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奇迹·笨小孩》：传奇式现实主义的定型之作

新作评议

作者：王一川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2年第3期

王一川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暨文学院教授

《奇迹·笨小孩》（以下简称《奇迹》）的“奇迹”的意义，远不止为深圳这座享誉全国的“先进示范区”城市塑造出景浩这位平民英雄典型，尽管这本身很有意义。更令人关注的是，继三年前的《我不是药神》之后，该片为重点主题电影创作的大众化、为现实主义精神化身为商业类型片进行了持续的美学范式开拓，并将其推向定型之境。与《我不是药神》让上海小商贩程勇陷入经营不善、家庭破裂的危机相类似，《奇迹》让深圳手机维修师景浩在母亲去世、生父出走的境况下，为患有先心病妹妹景彤筹集高昂的手术费。为了筹足这笔巨款，年仅20岁、大学还没毕业的景浩千方百计寻找挣钱之道，在一群友善长者帮助下，办起简陋的景浩电子元件厂，克服一连串困难，成功拆卖一批进口手机零部件，并将其转型升级成一家真正的企业。景浩的这一创业奇迹，与程勇从贪便宜的小商贩升华成有爱心的商人之间具有高度的美学范式共通性，即二人都是人生危机的成功化解者、人间奇迹的传奇式创造者。如此一来，《奇迹》如何叙述这则传奇性故事，以及这种传奇式叙事究竟能给当前中国电影带来什么新东西？确实需要一番探讨。

一、 传奇式叙事构造

这部片长106分钟的影片，为传奇式故事的成立而先后设置了一连串危机情势。它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九个时段。第一时段为景浩照顾妹妹和筹钱治病。我们看见，居住在城中村的景浩如何给年仅六岁的妹妹梳头、做早饭、骑电动车送其上学，同时四处筹钱却一再碰壁。第二时段是景浩飞车追赶赵振昌。影片交代，景浩想到拆卖手机零部件，找到大公司老总助理李平，又不惜飞车赶去高铁与其上司赵振昌谈判，中间摔了两大跤也不顾伤痛，拼死赶到，着实神奇。第三时段是建厂和招工，叙述景浩在梁永诚等人的帮助下办起简陋作坊，招进一批热心的老弱病残者——有会修钟表但身残的老人钟伟、耳聋的汪春梅、沉迷网吧的刘恒志和张超等人，他们居然可以承担如此精细的精密零部件拆卸工作。第四时段是景浩为汪春梅打架，述说汪春梅昔日工厂一群人来逼她签字，被她拒绝并坚决要求赔付工伤。在被毒打时，景浩等人前去反击而酿成群殴，这群老弱病残者竟然能够打败一群壮汉。第五时段为工人婚宴，渲染了工人刘恒志和当地姑娘吴晓丽婚宴的喜庆氛围，突出景浩的工厂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折。第六时段为房租及设备风波，记叙景浩遭受第三次催交房租并被房东拒之门外，被迫暂住梁永诚家，不得已去找赌鬼陶志勇还钱和抢回部分钱，并在梁永诚和街道帮助下住进厂房。这段重点叙述景浩上车追赶被偷抢的设备，导致手指负伤，仍然在警察帮助下追回设备，还坚持当三天“蜘蛛人”，被高楼清洗队长马越好心辞退。第七时段为台风下的悲喜剧，让景浩克服厂房被转租和员工欠薪等新困难，并幻化出工友相互友善的乌托邦情景，还让景彤向哥哥讲述梦见母亲：“哥哥，我梦到妈妈了，她说我长大了，以后我来照顾哥哥。”这些叙述渲染出新奇和喜庆氛围。第八时段为欢庆产品质检合格并签新合同，讲述景浩与众人一同登上文博大厦会见赵振昌，新签500万元的合同，并随后在电梯里激情庆祝。第九时段为尾声，交代景浩通讯的成立以及用字幕逐一交代主要人物的出路。

《奇迹·笨小孩》剧照

全片通过上述结构方式，形成一种以一连串危机及其化解为核心的传奇式叙事构造，即设置系列危机，让主人公逐一展示其化解危机的卓越能力和超凡的英雄品格。

二、 氛围营造与细节深描

《奇迹》调动了几乎所有的电影艺术手段，为这种传奇效果的达成营造合适的美学氛围。首先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一系列城市景观对比：一是高楼林立的深圳景观与景浩兄妹居住的城中村中简陋而温暖小屋的对比；二是催债、逼债的无情者与热心帮助者之间的对比；三是高楼外形如蚂蚁的“蜘蛛人”与楼内白领的对比；四是深圳风和日丽的景观与其风雨如磐的景观的对比；五是表情冷淡而识才的赵振昌与后来热情而果断的赵振昌的自我对比，以及这位赵总与其短视的助理李平之间的上下级对比；六是公事公办的保安与热情的门卫孙伯之间的对比。这一系列对比，为景浩的传奇式故事渲染出浓郁的奇迹氛围。

