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丨《悬崖之上》：谍战片的主流叙事与美学表达

新作评议

作者：牛梦笛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1年第6期

本文作者：牛梦迪

刚刚过去的“五一档”，张艺谋导演的谍战影片《悬崖之上》口碑逆袭，成为一匹“黑马”。该片超越了张艺谋以往电影题材创作的边界，但风格与主题却与之前的诸多影片一脉相承——追求极致，注重演技与细节，又不失真实与厚重。

《悬崖之上》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31年，四位曾在苏联受过密集训练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了一支任务小队，空降到当时的远东谍战前沿阵地——哈尔滨，执行一个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由于这个行动密级特别高，敌方想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只能从执行任务团队中策反知情人员。在敌方的层层审问和威胁下，任务团队中有人叛变。因此，从四名特工降落哈尔滨的那一刻开始，等待他们的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复杂环境，但他们不畏牺牲，与敌人斗智斗勇，坚决履行并完成自己的使命。纵观整部影片，紧张的情绪一直贯穿始终，叛徒泄密在先，特务围堵在后，风雪笼罩下的哈尔滨遍布杀机。革命夫妻张宪臣、王郁约定“活着的人，去找孩子”。他们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战场——自己尚且性命难保，心里还始终挂念着爱人与至亲。革命情侣楚良和小兰，分别时来不及彼此倾诉衷肠，尽管言语中有一丝抱怨，只好将挚爱之情定格在那唯一的拥吻之上。

作为建党百年华诞的献礼之作，《悬崖之上》以强戏剧张力和强情感输出，把控影片节奏；以“雪一直下”的视觉隐喻和对比鲜明的黑白基底色调，构建影片符号系统；在敌我较量和生离死别的电影叙事中，完成一次新主流大片的探索。

一、主旋律意识与商业元素的有机融合

《悬崖之上》剧照

主旋律电影往往具有强政治属性，是在特殊性或纪念性历史节点的一种仪式性意识形态输出形式。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批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峥嵘岁月的电影作品在大银幕上为建党百年华诞献礼。从创作角度看，这些作品拓展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逻辑和模式，融合了主旋律意识形态与电影的商业元素。

事实上，主旋律影片的商业化探索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绩。2014年，由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获得了高票房与高口碑，打破了主旋律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固有印象。《智取威虎山》讲述了解放军203小分队在与东北山林中盘踞多年的土匪座山雕斗智斗勇的故事，呈现了剿匪小分队在茫茫林海、皑皑雪原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这个改编自样板戏的作品突破观众的刻板印象，将主旋律的意识表达与收放自如的电影商业元素有机结合。随后，一部部带着工业美学印迹的主旋律电影走入我们的视线。《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等现象级作品彰显了主旋律类型化的日益成熟，而《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夺冠》《我和我的家乡》等作品延续这一类型化机制，主流价值观的商业化表达更加纯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主旋律意识与商业元素的有机融合，避免价值内核与故事形式“两张皮”的尴尬，打破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一味说教的刻板模式，突破观众对主旋律作品的惯性思维，因而受到市场的欢迎。换言之，只有恰当运用电影的商业元素，主旋律作品才能满足观众的观影与审美需求，进而发挥其价值引导的功能，潜移默化地滋养观众的心灵。伴随主旋律影片商业化探索而来的是观众新的观影习惯的培育，在“五一”“十一”“春节”等重要档期，年轻观众群体对主旋律电影的消费，成为电影市场发展的一股新动力。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主旋律影片商业化探索仍在继续。《悬崖之上》作为以主流叙事为基底的谍战类型电影，拓展了革命英雄人物的群像塑造，通过对党史上无名英雄的影像叙事，引导观众重温“不忘初心”的历史使命。

