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本文逻辑：
一、英人治港：百年激荡的殖民地时代
二、港人治港：过渡期和回归后的高度自治时代
三、爱国者治港：大变局时代与祖国统一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四、爱国者治港与香港资本市场的未来
（全文6700字，阅读时间约7-9分钟）
两会期间，中央有关领导在多个场合提到“爱国者治港”，强调只有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才有资格参与到香港社会的治理中来，乱港反中分子不仅没有资格参与治港，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回顾香港近二百年沧桑史，从英人治港，到港人治港，到今天重申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治港”，是时代向前、中国推进统一大业的必然趋势，又是历史回归、百年大变局下香港命运前途的重新选择。无论一个人多么虚无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无法离开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安全、稳定与生存生活的各种基本保障。爱国与爱家一样是一种基本的道德情愫。百年大变局和大疫情之下，这个感悟可能更加深刻和真实。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珍惜国家的呵护，是因为他们不曾经历过吉普赛人和建国前犹太人的流浪之苦。如果没有国家束缚的自由那么美好，为什么最聪明富有的犹太人还要付出半个世纪无数个仁人志士的牺牲来完成“复国运动”。一位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老太太曾经握住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威兹曼的手，动情的说：“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家”。此时，国和家，已经难分。在二百年来的近现代史中，香港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港史学家Welsh称“香港是清政府和英帝国的“私生儿”1；同时又是“日不落帝国”众多的殖民地中大部分以租借形式直辖而没有自治的城市，是崇尚民主的宗主国却长期不在此施行民主制度但发展势头超过宗主国的“国际贸易、商业、金融中心”，是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的政策试验田，是多元文化交织、多年来被评为最法制、最自由、最宜居城市之一的“东方之珠”，是离开祖国太久但归来已不识故人的“亚细亚孤儿”......
一个风云激荡、多元身份、被港英洗去传统文化血脉的殖民城市，如何与祖国形成命运共同体，并实现身份政治和文化归属的认同，需要大陆与香港的爱国者形成“统一战线”，需要付出不止一代人的努力。英人治港的年代，港人并没有民主权利，但并不妨碍香港飞速的发展；港人治港的年代，1985-1997回归前的十年过渡期，英国人突然加快了香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以至于很多学者疑问：为何过去英人坚决否定的立法局选举制在过渡期突然推出，是英国人离开前的“慈善”，还是有其它的政治意图？这段历史的微妙之处值得细细品味，但太多人不愿跳出西式思维的逻辑来历史的看待现实2。今天进入“爱国者治港”的时代，可以说是香港真正的新时代、新纪元。爱国者治港，与港人治港并不冲突，而且有较大的交集——大部分香港人是支持维护香港稳定繁荣和祖国统一的。经历过政局和社会动荡的2019，大疫情无情肆虐的2020，百年大变局浪潮裹挟下的香港，真正融入大中华区、大湾区的香港，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定。在这个代表历史大趋势的潮流之下，“爱国者治港”给了香港资本市场一个定心丸：政局稳定的香港是股市牛市的前提。这个承载着人民币核心权益资产的平台，在香港真正回归后将迎来新的发展局面。代表着大中华区新经济、新生产力的上市公司，将以新港股的面貌呈现给投资者，成为未来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核心资产之一。当1842年《南京条约》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时候，双方的反应其实都很“冷淡”。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香港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永远成为不了商业中心”3。而清政府则根本不在乎这么一个甚至都没注意过的小岛，当他们得知飞扬跋扈的英国人只要这个小岛的时候，表情竟然是“就这样吗”4。巴麦尊曾经骄傲的说，“香港的历史是从英国人踏上这片土地开始”。显然这是极致沙文主义和傲慢无知的表现。考古学家早就发现，香港至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湾文化，秦汉时期的番禺，隋唐朝时期的东莞，宋明清时期的宝安，这些考古和历史记载都非常明确的表明：香港自古以来就属于大中华区这片土地。香港与中华文化七千年来紧密相连，英人治下的一百五十年，不过是七千年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一段插曲5。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滚滚的殖民主义浪潮，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得这颗东方明珠最初以屈辱的姿势存在。