细节深描也承担起相同的美学功能。影片没有回避在这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里还存在贫困的城中村这一事实，并对其做了细节刻画：20岁的青年景浩骑电动车带妹妹从村中的简陋小巷夺路而出，迅速汇入车水马龙的大街；一群老人在老旧电视机前打发时光；烟雾缭绕的网吧里人头攒动；晚风似乎要从缝隙里挤进破旧小屋；远景处，城中村的各式衣服杂乱无章······居民们依旧在忙碌而有秩序地生活着。同时，影片着力描写景浩与景彤间兄妹情的一幕幕。观众可以看到这样的精致细节：早晨起床后，景浩给妹妹梳头时，妹妹也背身把包子喂到哥哥口中，想等哥哥咬一口后自己再吃，但由于哥哥正用力给她梳头，一时够不到包子。由此可知，这位富有责任心而又经验欠缺的哥哥也还是个孩子。这对兄妹在夏夜里驱赶蚊子、妹妹用碘酒帮哥哥搽伤口等情景也令人难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三次叙述景浩去学校接妹妹，时间上一次比一次晚，而结局也一次比一次惨，甚至还劳烦门卫孙伯代为照看妹妹，令人对这位忙乱的“少年”充满同情。还有一处细节：在公交车上，景彤稚嫩地问：“哥哥，医生说我好了吗？”景浩答说：“好多了”，妹妹说：“那就是没好”，只见神情疲惫的景浩迟疑了一下仍坚定地说：“会好的。”他想必心中知道，无论治疗的结果如何，都必须给予妹妹以活下去的坚强信心。还有这样的细节描写：昏暗灯光下，兄妹俩蜷缩在厂房一角，相互安慰着。当妹妹一汪泪水闪过，镜头切换到哥哥的两行泪。在兄妹间热泪汇流的瞬间，寂静无声胜却万语千言。此时，只见一束微光打在妹妹脸上，并长时间驻足其上，歌声缓缓响起。这足以驱散生活中全部黑暗的强光犹如一束圣光，让兄妹俩的生活乃至整个城中村都沐浴在友善而神奇的光芒里。此情此景不禁令人遐想，景浩全力保护妹妹恰如保护他自己的守护神一般。

还有其他细节也都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美学表现意义：梁永诚在劳动间隙多次捶腰，呈现其带病工作和助人的风范；高楼上一个个“蜘蛛人”是那样渺小，体现深圳人的一种“蚂蚁啃骨头”般的奋斗精神；台风中的深圳城市恍若海上的一叶扁舟，表明奋斗路上总会遭遇艰险；景浩被房东逼债、四处借钱无门、向朋友索要欠款被拒时，反向地突出主人公告别辛酸和苦难命运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和坚韧。

三、形塑当代深圳地缘文化品格

《奇迹》最突出的艺术建树还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景浩堪称有着一定典型性的人物形象。这里的典型，不是指一般的、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物性格，而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开创的典型理论意义上说的。他们要求通过“莎士比亚化”等手段去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种典型主要是指以特殊的个性特征去呈现性格的丰富性和发展性，再现普遍规律，刻画具有美学魅力的人物性格，也就是重在以特殊的个别去呈现普遍性。正如歌德所说：“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掌握和描述特殊的事物。此外，如果作家满足于一般，那任何人都可以摹仿；但是特殊的东西我们就无法摹仿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亲身体验过。······任何性格，不管多么奇特，任何有待描述的东西，从石头到人，都有普遍性，因为各种现象都经常复现，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只出现一次。”^（1）作为典型人物，景浩突出的个性特征如同人们印象中的深圳人——说得少而做得多，敢做事，而且敢埋头做大事。这里不妨做个简要对比：《我和我的家乡·北京好人》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喜欢说大话，说的多而做的少，好在终究善心萌发，真诚可信赖；《我和我的父辈·鸭先知》中的上海男人赵平洋热情、开朗、敢想敢做，在上海弄堂里拍摄成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与这两位京沪男人相比，深圳青年景浩总是少说多做，埋头干大事，一诺千金，敢造奇迹，而且还充满爱心和亲情，成为当代深圳创业者的一种典型形象。全片为展现其深圳地缘典型性而设置出一系列危机课题，让他逐一化解，从而展现其性格的发展、升华，凸显其超凡的英雄品格。

《奇迹·笨小孩》剧照

作为景浩的身边人，下列人物从不同方面对景浩形象的典型性起到不同而又必要的烘托作用：妹妹景彤心疼和关心兄长；梁永诚热情厚道、助人为乐；汪春梅身残志坚，有着仗义精神；赵振昌讲求实际而又知人善任；队长马越在粗犷中不乏爽朗和豪气；助理李平胆小怕事，鼠目寸光；赌鬼陶志勇欠钱不还以及耍赖；警察明察秋毫但也宽容。

