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资产周转率。也就是将人、财、物等要素加快流转起来，否则就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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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9月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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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高铁总里程数超过其它国家高铁里程数总和的一倍
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拥有这么完备的基础设施，高铁，公路，机场，地铁，通信网络等等，大约匡算的话，资产存量应该是排名后几个国家的总和。这是大国经济的核心优势，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层面最典型的体现。如果按照公司资产结构的标准进行评价就是： 中国这个“公司”，具有非常高的经营杠杆，因此营收的变动对利润变动具有较高的“杠杆效应”，即盈利会被放大，亏损也会被放大。 通俗的话说就是，在高铁上，飞机上，高速公路上，电信网络上，跨海大桥上，数字平台上，以及城市宽广的道路上，风景优美的公园里，多一名乘客或用户，却不会新增成本，就是所谓的边际成本为零。但私人的边际收入却是正的，因此随着使用数量增加——资产周转率提高——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增长，而利润增长则会进一步的驱动投资和消费，形成了正反馈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大国规模经济效应——由于大量公共品、准公共品资本的免费使用或低成本使用，企业可以更好的在基础设施上提高运营效率。中国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多的大中型城市，这种规模经济效应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大国的基础设施平台，却有着极其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和沉没成本，以及这些固定资产背后的庞大到可怕的债务。这就使得中国这个“公司”具有极高的，与业务流量和利用率无关的折旧成本和运维成本，以及为维系这个庞大的基础设施背后的债务成本。这些成本的一个鲜明特征是： 不管你使用不使用，成本要照常列支。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具有极其高的“闲置成本”！ 通俗的话说就是，那些高铁、公路、机场、宽阔的城市道路和高楼大厦，如果因为封控而没有使用的话，折旧成本和财务成本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学过财务理论的读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也就是经营杠杆较高的公司来说，要想获得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 有些人认为，这些基础设施都是国家的公共资本或准公共产品，亏钱也是政府和国企亏。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为其买单的不仅是政府和国企，还有个人和私企。一方面是税，中国的宏观税负全球名列前茅；另一方面是债，比如居民按揭买房借的债，很大一部分是支付了土地转让金，而政府收到的土地转让金或者以此为抵押借的债，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基础设施里。对于私营企业，有研究表明，正是因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较高，导致私企加大了借债力度，过度的提高了资产负债率（试想一下，一个税期末企业不得不将大量的现金用来缴税，资金短缺只能靠借债筹资）。 总之，中国这样的高经营杠杆*高财务杠杆的“双杠杆结构”，要求各种要素（人、资本、创新思想等）必须活跃起来，以提高资产周转率。要素一旦活跃起来，中国经济就会具有极高的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大国经济优势（这就是为什么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反，如果要素长时间停滞，资产周转率减弱，各市场主体会严重加剧亏损（比如近期亏损巨大的国有航空和铁路公司），这样就会形成加速的、成倍的衰退效应。届时，大国经济优势就会变成大国经济劣势。 这就是我对长期一刀切疫情封控的担忧，更是对“闭关锁国”论的担忧。因为这两者，都可能造成中国基础设施无与伦比的“一副好牌”被打坏。相对前者，后者可能更加可怕，因为它可能直接导致这种双杠杆结构体系崩溃。因此，要坚决防范并反击这种“亡国论调”！ 图2 中国的私人债务占GDP也远远高于其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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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中国庞大的基建和债务，经不起长时间的“闲置”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600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56篇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