当最初割让给英国的时候，香港的确只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荒岛，到后来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作用。英人统治时期，从一开始仅仅想作为海军基地的暂时住所，到后来作为经济贸易往来的常驻之地，大兴土木修建道路建筑，一天天逐渐走向繁华。以至于康有为游览香港后慨叹：“薄游香港，......乃悉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6。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中也发出疑问：“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7”孙中山对香港的溢美之词固然有些过誉，但当时香港的发展势头的确强劲。香港在割让英人后最初半个世纪的成功，让很多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民主政治体制的信奉者，他们对一个没有实行任何民主制度但却取得了巨大经济繁荣的香港充满了困惑。政治学家往往将英国人权威统治的香港，与美国采用自由民主制下的波多黎各相比较，发现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的香港却实现了奇迹般的繁荣，相反自由民主制度在波多黎各“却没有结下期望的繁荣果实”8。1，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与印度一样的英国殖民地，而是部分租借部分割让而来，租借的部分有点类似一个长期的租界。这导致英国人对香港实施与其它殖民地不一样的管理制度。2，她是在几波殖民地独立浪潮中，或几波民主化浪潮中，一直没有脱掉殖民地的枷锁，可能是最晚实现“独立”和回归的殖民地城市。在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潮流的二十世纪后半叶，香港还能像“古董”一样以独特的“殖民地”形式存在，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观。3，在英人治下的一百三十多年，视自由民主制度为圭臬的英国，却坚决否定在香港实行自治制度，更不用说什么民主选举制度了。华人被长期排挤在政制体系之外（只有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迫于压力任用过英籍华人做非官守议员）9。虽然这一百三十多年，即从1842—1985（1985—1997是回归前的过渡期，英国人突然在香港加速推进民主制度，已经步入“港人治港时代”），是香港作为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利用她独特的地理、政治和贸易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繁荣，一跃成为世界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被赞誉为美丽的“东方之珠”。自1982年中英发布联合公报后，香港回归就踏上了历史进程。1985—1997这12年时间，一般被称为香港回归大陆的过渡时期，也是港人治港的建设前期。值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把味的是，过去一再被英国否定的立法局选举制度突然在香港回归前被加速推进，这里面暗含着什么样的玄机其实也不难看清。当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的时候，统治了她一百三十多年的英国政府自然会问自己：我们应该把一个什么样的香港送还大陆？10由此英方才开始慷慨的启动了香港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具体来说就是将立法局的议员开始从任命制逐步转变为选举制。要知道这个做法，在1982年以前，已经被英国当局否定了无数次。再结合过渡期内英方给大陆打出的一张张难题牌，就很容易看出港人治港的模式是基于什么情况下推出的。要认识到，香港能够推动立法局选举的民主制度，港人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翁参与到治理中来，并不是英国人主动倡导的，而是在回归前夕的过渡时期，中英港三方博弈的结果。当然大陆也一直支持，这个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底线的港人治港制度，是符合各方长远利益的。同时由于港人治港的自治制度不断推进，香港的活力和自由度进一步增强，连续25年经济自由指数排列第一。除此之外，安全稳定、生活宜居、平均寿命等等各项指标都名列前茅。不得不说，港人治港的模式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给香港各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积极性，推动了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然而由于港人治港、立法局民主选举制度等，是英国当局在特殊的时间阶段和特殊的目的推出的，同时也在过渡期推动了一些看似符合港人利益，但是却违背中英联合公报和香港基本法，为港人治港留下诸多隐患的事情，比如英国居留权计划等。这些都为香港回归后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
精通香港历史的学者Welsh称香港长期以来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的社会。但是这样的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不比英国本国差多少，甚至在某个阶段好于宗主国。然而，经济虽然繁荣了，但香港人再也没有了“1925省港大罢工”和“1967反英抗议运动”那样的乡愁式的身份觉醒和革命式的民族独立精神。当一代香港人老去，英式教育下的年轻人无可奈何的沾染了“不知身在何处、路在何方”的迷茫与焦虑。
