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化与工业社会

Original 赵建教授西京研究院 2023-02-02

本文作者：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博士。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612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70篇原创文章。本文为赵建博士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二讲”系列报告/课程之四，缩减版。课程目录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与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与自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化与工业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货币化与现代金融

中国式现代化：从高速度到高质量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公平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与和谐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复兴与精神满足

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

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范式内，现代化的正式开端是工业革命。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工业革命启动的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化浪潮，才将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推入工业社会，构筑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

因此美国历史学家克拉克才说：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前和后，是不一样的人类世界。

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可能也只是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从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家，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工业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前提就是工业化。如果没有工业化形成的物质文明基础，那么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法治化几乎都不可能。

回望历史，三个甲子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个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古国，终于被西方工业国家的船坚利炮惊醒。过去沉溺于帝国旧梦的晚清王朝终于明白：中国也必须尽快开启工业化浪潮，否则就会永远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一个不能工业化的民族和国家，永远进入不了世界主流。

因此，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下，救亡图存的本能反应让中国不得不被动开启走向现代的革新运动，以点燃中国自己工业革命的火种，使中国这个仅存的文明古国进入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然而如何在一个农业文明的废墟上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这是摆在众多仁人志士面前的重大命题。

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民族工业自强等一系列革新运动之后，中国的精英们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西学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术”层面的改良，并不足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要点燃中国工业革命的火种，需要对中国社会的土壤进行全方位的变革，用“道”来形成“势”，全面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变革。

所谓的“道”，类比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为工业化奠定了人本主义的知识、理性和思想文化基础；所谓“势”，是从英国蒸汽机革命开始的，通过国家竞争（比如战争）和国际贸易形成的市场化、产业化、资本化洪流。在国家竞争的欧洲，任何不参与工业革命的国家都会直接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频繁的战争，也大大加快了科技研发和投产的进程。在战争面前，在生死存亡面前，人类的科技创新潜力被大大激发出来。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发明，开始几乎都来自于战争时期的军用技术。

国家竞争中的欧洲还有个优势，那就是能形成自由的思想竞争体系与思想家流亡机制，这个有点类似中国的春秋时代。当一个思想家在一个国家被禁言或封杀后，他可以流亡到另一个国家。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个规律是，凡是能收留流亡思想家、科学家的国家，都是后来称霸一方、能较早启动工业革命的国家。比如宗教革命时期的荷兰，由于收留了大量的被迫害的清教徒，形成了人才和财富集聚效应。后来的英国、美国，继承了新一轮工业革命，也都是因为吸引了大量的被排挤和迫害或者在属地国没有发展机会的人才和有新思维、敢冒险的年轻人。

然而中国不是欧洲，中国是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家，几千年都在一个超稳定结构里进行着农业皇权国家的轮回。尤其是明清以降，因为长期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问题，组织战争和军事管制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思维，导致形成了一个闭关锁国、一味守成、不思进取的国家文化。这种文化将中国向工业化、现代化进化的可能性几乎锁死，成为李约瑟“大分流”谜题的根本成因。

因此对于这样的封闭系统要想进行彻底的转换，就必须依靠外部的力量。西方的殖民行为固然可恨，但是走不出历史轮回诅咒的农业封建文明与皇权一统结构，也同样让人绝望。如果不能从外部打破，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不可能。西方列强在全世界落后地区抢掠殖民的同时，也播下了现代工业的火种。当然整个过程充满了残酷的殖民者与原居民的抗拒和斗争。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充满了抗拒的进化过程。

当晚清王朝因为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工业化而谢幕，接下来的军阀混战、羸弱的国民政府，再加上日寇入侵，让中国重新陷入民族救亡图存、命悬一线的境地。这意味着，生存是第一要务，其它的都是奢望，更别提什么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了。即使有人寄予厚望的，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在如突如其来的日寇入侵面前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个人的研究认为，即使没有日寇入侵，刚刚有点气候的中国民族工业也难以担当起点燃中国工业革命的重任。因为，当时的根本矛盾并非是城市和工业化内部阻力的问题，而是新兴的工业资本、大地主和农业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更加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这意味着，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走英国的以商业资本为主的内生演化道路。作为一个原生的具有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古国，要想突破传统的抗拒走向工业文明，路径可能只有一个：先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国家，通过国家力量来集中动员资源来进行工业化，否则一个落后的农业文明社会是很难组织力量来推动如此复杂的进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但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通过抗美援朝换取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创造了一五计划的辉煌成绩。但是随着中苏交恶脱钩，中国的工业化遇到了巨大的危机，在自力更生的冒险试错中遇到更大的挫折后，不得不被动去工业化，几千万城市和工厂里的工人回乡。激进的工业化运动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加上模仿苏联构建的国体、政体及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里充满了波折。