在《潜伏》《风筝》《悬崖》等一批高质量的谍战剧之后，谍战电影的创作近年来稍显落寞。一方面是创作者深陷谍战片固有的创作模式，在剧作思维上难有创新；另一方面是剧本创作对历史的贴合度不高，缺少历史的厚重感，难以获得观众对作品的价值认同。对《悬崖之上》而言，尽可能回归历史，触碰历史，以逼真的影像还原真人物、真故事，力求历史真实与情感真实的双重书写，用细腻丰富的情感烘托真实的历史语境，表达和传递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张艺谋执导的其他商业电影作品相比，《悬崖之上》的主旋律意识表达更加尊重历史逻辑，尊重艺术规律，塑造了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情感，推动故事情节的后续发生，尽量不用或少用特工技术、电报密码等传统谍战元素。在尊重真实与历史逻辑的基础上，这部电影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再现了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

谍战片的创作既不能无端想象，制造视觉奇观，也不能突破历史边界，打破事件逻辑。《悬崖之上》通过光影艺术再现历史真实，将一段特殊年代的历史呈现在观众眼前，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观众们通过观影的共情行为，缅怀每一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牺牲的英雄。《悬崖之上》的成功也意味着主旋律商业电影在类型化上的更进一步。张艺谋发挥其特长和优势，将厚重的家国情怀嵌入丝丝入扣的叙事细节与宏阔的场面调度之中，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得到很好融合，视听审美与思想高度兼容的谍战大片气质得以彰显。

二、谍战美学的细节与边界探索

《悬崖之上》剧照

张艺谋是善于用画面、视听讲故事的导演，他早年习惯用鲜明的色彩进行叙事和表意。作为其执导生涯的首部谍战电影，《悬崖之上》和他近年导演的《影》在色彩风格上非常相近。影片延续了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大量的意象和隐喻基础上，为国产谍战片的类型化创作开辟了新模式。

“雪一直下”是《悬崖之上》的核心视觉符号，也是极具辨识度的视觉隐喻，构成了影片在美学层面的重要支撑。围绕这一核心符号展开的叙事，从诸多细节和画面布局中都能见其踪影。为了再现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张艺谋及其主创团队等比例复建了三万平米的中央大街，大到楼宇建筑、街道车马，小到橱窗桌椅、玻璃冰花，每个布景都精致考究，每个细节都经得起反复打量。影片中，一众演员以不同姿态先后出场，呈现雪掩杀机下的群像对决。在电影当中，所有的外景和大场景几乎与下雪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直至最后，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相见时，雪停了。《悬崖之上》的整个故事都伴随着下雪的过程，雪的阴冷、雪的圣洁影射着人物的关系和信仰。在世界电影史上，“雪一直下”的电影屈指可数，而《悬崖之上》堪称一部把“雪”作为重要视觉符号的佳作。

作为谍战类型影片，《悬崖之上》的视听元素调用和类型化视觉谱系建构同样值得分析。皮衣、大雪、黑色汽车、刹车声、枪声等视听符号，都与影片的叙事有机融合。老哈尔滨的街景、人物的服饰、物品的摆设，都非常细致考究。同时，不需要过多的对白，张艺谋只用了大量的近景、特写、角色的表情变化以及主演们的眼神交汇，就把彼时紧张对抗的氛围营造出来。可以说，环境场景的匠心构建是这部影片强大视觉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影片氛围营造的重要方式。

能否让观众跟着影片的叙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一部谍战片是否出彩的重要参照。一部好的谍战影片不仅要营造一种深入悬崖、如临深渊的氛围，还要让观众深入其中，随着间谍、特务和革命家的步伐从内心深处生发出胆怯、担忧等情感。就《悬崖之上》来讲，其视觉色彩与张艺谋以前的电影相比，划分不强烈，也不鲜明。影片总体以冷色调展开，色彩以白色、蓝色和黑色为主。这一基调对电影主题的诠释至关重要，黑白基调的视觉隐喻让影片具备更深刻的意义。影片把隐蔽战线的故事置于冰天雪地的场景，通过外部环境的营造，呈现出冷峻、绝境、危险、肃杀的气氛。这一基调构成的隐喻，使白雪、黑夜、敌与我，忠与奸、残酷的绞杀以及赤胆忠心等符号内涵一目了然。影院中的观众聚精会神地注视整个银幕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走进这些符号构建的情境和氛围当中，感受环境和人物内心。当然，影片在黑白色彩的主基调下也并非没有人情味和温暖可言，如影片中寒夜里的灯光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暖色调，凸显了酷冷长夜里人性最柔软的地方，讲述着主角们在为理想和信念坚持前行的路上，他们内心深处的爱与情。这样的反差让故事更加厚重，让影片色调也更为立体。