通过上述叙事构造、氛围营造、细节深描和典型人物刻画等环节，该片完成了自身的题旨表达。这个题旨到底是什么？或许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但也不妨尝试提出一种理解。景浩有句对妹妹的亲口承诺：“只要咱们努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堪称全片的核心思想题旨。换言之，该片想借此表达的或许正是这样的核心题旨：在深圳这座改革开放时代的先进示范城市，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努力。简单地说，它尝试证明了这一点：深圳是一座奇迹之城。正是基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深圳地缘式人生信念和信义承诺，景浩才敢做并做成一般人不敢冒险做的大事。他相信“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敢于奋斗。当有人劝他“你这个事情啊，风险太大”时，他自信满满地回答：“我必须做，也必须做成!”即使在手指头骨折情形下，他还带伤攀高楼当“蜘蛛人”挣钱，吓得马越大喊：“懂不懂规矩啊，受伤还敢上？”当李平不屑于和他谈生意，丢下一句“这不是你这个年龄该想的事”加以嫌弃时，他当即反击：“这和我年龄有什么关系吗？”又一次，当李平再次轻蔑地说“你这样的打工仔我见多了，都想一夜暴富”时，他的回击更是毫不迟疑和直截了当：“你不也打工的？”他的创业锐气也得到众人力挺。梁永诚在落实厂房而需要寻找工人做帮手时说道：“愚公移山，山在这，就差愚公了！”这间接传达出这位最得力的帮手也有着景浩一般“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发现有人偷走手机元件而景浩不要命地追赶那车货物、导致自己摔下卡车、手指骨折变形后，警察好意劝他：“为了这货物，命都不要了？不至于······”他轻轻地回应道“至于”。景浩在影片中总是这样，话虽不多但言之有物，句句戳中要害，言简意赅地表达高远而又坚韧的意志，令人回味再三。这样，全片构筑起一个完整而又突出的思想题旨表达链。透过景浩为核心的人物群像，影片形塑出当代深圳地缘文化品格或地缘文化精神。正像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应有其特殊的地缘文化品格一样，深圳地缘文化品格是生长于深圳独特的地理环境中的市民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及其活生生的感性风貌，包括当地的地缘美学密码，如习惯语、方言、逸闻趣事、标志物、文献记载等。这正是一座城市的特殊的灵魂之所在。

四、 传奇式现实主义及其美学范式定型

透过景浩的传奇故事而形塑当代深圳地缘文化品格，还远不构成这部影片的全部意义。更需重视的是这部影片在重点主题电影创作、类型化方面所作的新开拓及其在美学范式上的定型之功。该片导演此前创作的《我不是药神》曾在观众和专家中得到一致好评，堪称叫座又叫好的影片之一。该片中不少演员也来客串这个新剧组，例如，饰演老总助理李平、高空清洗队队长马越、心脏科大夫、婚礼厨师等演员。这些熟面孔很容易与观众拉近距离并赢得好感。两部影片的共同点在于，既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某种特质，如不惜袒露现实中的负面因素；同时，更体现出改变现实的积极，以及让上述从负面转向正面的转折过程中体现出的传奇色彩。有鉴于此，不妨称这种美学范式为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

之所以使用“传奇”一词，是考虑到我国有着久远的“传奇”文学传统，使得中国观众早已形成传奇作品的鉴赏传统。这或许正是今天的电影艺术家们选择传奇式类型片的一种隐秘而坚实的集体无意识。鲁迅对唐传奇有过如下分析：“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并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2）鲁迅还指出唐传奇的如下特点：“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纤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3）在这里，鲁迅实际论及唐传奇的几点美学特征：一是故事有新奇或奇异特点，即“搜奇记逸”“作意好奇”“特异”；二是有想象或虚构，即“幻设”；三是注重艺术形式创新，即“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标举“文采与意想”；四是属于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即“始有意为小说”，“意识之创造”。根据鲁迅的说法而适当细分和引申，大致可见传奇的下列美学特征：一是故事奇异、情节曲折；二是词藻和文采丰富；三是故事有真实性，又有理想和虚构色彩；四是可以再现社会现实面貌和人物内心活动，借此表达创作者的思想和看法；五是属于包含思想题旨的有意识创作。这些美学特征的关键还是自觉述奇，故奇字构成其中的关键点。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出现过一系列影片，在传承中国古典传奇文艺传统方面迈出扎实步伐。《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影片无一例外地叙述带有传奇色彩的战争年代的奇迹性故事，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两结合”（即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种传奇式影片传统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经有过接续，例如喜剧片《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等。只不过，这些具有传奇式特点的影片都没有正面刻画社会现实中的负面情形，也就是没有自觉追求现实主义的鲜明特征，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浪漫化或奇迹化，更多地体现理想主义精神。