这其实是一代香港人关于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的迷茫。此阶段的香港人，已经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被“英化”和“欧化”，但并无法完全被西方主流社会认同。与此同时，对大陆制度模式的误会和反对态度，以及传统儒家文化的缺失，又丧失了融入大陆中国的民族感情。此时的香港人，就像失散多年寄养别人家的孩子，既不愿归入也不愿认同被认为“贫穷落后专制”的大陆故乡怀抱。另外，在中央对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模式充分尊重的同时，“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念在香港普及的并不够。大部分香港人意识不到国家带来的公共产品，除了大陆提供的充足的基础物质保障外，还有地缘政治的长治久安。然而正如同政治学家说的那句名言：国家带给人们的安全和秩序就像空气和水，平时是感觉不到他们的珍贵，甚至是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失去他们的时候。（国家带来安全，但会压制个人自由，这样的“诺斯悖论”则是知识分子热衷讨论的另一个话题）三、爱国者治港：大变局时代与祖国统一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或许只有历经变故、渡过风波后才能意识到，流浪的孤儿不能没有家，即使这个家并不是那么豪华；经历过近一百五十年殖民地屈辱史的香港也不能没有归属，不能缺失国家能力的庇护。有资格和有能力治理家的人，一定是心里面爱家的人。对于香港也是一样，只有爱国者，内心真正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祖国统一的人，才能参与到香港的治理中。香港能从一个弹丸之地的荒岛，一个被原属国割让、被帝国主义辖制的殖民地，一跃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经济和金融中心的东方明珠，是由多个因素促成的。除了她优良的地理位置和深水港条件，更主要的是诸多的历史因素，东西方文化交织、自由汇聚和碰撞后形成的灿烂繁荣。然而所谓的特定形式的政制体系，并不是她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或许需要在世界大的历史趋势中寻找答案。在香港最初割让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正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浪潮肆虐的最后阶段，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而插上了日不落帝国的旗帜。然而二战后，历史的大潮逆转，殖民地独立和反帝国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回归祖国。但在这股浪潮中，香港却依然按照清政府的协定“租借”给英国，一直没有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成为到1997年以前都没有独立的可能是最后的殖民地。为了延续过渡时期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避免对香港的繁荣稳定造成大的冲击，在香港回归后的最初几十年，大陆对其一直采取非常宽松的政策，香港自治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知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的过渡期以前（1942—1985），香港是没有任何自治可言的，华人在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都没有任何话语权。高度自治带来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固然给香港各方面带来了更大的繁荣。香港连续25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被评为第一，政府廉政和生活宜居、人均寿命等也一直位列前茅，一直稳居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高度自治时期，大陆一直严格奉行一国两制制度，尊重香港的自治。但很显然，“两制”的作用发挥的很充分，“一国”却没有得到各方充分的重视。这一切需要放到不同时代的背景来看。香港高度自治、高度自由的年代（大约为回归后的二十年），也恰好是全球化高潮、世界各国在数字信息技术革命下逐渐走向一体化“地球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香港放任自由，中央充分尊重其自治权，为了维护持续已久的繁荣稳定，对爱国主义和尊重自身民族文化及历史等方面也没有强行推广。这一切也是源自于信任。中央对港人治港，香港人回归中华大家庭充满了信任，相信港人能自己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但是，由于国际风云突变，全球化浪潮走向逆全球化，世界大国关系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中西方关系，在新的竞争格局下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国竞争在其中掀起惊涛骇浪，作为政治和历史敏感带的香港裹挟其中，自然是难以逃脱左右摇摆的命运。不严格的来说，如果说和平年代，像空气和水一样的国家保障的重要性，大家可能都意识不到。但是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年代，国家保障和国家主义意识必须放到重要位置——因为无论是街头暴乱治理还是大型疫情防控，都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来组织。