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和 A＆HCI(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自本世纪初引进中国学界以来，确实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即促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走出国门进而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处于强势的西方学界的研究现状。因此我在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为之在中国学界的应用推波助澜，并在国内多所“985”和“211”高校以及港台的高校作演讲，鼓吹这一相对而言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国际性评价标准，同时也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访谈，^①将其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现状如何呢? 它是否已经真正摆脱了以往那种“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的状态而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中了呢? 我们的学者在研究和著述中是否已经真正具有一种国际性的视野了呢? 坦率地说，虽然较之过去情况有了大大的改变，尤其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直接用英文著述，在国际权威的 SSCI 或 A＆HCI 来源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关注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海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领衔主编丛书或期刊主题专辑( special issue) ，有计划有目的地将那些不能用英文著述但确实卓有建树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或论文翻译成英文，使他们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 少数卓有成就的中国著名学者获得国际性的学术奖或当选为国际著名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等等。

       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走出了一味追踪西方学界或干脆自我封闭或自娱自乐的怪圈，开始关注整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前沿理论课题并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瞩目了。当然这只是好的方面。我在此仅想进一步提出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就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评价标准方面提出几点新的看法。

      首先，在实施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战略并以 SSCI 和 A＆HCI 作为评价标准十多年来，我们应该有所前进，也即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一些 SSCI 和 A＆H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初始阶段，而应该有所超越，同时对这单一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有所超越。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怪现象就是: 一方面，一些单位的科研机构不恰当地过分夸大 SSCI 和 A＆HCI 数据库的检索作用，错误地认为这是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唯一标准或绝对的标准，这显然既有悖于研发这两大数据库的汤森路透集团的初衷，同时也很容易忽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标准的另一些指标。另一方面，更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管部门仍对这两大数据库知之甚少，甚至根本忽视，它们仍然停留在如何鼓励自己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用中文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他们来说，既然不可能在 SSCI 和 A＆H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干脆就将其排斥在自己制定的科研奖励之外。这种自我封闭和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强国。现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了，已经对全球经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任何重要的国际事务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恐怕是难以得到妥善解决的; 中国的科学技术近年来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学科已经跻身或接近国际一流，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们也应该促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对国际学界作出重要的贡献。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广阔的国际视野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尽的责任。

       诚然，在当今各种语言出版的数万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汤森路透集团依靠专家评审和影响因子相结合的方法遴选出一些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术期刊，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SSCI 和 A＆HCI 这两大数据库: 前者截止 2012 年，共包括 3100 多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领域; 后者截止 2012 年，共包括 1700 多种人文学科的学术期刊，涉及文学、历史学和哲学以及各艺术门类的学科领域。也许我们可以说，收录这两大数据库的刊物并非都是权威性的刊物，而且这其中还有不同的区划，也即真正跻身这两大数据库一、二区的刊物才是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学术刊物。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证明，真正优秀的权威性期刊几乎无一遗漏地被收录在这两大数据库中。而且随着这两大数据库的日益发展成熟，它们目前呈一种动态的状态，开始时每两年或几年对来源期刊进行筛选，现在则几乎是每年都对来源期刊进行筛选，一些出版周期不正常、论文作者范围局限以及论文自引率偏高的期刊被毫不留情地排除了出去，而一些办刊刚满五年就在学界有着较好口碑和较大影响的新的刊物跻身来源期刊的行列。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关注这一数据库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的学者都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也正是我们一方面指责它带有西方语言和文化霸权的印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一个悖论所在。

      确实，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祟，一大批在本国语境下有着重要影响的非西方学术期刊被排除在这一数据库之外。在西方世界，也同样存在着英语中心主义，这就导致了不少在欧洲各国出版的非英语学术刊物也被排除在这一数据库之外。对于这一不公正的现象，汤森路透集团一直在予以改进，先是收录了大量非英语的欧洲语言出版的期刊，随后于2005 年收录了第一家中文期刊《外国文学研究》。但是尽管如此，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对此，该集团的选刊主管人员已经有所意识，并试图在未来的几年内进一步加以改进，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要收录更多用中文发表的确实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①

      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评价标准，除了 SSCI 和 A＆HCI 来源期刊外，还应该注重学术专著的出版，这一点尤其适合人文学科的评价。这里仅以美国学界为例。在美国著名的研究性大学，一位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要想获得终身教职( tenured position) ，光靠发表几篇论文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学校指定的一些权威性的出版机构，通常是大学出版社以及少量的以出版学术著作见长的商业出版社，②出版一部专著。因此一般在这些高校担任教授( full professor) 的学者至少要出版两部专著: 一部用来获得终身教职，另一部则用来晋升教授。由于中国目前出版机构的混乱，学者们只要向出版社提供资助都有可能使自己的专著得到出版，因此不少高校在考虑教师职务晋升时干脆不考虑专著的出版，这也是不公正的。毕竟一些严肃的出版社专门设立了出版基金，用来资助经过评审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的出版。但是在评价一个学者是否具有国际影响和水平时，则应考虑其在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出版的专著，而不能仅仅以 SSCI 和 A＆HCI 论文作为唯一的标准。对于少数学养丰厚但外语不好的学者，评价其国际水平和影响则要看他们的著作是否被国际著名出版机构组织翻译出版。仅仅在中国国内用中文出版著述的学者至少不能被认为是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的学者。这一点应该是得到公认的。