《奇迹》和《我不是药神》一道，既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又突出奇迹性故事的讲述，而且有意识地兼顾这两者或更多方面。同样有意思的是，《奇迹》是中宣部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同时入选2021年建党百年重点献礼片，其承担的宗旨在于描述十八大以后新时代年轻人在深圳创业。该片既然属于当前国家重点主题电影创作项目，又想同时延续《我不是药神》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艺术和商业上的奇迹，就要求电影艺术家在创作时实现至少四方面的相互交融：既大胆揭露社会现实中人的辛酸处境，又展现社会现实中整体性的乐观气象，还能让观众乐于前往影院观看，以及让电影创作者从中找到艺术创新点，从而使得影片在社会关怀、理想导向、商业娱乐和艺术追求四方面达成高度融合。这就迫使电影艺术家们探索出传奇式现实主义这一既老又新的美学路径。

《奇迹·笨小孩》剧照

确实，在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方面，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已经完成了一次“二连响”之作，把传奇式现实主义影片在美学范式上推向定型之境。它们已经展现出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的如下美学范式特征：第一为奇异性，具有新奇、神奇或奇异的特征；第二为危机性，为主人公设置了一系列的危机情势；第三为真实性，敢于暴露社会现实中的负面情形，如辛酸、苦难、丑恶等；第四为地缘性，凸显主人公及其所在地域的独特民情、风俗及其文化精神；第五为理想性，展现社会现实整体发展的乐观趋向，即不是帮底层人卖惨，而是展现其苦中作乐、事在人为的奋斗精神和非凡创造力；第六为娱乐性，让观众始终投入地观赏并形成愉快的共情效应。

五、 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的未来

《奇迹》尽管可以被视为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的定型之作，并且在当代重点主题电影创作上也拓展出一条成功的类型片道路，但其不足也不应被忽略或遮掩：一是景浩宛如铁人，在追赶赵振昌以及货车时两度负伤居然都没大碍？二是他虽然遭遇重重困难险阻，但似乎还是过于顺利；三是其他配角人物，如汪春梅、钟伟、刘志恒、张超等人的作用并不清楚；四是景浩的坚强性格是如何炼成的？其前情和来由都不明确，一句话：有点过于神奇了！期待将来的电影艺术家们能够在继续开拓的同时有所改进和完善。

尽管有这些不足，但这条由《我不是药神》开启并由《奇迹》承接的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道路，还应该有着通向未来、可以续写成功的广阔天地。有论者从唐传奇像唐诗一样可以“证史”的认识出发，悉心探索唐传奇丰富多样的历史寓意，并将唐传奇分为七类：一是不置褒贬、由人评说，如《兰亭记》；二是指名道姓、攻击对方，如作者有顾忌而不署名的《补江总白猿传》，无顾忌而公开署名的《上清传》和《霍小玉传》，署所攻击之人姓名、用心最险毒的《周秦行纪》；三是影射时事、寄托愤慨，如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而发的《任氏传》《辛公平上仙》《河间传》《喷玉泉幽魂》等，以及针对某种社会现象而发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四是借题发挥、控诉不平，如《毛颖传》《滴龙说》《李娃传》；五是以古喻今（或假托神话）、开悟皇帝，如《开元升平源》《长恨歌传》《柳毅传》；六是歌颂侠义、鞭挞逆臣，如《红线》《聂隐娘》；七是耸人听闻、以求功名，如《说石烈士》《拾甲子年事》。^（4）这样的唐传奇分类及其历史寓意阐释或许并不完全恰当，而且放到今天也不一定契合当代文艺创作实际，但其本身可以展示出一点可能性：传奇式现实主义艺术（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电视剧等艺术门类）完全可以在具体样式上继续拓展和丰富。

也就是说，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可以在《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的定型基础上继续开拓，让这种类型片呈现更开阔的美学前景，结出更丰盛而又成熟的果实。特别是《奇迹》把故事背景落脚在深圳，释放出这座城市独有的地缘美学密码的魅力，完全可以成为今后其他同类新作品的一种示范，因为在这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数量众多的大小城镇已经、正在和必将产生太多此类地缘传奇故事，值得陆续展开新的叙述。例如，在《我不是药神》和《奇迹》所分别开创的程勇式人格升华样式和景浩式创业奇迹样式基础上，是否还可以向其他城市继续拓展，同它们各自的独特地缘美学密码和地缘文化品格相融合，转化出传奇式现实主义类型片的更丰富的新样式？值得期待。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项目编号：18ZD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全译本），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3）同（2），第73—74页。

（4）卞孝萱《唐传奇新探》，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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