就电影的叙事空间而言，哈尔滨本身就是一个颇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地方。“二战”期间，世界有两个特务谍战最激烈的地方，一个是欧洲的柏林，另一个是中国的哈尔滨。全世界的特务集中在这里交换情报，这也正是《悬崖之上》叙事的历史语境。影片为观众建构了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场景哈尔滨，在直面历史真实的残酷与血腥的同时，也唤醒了公众对这座英雄城市的历史记忆。此外，影片也不乏驱车追赶、近身搏斗、枪林弹雨等具有视觉刺激的场景或特写镜头，它们为精彩的故事增添了视觉观感，拓展了《悬崖之上》的空间叙事。

影片自始至终都在压抑的大雪中展开叙事，直到影片末尾，行动结束，大雪才停。阳光照在人物的脸上，这是一种象征，即黑暗的日子终于结束，希望已然来临。总的来说，《悬崖之上》在画面、美术、音乐等方面都颇为考究，营造了克制冷峻的叙事基调，展开了从容不迫的叙事，歌颂了革命者、牺牲者、奉献者。雪国的宁谧与战斗的激烈、雪亮的外部环境与黑暗的社会斗争、生与死的较量等一系列的对立结构，被嵌套在画面、音乐、场景的艺术结构之中。演员生动的演绎与颇具意象的画面相互衬托，使谍战的生死较量表现得尤为精彩。

三、新主流电影叙事的创新表达

《悬崖之上》剧照

新主流电影是被主流市场接受、认可的大众电影，同时又鲜明地传递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主流，既是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也是价值观与商业性的融合。新主流电影作为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载体，统合了国家意志与民众审美需求，为其价值选择提供引导和想象的空间。

在让人确立并内化道德标准的过程中，哲学家韩炳哲认为：“讲故事，且让故事扣人心弦的方法，比强制和义务更有效。”新主流电影摆脱以往“说教”的叙事窠臼，以隐而不显的方式传递核心价值观，恰恰在于影片的故事化讲述。在影片《悬崖之上》中，故事优先的原则让很多演绎得非常好的情节被剪掉，只留下含有丰富情节和人物的精华部分。这样的“减法”让人物变得更为立体，人物牵引情节推进，构成一种叙事张力。影片最为出彩的地方在于它对于人物群像的塑造，而非树立个人英雄形象。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每个人物都有个性：周乙（于和伟饰）作为游走于正反两派的关键人物，沉着冷静，行事果断，几次化险为夷，展现了人物高超的职业素养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当他不得不面对战友的牺牲时心痛不已，饱含热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作为反派代表的特务科长高彬（倪大红饰）在审问犯人时心狠手辣，给下属设套时阴险狡诈，其鲜明的个性同样不逊于正面人物。《悬崖之上》对人在极端境遇下的遭遇及其反应的塑造，拷问了人的复杂性，这也是张艺谋在谍战背后想要探讨的深刻主题。

近年来，在广受观众追捧的一众新主流电影中，成功的人物塑造通常是这些作品打动观众的秘诀所在，也是电影的亮点。在《悬崖之上》的叙事当中，影片重点表现的人物并非历史当中鼎鼎有名的大人物，而是革命历史当中沉默的无名英雄。电影通过艺术化的处理，让他们的故事抵达更广阔的观众群体，从侧面体现了《悬崖之上》的价值高度。《悬崖之上》不凡的叙事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共同体的情感赋能及其对观众的意识形态询唤，是藉由情感的公共修辞来完成的。