这个观点在最近两年得到了鲜活的验证。加上香港在这些年放任自由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市场经济固有的顽疾，比如贫富两极分化、产业空心化、过度金融化、社会共识撕裂，虚无主义的蔓延和对大陆的错误看法等等，导致在事实上过去的港人治港已经无法与“一国两制”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要求相适应，对香港的治理必须回到邓小平要求的“爱国者治港”上来。一是在思想理念上，要明白自己的归属，尊重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国安法等一系列已经达成共识的基本条例。二是在实际行动上，要爱国处事、爱港敬业，不做伤害国家感情的事情，并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到香港的治理中来。当然，绝不做乱港反中的行为，而且坚决反对破坏香港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行为。香港是一艘船，破坏船的安全对在这艘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没好处。三是在参政议政的资格审查上，要有一些国籍等方面的基本认定。这个是世界各国行政体系的基本规则，无可厚非，在当前的香港需要重新强化。香港进入“爱国者治港”年代，对香港及其资本市场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有利于稳定投资者预期，有利于更好的发挥大中华区的大国规模效应，有利于形成统一的货币资金往来市场，有利于大陆和香港更好的发挥互补效应，更好的强化人民币资产的核心地位......如果将香港比做一条小船，大陆比做一艘大船，风平浪静的时候，小船因为自由自在可能会看到更多更好的风景，但是当风起云涌、风雨飘摇的时候，小船才会感受到大船压舱石和稳定锚的力量。全球化风平浪静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在新的大变局年代，有了大陆国家力量加持的香港，会有更全面和坚实的保障。这些都是香港及其资本市场的加分项。尤其是在大疫情和全球政策超常规时期，更加需要国家动员疫情防控和抵御金融市场波动的力量，站在大中华区一盘棋的高度统筹谋划。过去一年的现实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个成功防控疫情，第一个正常恢复生产和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这对于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人口密度如此高、人员往来如此频繁的国家，简直堪称奇迹。同时在防控疫情的货币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是最早开始启动正常化进程的。这些都显示了国家力量的重要性。在爱国者治港的框架下，香港的治理从整个中国的大框架、大体系内进行思考和统筹，虽然外资的流入流出可能会产生波动，但是大陆的支持力量更大了，在资金、资产、人才和市场方面足以弥补外循环波动受到的损失。而且应该相信，爱国者治港的理念贯彻一段时间后，国际投资者的疑虑会逐渐打消，外资会重新进入稳定繁荣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在爱国者治港的框架内，大陆—香港可以在资本市场融合发展方面形成更有效的双循环体系（A+H同时上市是典型的双循环）。第一，香港可以继续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助推中国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更安全的利用外循环体系。第二，香港资本市场可以利用其注册制和与发达金融市场接轨的国际优势，带动A股的注册制改革加快推进。第三，在国际局势变幻不定，中美博弈不确定性依然较大的趋势下，为中概股回归提供更好的平台。第四，为中国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提供更稳妥的桥头堡，毕竟香港的金融市场在法律和其它基础设施方面都已经相对成熟。第五，在后疫情时代，人民币资产因其背后强大稳定的疫情防控力量而倍受国际投资者青睐，爱国者治港下的香港资本市场可以更加有利于人民币核心资产的形成和交易。在爱国者治港的新局面下，将有更多代表国家经济力量和国家核心资产的上市公司（比如中国移动）在港交所上市，越来越多的代表中国高新科技力量的新经济企业也会进入香港的资本市场，随着陆港通的进一步拓展和畅通，资金和资产双向流动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香港及其资本市场，因为“爱国者治港”的加持，正在进入真正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 Frank，Welsh：《香港史——从鸦片战争到殖民终结》，2020，第1页.2、王凤超：《香港政制发展历程：1843-2015》，2017，第18页.4、 Frank，Welsh：《香港史——从鸦片战争到殖民终结》，2020，第45页.6、《孙中山全集》，中华印书局，1985年，第115-116页。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1953年，第115页。8、 Frank，Welsh：《香港史——从鸦片战争到殖民终结》，2020，第6页.9、王凤超：《香港政制发展历程：1843-2015》，2017，第32页.10、王凤超：《香港政制发展历程：1843-2015》，2017，第55页.
（图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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