿狠了，饿坏了，第一年就是非常饿。

宋小刚（北京知青）：确实饿，确实饿，一个月就真正四十六斤粮，根本不够吃，长身体，十六七岁正长身体的时候，吃了上顿，吃了这个月，就买下个月，下个月再买下下个月，这样积到后面，后面就有一个多月就没有粮食了。

解说：下乡一年后，国家规定的补贴取消，知青一切花消要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当时山西、陕西、延安地区70%的知青不能自给，多数生产队劳动日工值只有一角钱左右，不少知青劳动一年，还倒欠队里的嫌，知青们不曾想到“再教育”的第一堂课竟是“饥饿”。

陈晓楠：近代以来，关于革命圣地的描述浩如烟海。但黄土地知青的感受似乎有些另类，从农村返回城市，再从北京回到延安，回到陕北，在飞机上腑瞰时候的感受非常真切，大片大片的坡地，恰如当年陕北乡亲衣服上的補丁，土黄色的山丘之上，那一圈一圈绕着的梯田，像极了农民纹理密布的手掌和手指。那是一种很独特的人生体验，是刻印在黄土地知青，心里面的青春记忆。它让知青们的心不再飘浮，让他们再也忘不了，下面的那块黄色的土地。

解说：很难有人相信，这是当年的知青在插队时，拍下的照片，因为照片上农民的面孔引人深思，像是在告诉着人们，另一个真实的陕北。

俞沅：这些照片啊，可能是有一些。哦，这里面的照片是当初拍陕北的，比较多的照片在这，对吧？这是用过的相机。

解说：俞沅从小喜欢摄影，下乡时没有忘记带上他的照相机，那时候陕北讨饭的人很多，山沟里有，山坡上有，延安城里更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无数的乞讨者在黄土地上，留下无数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足迹，留下声声呼唤，甚至留下下跪的身影。俞沅用相机，凝固了那一瞬间的悲伤。

俞沅（北京知青）：一看他们就是说这个经历和我们，就是看别人给他们那个感觉不一样，比如别人到处有行乞在大街上走，他有什么感受，他什么目光我看不出来，但是呢，当时呢，把这馒头啊，把什么啊一给了他们以后，在屋子里面，在门口，冲着里面看，在里面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嘴上吃着，用瞪大了眼睛，渴望，就是说，就是说瞪大了眼睛的那种感觉给我特别深刻，他们特别真实，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另外呢，我当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里面有一个岁数很小的小孩，那小孩很漂亮，你注意看那个照片，很漂亮，给我的感觉，如果家里让自己的，很小的女孩子出去了，去要饭了，那是这家子的一种悲哀，真是万不得已了，他们肯定是穷困的，他不是装的，就是那种真实感，那种真切。

张路：在北边榆林地区那更穷，那经常一遇到荒年，整个公社逃荒，公社书记带队，生产队长带队，集体逃荒，没办法，活不下去了，然后到延安地区，甚至再往南。

沈德山（北京知青）：我记得有一次，到了延安一个小的饭馆，我们在那吃的是汤面，三毛钱一碗，吃完饭准备走，看到有那么几个当地要饭的，当地人，我们就轰他们，去去去，走走，我们还不够呢，他说我没给我自己要，我给你们北京知青要呢，我说什么？是北京的，我说你叫他过来，他叫过来了，叫过来以后一问，你是北京的？是。他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说怎么回事儿？怎么上这要饭啊？他说“生产队没有粮食，我们没有钱，我就在这要”，那旁边要饭的人帮着说话，他不敢要，他脸皮薄，他饿呀，我们给他要点，他老去捡去。

解说：对初到陕北的知青来说，要饭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尊严，然而黄土地的贫瘠和极度干旱，很快就让他们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在这片土地上，庄稼是没有指望的指望，靠天吃饭，一亩地打不了多少粮食，眼看就要收获，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又可能把即将到手的收成冲个精光。贫困的环境，渐渐让知青之间也出现了分裂，政治上的集体热情，被生存的现实一点点击垮了。

