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寿特稿 | 问题意识：逆向夜行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二十二）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问题意识：逆向夜行

本文摘自墨哲兰《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015年11月恰因孙周兴先生主持一个“技术哲学”会议的要求，我接着写了《“技术统治时代”意味着什么？》。[1] 它与《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两文，成为我学术生涯走出学术体制的标志。1980年突然进来，2015年突然出去。35年成了我在学术体制中学习工作的“公职”时间。其实我始终不属体制中人。我做的不是“学问”，是“问题”，即逆西学而夜行——“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

我的自学经历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先到其源头德国新古典时期[2]“观念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绝对观念”，再回溯谢林、费希特到康德“不可知物自体”。第一次获得问题：以“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为上下界限的“先验观念”怎么可能“为自然立法”而完成“哥白尼革命”？黑格尔似乎回答了，但在马克思那里为什么又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唯生产力“劳动二重性”创造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最后消灭私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完成“史前史”？现实的回答成为反讽，倒是“历史终结”了，胜利的却是“资本精神”及其“技术理性”。这是我进入体制前的问题。

进入体制后必须按体制正儿八经做“西哲”。可我还是自学按自己的问题走。先经过新康德主义类型的“意识内在性”极致胡塞尔“现象学”，再转到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一本小册子点拨了心路：胡塞尔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意识意向性”，海德格尔却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者多样性”。又一轮意识转向存在的下行运动，让我能集中注意：“存在者多样性”是“能同一的多样性”，还是“不能同一的多元性”？以论观之，则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还是“虚无主义”（其实两者同样是形而上学：尼采明智断定“柏拉图主义就是颠倒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提交的答案趋近临界：“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异”即“非同一性差异”，继而表现为语言道说的“显隐二重性”，最后又表现为存在运作的敞开-遮蔽、敞开即遮蔽的“显隐二重奏”。孰是孰非？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这才藉助海德格尔的“回归步伐”回归到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即“早期希腊”（交界“古希腊”）。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一路成为我的“拐杖”，并从中归结出“偶在论谱系”。所谓“逆向而夜行”就是一路回溯“检测防御”直到古希腊形而上学开端——海德格尔为什么说“开端即没落”？第三个问题留下了。

前两个问题解都记在《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3]、《西学中的夜行》、《偶在论谱系》中。第三个问题一直悬着，2016年发现西方密钥遭天算才获得合理的展示描述。

世纪末交界，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后，[4]我第二次重返古希腊，形成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两种“回归解释学”比较。根据我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我不相信犹太人施特劳斯真的“从耶路撒冷走向雅典”。[5]后来证实，他晚年自己在“我们为什么仍然还是犹太人”的演讲中陈述：“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与血”。所以，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始终存有一个“不可解决问题”，令我“怦然心动”。尽管施特劳斯以“隐微”著称于政治哲学史，但他关注选择的却是柏拉图“对话篇”，即相对柏拉图哲学密宗的“本相论”它分明是“显白（摆）”着的谈论，或不如说收集整理的“谈资”。海德格尔的古希腊研究，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残篇解读”，都力图从古希腊语生成着的显隐二重性探微深层隐性的意义之源。伯内德特的说法（指责海氏只重“存在”而不问“城邦政治”）有点不明就里，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政治哲学中的立法者哲学王，该由谁来检测防御他的为人立法、为自然立法之“论”？连“一神论”的“一”不过是“一个民族”的“一”，算计而已，何况从来都是坍塌的人为构建之形而上学“本体论”。哪里找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就是虚无主义根源，一个铜板的两面。顺带说一句，把“德性”功能化强力化的西方究竟有何“伦理道德”可言？以“技术物化”最终到“人工智能”为旨归的整个西方历史还证明得不够吗？