但是也不能否定的是，这三十年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积累了工业化必需的很多先决条件，比如文盲率的快速下降，人均寿命翻了一番，初步的重工业基础，初具规模的铁路公路，快速增加的人口和年轻劳动力以及人们在集体经济中形成的组织意识和纪律意识等。这些都是一些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国家能力依然羸弱的国家比如印度所不具备的。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工业化势能已经到了一个破晓的临界点，这个只需要一个火星就可以被点燃，那就是——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虽然也取得了工业化的成就，但仍然没有真正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因为国家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计划经济的体制还是无法有效的将要素积极性动员起来，要素只能按照计划的指令配置到固定的位置，全然不管这个人擅长干什么，在才能上有什么样的相对优势。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只能对要素造成巨大的抑制。而在宏观上，计划经济体制会造正巨大的产业结构失衡，造成重工业工业化过快但轻工业和农业的工业化相对滞后，只能采取农村“剪刀差”补贴城市的方式。这种方式显然不可持续。

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在于，可以动员每一个分散的卑微的个体力量，这些个体在无形之手的动员之下，自发的根据自身的相对优势，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由过去计划指令式的被动“单位包分配”，转变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时熟知的话语体系是，不争论，实干兴邦，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拿住老鼠才是好猫......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场思想启蒙（当时称其为“解放思想”），类比于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当中国人从阶级斗争的形而上学，转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现实理性，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力量就喷涌而出，中国工业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竟然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几乎走完了西方工业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这不得不说是一场奇迹。

到今天，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工业国家。以下几个指标可以证明这个论断：

l 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971倍，年均增长11%。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28%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余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

l 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过70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l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由2004年的0.56%提高至2018年的1.06%，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93.4万件，较2004年增长了29.8倍。一些高端制造业，如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讯设备等产业均已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l 工业信息化、数字化浪潮。截至2019年6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9.3%；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49.5%。同时，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35.3%、25.3%和8.1%。

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中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完全过渡到了工业社会，也不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可以被他国轻易“卡脖子”。很可能的问题是，技术和物质层面的工业化浪潮过快，社会的心智、认知、治理和精神系统在进化上还相对滞后。或者说，工业化是在后发学习优势下快速跃迁的，但社会体系却只能慢慢靠时间演化。然而，经济基础仍然决定着上层建筑，工业化当然推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l 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中国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产业工人和本科学历大学生，人口红利深化并转换为人才红利成为可能。

l 信息网络的扩展与普及率的提高，大大提高了人们拓展认知曲线的机会。基于农业社会的封闭认知系统被打破，人们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

l 企业的兴起，赋予了人们更加组织化的现代集体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治理关系。这跟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经济与集体经济是不一样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兴起，为社会治理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l 在数字化、信息化洪流下，企业越来越注重学习型组织的打造。

l 大国人口规模效应下，人才的集聚会产生创新创意的指数级增长。

这一切都再次表明，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也是主要组成部分。工业化在中国的基本完成，表明中国也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但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个转变过程，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成败攸关的一环，整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不乏以暴制暴的轮回。从法国大革命到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说是工业化浪潮中诞生的畸形儿——战争机器或战争工业。战争与工业化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关系，即战争推动军用工业和技术快速进步，快速进步的军用产业又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引爆战争。今天，全球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轮回。

当前，工业化末端的中国，后工业化时代的种种矛盾也在加速暴露，大部分是因为乡土中国蜕变后，从农业社会中走出的一代人仍然不能很好的适应工业社会。但是幸运的是，中国躲过了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最残酷的一段，那就是伴随着激烈冲突、革命和战争的激进历史。今天中国走出了和平崛起的工业化道路，但也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都是过去一味工业化但在其他方面的现代化相对滞后的欠账，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金融风险、精神危机、发展不平衡、国际摩擦等诸多重大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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