周秉和（北京知青）：大家到那以后呢，觉得劳动量大，生活太艰苦了，前途也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去，能不能出来也不知道，所以呢，思想也比较消沉。

俞沅：终于有一天爆发了，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就是69年的五月的时候，爆发了一次是什么呢？就是分灶，这个分灶啊，给我印象啊非常之深，非常之深，非常惨痛啊，分开以后，肯定是，就是当时我感到，集体的凝聚力这个是没有了，没有北京知青这么热血沸腾，有点像我们那个抗战闹革命，有这种热血沸腾，没有了。相当于自己摸，自己小家过日子。

解说：很多知青在回家时，将看到的这些情况传到了北京，周秉和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不过听他汇报情况的，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秉和是周恩来的侄子，1969年到陕北延安插队，在回北京探亲时，他和当时周恩来的秘书的女儿，何立群一起向周汇报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周秉和（北京知青）：看见最多的就是要饭的比较多，我们原来在北京还没怎么见过要饭的，到延安一看到处都是要饭的，不管是城里头饭馆里边，还是在住的村庄里边，都有人上门去要饭，这都是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像的，觉得挺惊讶，主要是我们觉得，延安当地对我们管理的不够，所以呢，对于知识青年的思想，有很大的波动，大家都不安心在陕北待着，都想办法往外跳。

何立群（北京知青）：伯伯跟我们聊天最高兴得时候就是说，宝塔山，我们都爬过吗，桥儿沟啦，“鲁艺”的旧制啦，枣园啦，就是问这些的时候，就特别高兴，因为山清水秀，就从他的话语里很怀念这个延安，所以呢，我觉得最高兴的就是这段，听到这个延安的现状的时候呢，当时伯伯很难受，我当时没有感觉到啊，只知道伯伯挺认真的听，后来我反复回想我觉得，我确实是很刺痛伯伯的心。

解说：不久，北京盛传，有人把延安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了中南海，周恩来亲自过问了此事，并且当众流泪，周恩来说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1970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时说，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设西安，要考虑延安。

周恩来要北京派1600名干部下乡带队，给每个有知青的大队安排一个，一再指示，一定要调好的，1970年5月24日下午，北京派出的1200名干部抵达延安，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做好插队知青的工作，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培养他们成为红色革命接班人。

解说：艰难的生活在一点点适应，可是生活中死亡的危机却暗伏其中，由于知青缺乏基本的生存常识，各种意外事故频频发生，死亡不再仅仅是一种传说。

张大力和张莉原本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兄妹，他们出身于北京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张大力从小喜欢自然科学，立志长大后，成为像爸爸那样的昆虫学家，可是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这个青年的命运。

为了照顾妹妹长大和张莉，一起被分到了延安延长县安沟乡的王灵沟村插队，当时村里只有5个男知青，张莉是唯一的一个女知青，知青们刚进村子不久，死亡就清晰的出现在他们眼前。

张莉（北京知青）：我们那个大队有三个自然村，我们在王灵沟，我们对面是罗家山，有一天晚上就是罗家山山梁上那个人，就冲着我们王灵沟，我们窑洞那个院子就呐喊，呐喊我哥哥他们这些知青的名字，孩子抽风了，怎么办？他急了已经，但是从山上下来不可能了，山上下来大概得有三公里地晚上了，然后我们就赶紧的回来，就着煤油灯就查，查完了以后就又过去，陕北人叫呐喊，站在院子里头就呐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先暂时这样这样，然后实在不成我们上去，结果这一宿，山上到底闹腾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整个的知青小组，大家基本上没有怎么好好睡，实际上那个孩子就这么大，早上起来还没吃早饭的时候，就看着从后沟，他们那个罗家山下来了，下来那个人呢，那个孩子呢，放在拿粪的一个壳篓里头，簸箩里边，咱们北京话叫簸箩，上边这儿挂着一个绳子，他的爸爸大人，挂着绳子就这么拖着下来了，一群人下来了，那个孩子也就是几个月，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他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那儿，后来大家都情不自禁的，有的人就背着药箱都下去了。当时就在村里头吃了点药，后来其实完了，这个孩子就去世了。