《悬崖之上》对于主流情感的呈现和表达并不拘泥于公共层面的战友情，反而呈现出多元的情感表达。亲情、友情、爱情等作为人世间的美好情感，都在影片中有所展示。无名英雄作为普通人的欲望与纠结，恰恰是在对亲人的牵挂、恋人的不舍与追求革命理想的悖论中予以表述，而这种矛盾本身又推进了电影叙事，比如，正因记挂爱人、亲人或战友，楚良才会在火车上不由自主地转头看向小兰，暴露了身份；张宪臣才会在看到“儿子”从身边闪过的瞬间，忽略了自己正被特务围堵，不幸被捕；潜伏在特务阵营多年的高级特工周乙，才会在张宪臣逃跑时鼎力相帮，暂忘自身。影片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动人的亲情、大无畏的家国情怀总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影片对多元情感的表达是克制的、含蓄的，这一特点在台词中也有迹可循。看过影片的观众应该都有直观的感受——全片台词不多。如“我应该上哪辆车”这句台词，观众一定并不觉得陌生，简单七个字配合演员的倾情演绎，背后实则是一场默契与信仰的对话。导演张艺谋充分给予了观众思考的机会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用剧情引导观众把演员没有直接表达的台词在脑海中补全。如此一来，于观众而言，便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电影剧情当中，而且也能够切实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其次，当观众通过思考进一步理解、想象到演员台词背后涌动的“惊涛骇浪”般的故事时，会不自觉地赞叹电影角色的敏捷、默契。事实上，对台词进行留白以表现剧情、吸引观众，这种创作倾向需要导演和编剧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原因在于，这种技巧的使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剧情的发展需要与观众的想象力恰好接驳；二、观众能够合理合情地想象出剧情的演绎和发展。

将悬念进行到底的原则亦贯穿了全片，强戏剧性让观众有设身处地的代入感。《悬崖之上》有大悬念、小悬念，并以单元剧形式结构全片；随着剧情的深入，人物关系几次反转，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将悬念做到了极致。无论是大悬念还是小悬念，影片前四十多分钟制造的悬疑感和反转都得益于其张弛有度的节奏。如张宪臣上一秒还被捆绑着双手，下一秒就借助工具脱身了；上一秒还在与敌人搏斗，下一秒就被特务追赶；镜头一转，冰天雪地当中又开始了新的躲藏游戏……影片处处皆意外，一切都在一个“来不及”当中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开放式结局也并没有让影片叙事陷入意义混乱的境地，而是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这不仅让影片中活下来的人重拾勇气，也让观影者感受到美好生活之不易。

要而言之，近年来的新主流大片已经越来越会“讲故事”，越来越“好看”。这也在极大程度上吸引了青年观众的注意力。主流谍战片如何更有效地吸引青年观众，获得更好的社会和市场效益，《悬崖之上》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简而言之，首先，要把人物形象塑造放在首位，需要塑造出具有丰富历史内涵、人文内涵以及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次，谍战片人物的塑造方式有别于其他类型电影，需要相互参照借鉴，在不同类型的叙事中把人物写好；再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影片要从当下的逻辑和视角切入历史，建立历史故事与年轻观众现实生活的意义勾连，在叙事中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价值，才能让更多的95后、00后观众形成共情与认同；另外，还需要把生活中（历史）的史诗性元素转化为富有张力、富有内涵的好故事，并且用电影化的方式，智慧地讲好故事。生活中不乏史诗，关键是要有把史诗变成高质量作品的能力。艺术的方法有千万条，最牢靠的还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比如，历史题材要深入研究历史，从中寻找有内涵、有价值的故事；挖掘故事原型，在原型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更有可读性、可看性的故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连接历史、观照现实、开启未来，从而实现现实主义创作对观众的正向引导和引领的作用。未来，我们仍需要更多像《悬崖之上》这样高质量的谍战电影作品，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对电影艺术的憧憬以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牛梦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光明日报》文艺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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