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他是西方人且身陷西方而“力图将形而上学带向其边缘状态”。这“边缘状态”也不过就是从西方内部接近边缘的“边缘状态”。其受制于西方范畴是可想而知的。比如他在“黑皮书”中谈到英美的商业与技术理性的“无根世界性”与德国的“本土性”对举，仍然着眼于地中海希腊以西的西欧文明板块，虽然其中对“技术”的“无根性”追问独具一格。仅此技术的“无根世界性”，对后人的启发无与伦比。现在看来，海德格尔局限最明显的标志尤其表现在，从成名到死都不能摆脱“形而上学语言思维”，例如“存在”打下的印记，自始至终作为一个西方人“只知其有不知其无”。尽管“存在”与“存在者”区分着，也仍然是一个“地平线”上下的妥协姿态（“存在是运动着的敞开即遮蔽”，就像“质量”转化成了“能量”，仍然守住着“有”）。换句话说，即便翻译过老子几章，思考过“为什么总是存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终究下不了决心跨出最后一步，能从“存在者”走向“存在”，却不能再从“存在”走向“无”。[6]

总而言之，我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以用代体”的“异质文明”，归根结底与“以体制用”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时段”，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轮回”。“西方文明”，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就像一个“金刚钻头”，能将历史隧道钻到一定深度（“大化无极以致中和”），虽然自己也同归于尽地报废了，但却惊醒了、激活了真正的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重归“以体制用”地使人成其为人仁！

我看“四次重述”的四大家：黑格尔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仅在比较中，觉得海德格尔比其他人更能看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双重遮蔽”。至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同一”表现的两大怪异，则完全是自己体悟出来的：

N、形而上学本体论，从来没有成立过，自始至终都是失败的，即坍塌的；

M、形而上学史表现为“本体论”与“虚无主义”两极摇摆，它们其实是

       “一个铜板的两面”。

原据此拟定“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计划，[7]后来放弃：这是西方自己的思想事务，与我何干。犹太人早就决断了：“亚里士多德上帝与亚伯拉罕底上帝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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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刊发。感谢郑圆先生。

[2] 历来把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叫“德国古典哲学”，于是造成两个误解：（1）以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古典”与古希腊的“古典”同畴同义，甚至纳入“古典学”范围；（2）在中国尤其相信德国古典哲学是最能承接古希腊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由此掩盖德国哲学在西方的“边缘”地位。到近年我才发现这两点全错了。德国人自己错起，我们跟着错。其中缘由关乎对西方哲学史的根本看法，此处存而不论。

[3] 参见我与陈家琪先生合着的《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上篇”是家琪写的，下篇“重申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是我写的。1989年完稿，1992年才由华中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再版。

[4] 两个犹太人对西方哲学史表现出独特的姿态值得一提：为了改变西方哲学的纯粹抽象性，现代施特劳斯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哲学”以柏拉图（对话篇）作为开端；无独有偶，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已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经济学”以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作为开端。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则根本而激进并开创一个时代，施特劳斯则温和得太多，仅想用古典原因矫正现代结果的偏离。奇怪的是，两者对中国影响比对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对西方的接受其实始终有中介的，就现代而言，中国没人接过英国罗素的“逻辑实证论”，美国杜威主义仅胡适一人，还减半：虽实用但无实用的逻辑分析手段。但接过马克思的却是一个政党并领导中国。接过施特劳斯的诚然已是一个实力学派了。记实为言。

[5] 犹太人没有受西方“启蒙”思想蒙蔽，他们的文士就凭一本《托拉》凝聚民族精神自我认同。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不管他身在何处，耶路撒冷神庙就在他们的脚步中，遂使犹太民族能化零为整。犹太人可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当然，即将到来的未来，中国人也会成为犹太人的一面镜子。

[6] 意识到中国的“无”而仍然坚持“存在”的海德格尔说过，中国人或西方人都只能按照各自的方式解救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在宇宙无极的潜在趋势上，西方本体论或粒子论思想毕竟是到头了。

[7] 《从古典重新开始》程志敏,张文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请参阅“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底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门槛》（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5、《墨哲兰集》（第一辑5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即出）。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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