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中国故事、中国想象与技术美学表达 ——“中国科幻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学术研讨综述

学界动态

作者：薛精华 邹贞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2年第7期

薛精华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邹贞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22年5月21日，由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和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科幻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主题沙龙于线上举办。沙龙由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视听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协办，《当代电影》杂志社提供学术支持。活动邀请黄鸣奋、张卫、王峰、孟君、杨俊蕾、孙承健、张慧瑜、陈亦水、陈旭光等国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发言，由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主任王挺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主持。

研讨开始，王挺研究员代表主办方之一介绍了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以下简称科影办）的基本情况。他指出，中国科幻电影不仅要为观众创造超越现实生活的视听体验，而且要充分展现中国人的想象力和世界观，影响、教育广大青少年，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流浪地球》之后，公众一直期待着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科幻电影，如何持续性推出高品质的科幻大片，是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和难题之一。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自2020年成立以来，积极落实《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业界称之为“科幻十条”）的文件精神。在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协指导下，“科影办”持续开展沙龙、调研等工作，通过搭建跨界交流桥梁，促进科学家、影视从业者、产业界人士、科学传播及科幻电影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等加强沟通对话，取得了良好成效。本次沙龙汇集了行业顶尖专家学者，希望沙龙的精彩观点和独到见解能够从想象、叙事与技术、工业等不同维度为推动我国科幻电影发展建言献策。

随后，陈旭光教授介绍了本次沙龙主题设定的初衷。他表示，本次沙龙邀请国内老、中、青三代有代表性的科幻研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科幻电影如何表达中国想象，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与美国科幻大片接轨甚至超越等重要议题，对于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中国科幻电影的

本土想象与原型重构

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黄鸣奋教授以“乡村巨变与我国电影的科幻想象”为着眼点，提出自己对中国科幻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观点。他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同时讲好城市故事和乡村故事。近年来，中国科幻电影（主要是在网络电影中）出现了乡村科幻这样一个新品种，他们围绕乡村振兴命题，既畅想乡村面貌的新变化，又揭示乡村变革的新矛盾，包含对未来乡村目标的前瞻，相比都市科幻有着鲜明的特色。这些影片想象力的展开都深深地植根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状，比如张小鲨编导的《我儿子去了外星球》，王硕执导的《你瞅啥？外星人》，以及郭至杰执导的《外星人事件II》，都与利用外星人发展乡村旅游相关。由于技术的普及，在这些专业电影工作者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普通人自制的短片，如《卷土重来》就是一部用Iphone自制的电影，充分利用了乡村地貌的特点，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情感寄托。总的来看，乡村有着更多的诗意与温情，它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孕育着很多的灵感。乡村的景观、特产、风俗、文艺和文化遗产等都可以融入科幻电影中，作为中国科幻的特色。过去有一种说法是，在钢铁侠的头盔下看到中国人的面孔，会有某种文化不适感。如果乡村科幻得以普及，科幻这一题材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将会减小。乡村科幻对于我们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有着深刻的揭示，展现了对于未来科技、未来乡村、未来中国发展的一种思考。这些电影以科幻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既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又在科技参照系中放飞想象，能够为科幻电影提供美学新经验。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孟君教授以太空叙事为切入点，论述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潜在拓展面向。她认为，太空科幻是科幻电影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亚类型题材。中国的太空科幻有三个重要文本，分别是1929年的《飞行大盗》、1990年的《大气层消失》、2019年的《流浪地球》。将这三个文本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太空的想象是逐渐逃离地球的，指向更远的宇宙深处。21世纪以后的太空电影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变化——开始从太空返回地球家园的逆向旅途，比如《流浪地球》的主旨就是对地球家园的回归。返家之旅的太空叙事是对早期浪漫、天真的太空叙事的一种批评，告诉我们，在展示技术力量征服太空的时候，应该对地球有更深刻的认识。返家之旅也使我们对太空进行反思，在征服宇宙的时候保持必要的谦卑，对技术有审慎的反思。

复旦大学中文系杨俊蕾教授以《从“人机错位”到“爱上Siri”：当代中国科幻影像中AI叙事跃迁》为题，探讨了中国科幻电影中的AI叙事。她指出，在人机关系进入科幻电影的过程中，AI叙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叙事点，给我们带来了思维上的跃迁可能。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有大量的AI叙事影片，但是这些电影类型杂糅的特征使其并不被归入科幻类型中，也有一些电影用动作片的表演来代偿科幻视效和工业化晋级的情况，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科幻水平薄弱的状况。这些杂糅了喜剧、动作等其他类型元素的科幻电影，隐含了对于科幻电影边界的思考，也为我们提供了类型化生产的多样性，并在其中表现出具有社会化指向的科技人文关怀，表达对终极意义问题的思考。进入21世纪，赋形于机器人或者成为权力象征但并没有形象的语音AI频繁地出现，人机协同共处，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纠错和纠偏的功能。