       第三，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和社会，因此更注重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评价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成就以及影响力，除了出版物和论文外，还应考虑他们在公认的国际性学术组织的任职情况，这也是评估他们的学术地位的一个标准。和中国的一些学会所不同的是，国际上的学会领导人一般都实行选举制与提名制相结合的方法，一个人无论名气多大，都不可能一直占据某个学会会长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个事实，由于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人通常并非挂名的，而是要实干，因此有些著名学者不愿意担任这样的职务。但真正有影响和有权威性的学者，有时会被学会聘请为顾问或名誉理事之类的职务，这样一方面可以证明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介入日常事务。此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声誉还体现在他们是否被邀请担任国际权威期刊，尤其是 SSCI 或 A＆HCI 来源期刊的编委或顾问，以及是否被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作主题发言或大会发言。一个自己很少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人是不可能被聘请担任刊物编委或顾问的，他/她也很难被邀请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作主题发言或大会发言。这一点也是基本的国际学术规范。

      第四，作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国际学术地位和成就，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也就是看他们是否获得一些公认的国际学术奖，或被授予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因为要获得这些奖项或名誉学衔的提名，一位学者也须经过许多不为他本人所知道的匿名评审。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或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有些大学也会将这样的荣誉学衔授给它们所偏爱的人，但至少获此殊荣的人必须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者或为推进学术作出贡献的官员，当然有时也不排除少数企业家或社会活动家。但是在遴选学者作为候选人方面，任何大学都是非常严格的。

       最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国际性荣誉，也许就是被国际著名的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或荣誉院士。我这里仅就我所当选为外籍院士的欧洲科学院作一简单介绍。欧洲科学院又称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外文全称为 Academia Europaea ( The Academy of Europe) ，成立于 1988 年，是欧洲多国科学部长共同倡导创立，英国皇家学会等多个代表欧洲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国家科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包括东、西欧国家的国际科学组织。欧洲科学院分 20 个学部，其学科领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等，是国际上跨地域和学术领域最广泛、学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该院院士来自 35 个欧洲国家，主要从欧洲各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中选出，代表着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界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和学术权威，目前有院士 2700 人左右，包括 40 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多位是在当选院士后才荣获诺贝尔奖的。欧洲科学院院士中也萃集了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其中包括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兰、文学理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英国社会政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比利时比较文学学者西奥·德汉、瑞士文学理论和历史学家让·斯塔罗宾斯基、荷兰文学理论家汉斯·伯顿斯等，外籍院士中的人文学者包括美国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乔姆斯基、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韩礼德、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戴维·戴姆拉什、马丁·普契纳等。被提名为欧洲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首先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两名以上的院士联名推荐到所在的学部，经学部初审后达成共识，然后推荐到提名委员会进行通讯评审，通过后按照评审结果排序，最后由欧洲科学院的专门委员会审核通过。该院目前共有近 100 位外籍院士，主要来自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院士共 300 多人。被提名的外籍院士候选人一般须先在本国的科学院当选为院士，或先被某个国别或区域性的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能够最终当选的外籍院士也须经过多种途径的筛选才能脱颖而出。

       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远较自然科学的评价复杂，这其中仍有着不少人为的因素，但是真正优秀的学者或许因为种种原因而得不到本国或本地区学界的承认，但却能得到他国学术机构或区域性学术机构的承认，例如，我们所熟悉的法国哲学大师德里达在法国和欧洲都未能入选院士，但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虽然同时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但却未能入选欧洲科学院院士。同样，一些与欧洲学界有着渊源关系的美国学者在本国也未能当选为院士，但却能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但至少这些科学院在遴选院士方面首先考虑的学术标准，例如欧洲科学院的外籍院士遴选标准为这样三个: 国际性的知名度( international distinction) ，在相关学科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madein the relevant fields) ，与欧洲学界的牢固关系( strong links with Europe) 。当然，当选为外籍院士的学者没有任何相应的待遇，也不允许个人申请或单位推荐，这一点与中国科学院的遴选程序有所不同。

      总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评价标准中，SSCI 和 A＆HCI 仅是其中之一，它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程度的最基本的评价机制已经起到了其历史作用，我们现在决不能仅仅依赖这一标准，而应当超越它。我在上面提到的另几条更高的标准就是对之的超越，它也说明了评价机制的多元化和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当前这两大数据库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我们暂时还拿不出一个更好的并能得到国际公认的新的数据库，因此我们不得不仍以它们作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我们切不可迷信它们，而要客观地对待它们，一方面努力将自己的优秀论文跻身其中，从而通过英文的中介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则应大力推广和普及汉语，加快其作为一种国际性学术语言的进程，同时努力将一些优秀的中文学术期刊推荐给汤森路透集团，使之跻身其中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作为这方面先行一步的中国人文学者，我本人将一如既往地为之奋斗。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想真正实现国际化，应该有如下四个步骤: 首先是跟着别人说，其次是和别人一起说，再次是和别人对着说，最后是领着别人说。现在应该是我们迈出第二步和第三步并朝着第四步去努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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