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以《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核心的考察

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研究有增温的趋势，但还是偏弱，科技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短板。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加强对科技史，也就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研究。关注“政府行为”是目前进行生产力研究的焦点之一。由于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政府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有效边界到底在哪里，历史能够提供哪些经验教训，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的。政府的科技政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作为赶超型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新阶段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动力。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正在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许多科技成果和技术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创新。从中国的科技投入、研发投入比重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来看，按研发总量投入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专利申请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政府下一步怎么做？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政府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和历史经验。但是，如果只是就政府作用讲政府作用，没有说服力也说不清楚，况且，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也存在“失灵”甚至“失误”，因此本研究集中于改革开放前后的四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编制及其实施情况。论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同时选取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规划》）和《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简称《十年规划》），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五年规划》）作为辅助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分期、国内外研究状况、创新和不足之处等做了概述。第二章对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编制科技规划及其实施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旨在说明当代中国本质上是连续的，具有深刻的延续性，不应被割裂开。科技规划工作也是如此。《八年规划》承接《十年规划》而来，又和《十二年规划》密切相关。第三章对《八年规划》编制前后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状况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也就是《八年规划》编制前后的世界科技，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同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从恢复到发展接近30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和世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相比较，还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因此，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必须继续“赶超”。

论文的第四章是核心章节，基于前两章的历史铺垫及国内外科技发展比较，当我们再考察《八年规划》的编制、实施和调整时，《八年规划》的“特殊性”“过渡性”“典型性”等特点就较为清晰了。第五章以“四个规划”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四个规划”的决策、制定及实施主体、“四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个规划”的共性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中国科学技术规划体系在发展完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传承性、赶超性和特殊性等中国特色。论文认为应正确认识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以及结论中。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来讲，相比较其他几个科技规划，《八年规划》是当代中国科技规划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例，它是唯一编制在改革开放前，实施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规划，因此本身具有“过渡性”。它需要完成比其他几个规划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从理论和方法上来讲，尤其对于跨学科研究来说，一方面要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和学习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从经济史、科技史两个学科的视角，更进一步发现问题。科技与经济趋于融合发展是必然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两个学科深度融合也是探索跨学科发展最好归途。

本文为博士学位论文简介，201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答辩，指导教师为武力研究员。作者现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征集与鉴定部。联系方式：5102968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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