《疯狂的外星人》剧照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旭光教授以《重构原型：科幻电影如何表达中国想象》为题发言。他认为，《流浪地球》有美国科幻类型大片的外观，以及科幻电影具备的普适性情感和价值观。电影中的情节模式、人物关系、视听奇观也不乏好莱坞味道，是未来灾难片和科幻电影的结合。这种高度工业化的视听冲击吸引了大批以青少年为主体但可以辐射到中年和少年的观众。《流浪地球》也有着很多的中国想象和中国元素。《流浪地球》的核心故事是“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家园意识以及撞击木星的尝试使我们想到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原型，这跟西方式的造一艘诺亚方舟去流浪的原型是不一样的。因此，《流浪地球》是一部体现了中华民族集体想象、民族意识，传承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电影。陈旭光还对比了明星云集的好莱坞科幻巨制《沙丘》，探析《沙丘》未能受到中国观众欢迎的深层原因。《沙丘》充满了与殖民记忆有关的文化想象，以及大家族的爱恨情仇，是15世纪资本主义航海扩张时期争夺殖民地的故事在科幻电影里面的一次显影。这样的“殖民记忆”对于中国人是陌生无感的。由此推而论及《星球大战》《阿凡达》之类“太空化”的“西部片”，我们能发现，科幻电影是各自的民族文化、记忆和想象方式的幻想化表达。就此而言，科幻电影往往是国族神话原型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科幻电影首先要重构好、挖掘好中国想象和中国的神话原型，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再加入亲情、伦理、爱情等跨越时空的普世性的情感。无论是小众化的、软科幻式的科幻电影，如《疯狂外星人》，还是更加大众化、合家欢、重工业型的《流浪地球》，都有一个重构神话原型、表达中国想象、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

二、科幻电影的科学思维、

宇宙视野与共同体意识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研究员以《中国科幻电影的世界性》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科幻电影讲述的是关于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发展的故事，诸如星际航行、外星生命、时间旅行、平行世界等。中国科幻电影在讲述中国科幻故事的时候，应该具有世界性，也应该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视野，避免陷入民粹主义的狭隘窠臼或是政客的冷战思维。在美国科幻电影中，美国人并不是唯一的拯救地球主体，罗兰·艾默里奇导演的《2012》中，正是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了人类，这便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科幻电影在讲述拯救人类故事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世界胸襟。此外，科幻故事的想象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应该有科技的逻辑性，许多科学发明也正是在科幻灵感的激发下得以出现。科学思维是无国界的，狭窄的地域文化思维会限制科学思维的发散，也自然会影响到科幻电影的发展。相比其他类型的电影，以科幻想象和人类共同命运为主体的科幻电影容易被各国所接受。我们应该以科幻电影作为一个推动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变的重要领域，在中国科幻故事中体现更广泛的人类进步价值观，使我们的电影走向世界；在保持民族特色、防止西方把中国电影价值妖魔化的同时，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力。《流浪地球》之所以能够被国外发行界接受，就是因为它的世界视野。与世界共同价值观保持一致，提高中国科幻故事的世界性，有助于中国科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陈亦水以《科玄之辨：中国科幻电影的文化书写逻辑》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科幻观。她提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物质和精神的讨论，也叫“科玄之争”或叫“科玄论战”，主要是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宣扬注重精神和反对物质文明的人生观和科学观的论辩。这场论辩一直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内在传统。21世纪之后，很多中国科幻电影在技术美学上的失真造成了叙事上的割裂，表现在文化身份的不一致性和内在的撕扯，《卫斯理蓝血人》《未来警察》《上海堡垒》等都有着“思觉失调症”，就是心理学、病理学意义上的关于思维情感感觉和现实脱离，变成了一种情动影像的精神分裂，所以，这个意义上而言，“科玄之辨”就走向了一个以技术主义为逻辑的“科玄之裂”。以此来看，《流浪地球》实现了科幻类型片的技术美学和社会新秩序想象的整合方式，实现了科玄整合。它不同于美国太空割据式的、朝向外太空殖民冒险的蓝色文明的秩序，而是对五千年农耕文化孕育下的新秩序想象。但是，影片剧作结构和人物塑造不立体，情感逻辑过于薄弱，浮于表面，外国观众很难建立起对人物的认同，这使得我们唯一的世界新秩序的影像，被误读为“中国崛起”。综合来看，中国科幻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套独立的感官美学体系的技术美学，如何通过自洽的情感逻辑，用情动经济的方式，构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情动性的现实，最终，以“科玄之辨”中的人生观为主导的科学观进行创作，表达对社会新秩序的具象化的想象。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慧瑜研究员以《中国科幻电影与工业崇拜》为题，反思了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他认为，西方科幻电影有三个典型的特征：强烈的反科学主义底色、殖民精神，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错位——高度智能化的未来社会往往采用高度等级制和封建制的社会制度。中国文化和这三种西方文化底色很难共通，这导致了中国的科幻电影、科幻文化有中国的特色。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强调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甚至是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我们有科普文化、科普宣传的传统，强调科学的现代性和理性，是科学的正面意义和价值。我们早期仅有的几部科幻电影就有对未来社会的浪漫主义、科学主义想象，比如，“大跃进”时期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和《小太阳》，都是肯定科学理性的正面意义。所以，中国科幻电影为什么不发达？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强烈的对科学的崇拜，相信科学文化。中国的文化艺术表达中并没有内在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反科学主义的思想，这和中国通过快速学习西方科学理性精神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核心任务相关，也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异于西方有关。所以，在中国电影中，很难讲述和太空、外星人、异族等他者的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需要通过想象完成的新经验。我们今天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还是一种带有社会主义文化底色的想象，要和他者进行比较平等和尊重的交流，和殖民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呈现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电影，就必须深入到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中，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中国式的文化想象和社会经验。