解说：陕北农村缺医少药带来的死亡，在知青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他们讨论决定，用自带的药箱，一边学医，一边给老乡看病，不久经过学习进修，张大力成了一名合格的赤脚医生，在沟壑纵横的山里，张大力经常背着药箱东奔西走。

1969年12月4日上午，张大力在出诊途中坠崖遇难。当年只有16岁的村民魏富有，目睹了那瞬间发生的死亡。

魏富有（陕北老乡）：这次看病特别在早上他刚起来，听说这里看病，饭还没做熟呢，那时候我们搞农业学大寨是平地，就在那边平地，他就把饭碗一撂从沟里到这来了，我们从山上来的，他来他就看病，家里人都去干活去了，都去干活去了，就他一个人在，这有一条狗，他在这以后，狗这一咬，他不小心一躲，就从这里摔下去了，栽下来以后当时在上面是袁荣她母亲，是在那看的比较清楚了是一老婆婆，看见了以后在那边推了个小推车，听见以后从那儿跑这儿，这儿窟窿当时很难下的，人急了以后就什么都不怕，就从这跳下去了，我在那面的话，同样听见袁荣他母亲在那喊，张大力栽了，他经常在一块干活，好多人都哭张大力，哭的人相当多，张大力平时给人看病，再一个张大力妹妹一哭，所以全村人都哭了。

解说：张莉从小没有离开过哥哥，张大力也非常疼爱，这个比他小4岁的妹妹，兄妹俩一直相依为命，面对这突然袭来的死亡，张莉总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

张莉：当我拐过后沟最后一个弯的时候，我看到离大概三十米的地方，就站了一堆人，然后我一瞬间看到我哥哥躺在地上，那个担架放在地上，他躺在担架上。然后又看见别人把，彭士红从地上拉起来，他是抹着眼泪站起来的，我看到这样子，我知道不好了，我不知道我哥哥会死，我看到这个状况我就趴，一下就趴到路边上，那个脑子，没有哭当时是没有哭的，当时就手和脚，手就使劲抓那个地，脚就使劲的蹬，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实在是没有力量。

解说：张大力常常因为老乡的一次感冒，就在山沟里跑上跑下，老乡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北京娃，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愿意提起张大力的死。

王灵沟村民：就不敢提那个人，提了就是可怜，没活人，再一个他妹妹，撂下他妹妹一个人，可可怜了，那天晚上就是没法说了。

解说：当年张大力的父母都在干校接受改造，听到噩耗后，他们从各自的干校赶到了陕北延安。

张莉：其实这件事对我妈妈的打击，比对我的打击要大的多得多，后来我妈妈因此十多年，不听广播不出去见人，连熟人都不见，她可能有点自闭，然后大病了一场，是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她46岁的时候，我哥哥去世的时候是20岁，刚刚过他的生日，他11月24号的日，他12月号走的，他们来了。

解说：张大力死后，王灵沟村的知青们要求，追认张大力为优秀共青团员，鉴于张大力的父亲，著名昆虫学家张广学，正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上面决定，小范围开展追悼会，不追认，不宣传，此后许多年里，张莉与其他知青多方奔走，张大力的死终于有了说法。

1988年7月15日，中共安沟乡委员会，追认张大力为中共正式党员，党龄从他死后的1970年算起。

陈晓楠：走出陵园，其实我们问过很多人，究竟在这块黄土地上，掩埋了多少年轻的生命，好像没有谁能说得清，对那些，把青春永远地留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年轻人来讲，青春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青春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

视频来源：凤凰台《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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