三、科幻电影的技术视界

与工业美学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王峰院长以《黑客帝国4》为对比，探讨了中国科幻制作的可能性。他认为，科幻电影首先要花费大量精力在视觉画面的打造上，从这个层面来讲，《黑客帝国4》无疑是很优秀的，《流浪地球》在国产科幻电影中也无疑是排第一位的。一直被我们评价不高的《上海堡垒》，单从视觉效果来看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科幻电影的放映没有国界，但是制作是一定有的。从工业的角度来看，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水平无疑是最成熟的，影片的制作质量和票房也是最好的。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幻电影工业还不够成熟。如果一味地以好莱坞的标准衡量中国电影，未免会让我们产生失落情绪，认为我们国家的科幻电影除了《流浪地球》以外，其他的都不行。我们要看到，科幻电影的工业不可能超过国家的实际水平。盲目地将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业相比较，并以此判断中国科幻电影缺乏想象力，这是不现实的。在认识差距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工业方面的弱势恰恰是一个机遇，因为后发者有经验可以借鉴。这种既是差距也是机遇的特殊状况，可以持续十年左右。如果十年还赶不上的话，观众的预期渐渐提高了，创作的难度就增大了，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伤害到电影投资，甚至限制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中国科幻电影要想走向世界，跟世界优秀电影在想象力上一较短长，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用好硬科幻、硬演员，迈出工业化的第一步。

《上海堡垒》剧照

孟君教授在论及太空科幻的时候也曾提到，技术视景在太空叙事题材中是非常重要的硬核条件。太空科幻的发展取决于所在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航天实力实际上决定了太空科幻大片的制作。此外，太空叙事对技术的表现不仅限于对现有技术的表达，也有对未来技术的预测。以技术为核心，对人、世界和宇宙进行哲学思考，对技术进行批判和未来想象，并由永恒乡愁引发对人类自我的理解，太空电影逐渐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庞大之物进行思考的哲学电影。无论是乐观的未来技术想象，还是悲观主义的批判，通过太空叙事，我们都可以参与到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想象。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以《技术的艺术与艺术的技术：科幻电影的中国叙事》为题，对技术和艺术的辩证关系展开了分析。他认为，技术与艺术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也意味着，对于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言，技术和艺术是一体两面的承载关系，同时二者也是不可分割和互为建构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极大拓展和丰富人类想象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存在、自我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重新思考。另一方面，技术与艺术之间是互为贯通的，这是因为任何技术手段的运用都与内容生产和意图表达紧密勾连在一起，技术运用所达到的境界就是艺术。因此，数字视觉技术绝不仅仅只是辅助叙事的一种手段，而是直接参与戏剧性建构，甚至是构成文本建构逻辑的一种构成要素。这也正是数字视觉艺术的存在价值与美学追求。并且，这样一种价值性的美学追求所体现出的恰恰是人文与科学之间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所生发出的巨大想象力与创造力，这也正是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所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是跨民族、跨文化的，但是不同的文化却能够孕育出不同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这也恰恰是科幻电影的民族性之所在。正是基于此，对于当下中国科幻电影而言，讲好故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思想理念为基石，就无法让科幻电影的中国叙事产生真正跨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协同作用必然是科幻电影最根本的创造本源，而技术的艺术与艺术的技术，即技术与艺术之间共生与融合的存在关系，必然是中国科幻电影在视觉表达和人文叙事层面所要遵循的发展路径。

沙龙的最后，陈旭光教授以几对“二元对立”来总结本次沙龙研讨成果。他认为，本次讨论视野开阔，问题意识强，呼应了不断上涨的“想象力消费”文化需求和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愿景。研讨的内容涉及到城乡之间、技术和人文、工业与美学、科学与玄学，重工业科幻电影和小成本科幻电影的“大”与“小”，以及科幻电影的广义与狭义定义等，深度探讨了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沙龙的研讨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引领性和前瞻性。

最后，专家们还达成了一个共识：科幻电影的发展还要落实到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上，呼吁在相关部门的领导下，各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积极协同配合，落实高层次青年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并相信中国科幻电影一定能够抓住关键机遇期，实现强有力的发展。

*本文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幻研究及系列活动组织实施”（项目编号：2201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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