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

书名：《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

作者：张宏杰

书号：978-7-5455-7256-8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品牌：天喜文化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定 价：78.00元

装 帧：精装双封

作者简介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著有《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内容简介

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它为复融华夏，不屈不挠；楚人开放包容浪漫，有着对美的极致追求，创造了绝世惊艳的楚文化。这里有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有精美绝伦的漆器，有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有典丽优雅的楚辞，有一代霸主楚庄王、治水专家孙叔敖、伟大诗人屈原、忠贤典范申包胥……

春秋时期，楚国大败晋国而称霸，最盛时是一个方圆5000里的煊赫大国，可谓“楚境横天下”，然而，在崇尚权诈、较量贪狠的残酷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却还保持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养成的质朴、文雅和慢节奏。当慢节奏的楚国遭遇贪狠的战国时代，其灭亡已不可避免。

本书审视“中原化”对楚国兴亡的影响，审视华夏文明开拓与融合的历程，借助考古发现和历史典籍里的记载，以奇谲瑰丽的文物解读楚国辉煌灿烂的文明，以盛衰荣枯的历程揭示历史背后值得深思的兴亡规律，完整、系统地讲述了楚国8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文摘】

楚国的衰落和秦国的崛起

一

月盈而亏，盛极而衰，是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不变的规律。即使是以象征生生不息的凤凰为图腾的楚国也不能例外。

楚国衰落的伏笔，其实早在它达到极盛前就已经埋下：吴起那次著名的变法未能彻底，就已经注定了楚国将在国际竞争中落后。

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因为变法中途而废，楚国政治顽疾只是获得了时间上的短暂缓解，过了几十年，在宣威盛世过去之后，贵族势力又一次自然增长到国家不能承受的程度。

二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吴起变法的失败，使楚国走上了下坡路。

与楚国的变法半途而废比起来，其他国家的变法大都成功了，特别是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之后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在各国的变法当中，有许多近乎相同的原则。比如商鞅变法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吴起变法的翻版。就说这个“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袭吴起“徙辕立信”的典故。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吴起在魏国做将军时，曾经在城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厚加封赏。人们都感觉这是玩笑，半天没人去动那根车辕。后来一个傻乎乎的士兵说这有何难，扛起车辕搬到了南门外。吴起当场赏赐给他大笔钱财，士兵们因此知道了吴起说话算数。吴起便趁热打铁下了一道命令：明日谁要是先攻入秦国的岗亭，就封谁为国大夫。士兵们第二天个个奋勇当先，很快就攻下了秦国的岗亭。商鞅“徙木立信”显然是从这个故事受到的启发。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也与吴起变法几乎如出一辙。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重点都是：打击贵族阶层，调动其他阶层的积极性；鼓励耕战，发展生产，以提高政府的收入，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强调法令的权威性。甚至商鞅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也类似于吴起的“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变法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它们的不同，只不过是一个成功了，而另一个基本失败了。秦国实力本来一直弱于楚国，它一直是追随于楚国后面的忠实盟国。然而，两次结果不同的变法，决定了秦国迅速超越楚国，并且最终吞并楚国，统一天下。

三

两次变法一成一败，表面原因是吴起变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变法则得到了秦孝公更有力、更长久的支持。其背后的原因，却是秦国和楚国这两片气质不同的土地，与法家文化的契合程度不同。

从表面上看，在天下各国中，秦国与楚国是最相似的。

正如本书开头所述，楚人的祖先祝融传说是颛顼的后代，秦人也自称是颛顼的苗裔，与中原国家同是炎黄子孙。当楚国在中国南方“以启山林”时，秦人则在西北“逐水草而居”，“杂戎翟之俗”。两国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顽强进取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楚国一样，边疆小国秦国也一直得不到中原文明的承认：“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

两国的区别只是秦国比楚国还要落后，蛮夷化的程度还要深。

秦国的地理环境远不如楚国。它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秦国的立国和发展一直落后于楚国。楚国在西周初年就立国了，秦国直到东周时代才被封为诸侯国。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唯独质朴的秦人积极勤王，“战甚力，有功”，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秦襄公被感激涕零的周平王封为诸侯。和楚国以及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国参与诸侯竞争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300年。因此，一开始，秦国比楚国还要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秦国。西周秦人墓葬中的随葬品远少于楚人，而且大多数都是陶器，这反映出秦国早期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楚国。如果比较历史之悠久，物质之繁盛，文化之发达，秦国不能望楚人之项背。此时并无任何征兆表明秦国会成为战国统一运动的最后胜利者。

但是，在改革大潮中，秦国却能顺应时代，迅速成功。商鞅变法，使秦国发生了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化，由此迅速崛起。那么，为什么是落后的秦国在列国变法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领先的楚国却失败了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原文明态度的不同。

四

和楚国竭尽全力中原化不同，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一直不那么热衷。楚国的强大，是因为它背靠蛮夷，却不断向中原汲取文化力量。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

与楚国人一样，秦国历代君主都有着特别强的奋斗精神，他们通过与中原国家交战，敏锐地发现了中原文明的弱点：那是一种过于文弱的、精致的、不适合战场的文明。

有一次，西戎的使者由余拜访秦穆公，两人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对话。

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史记·秦本纪》）也就是说，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还乱成一锅粥，你们西戎没有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由余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

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多会骄奢淫逸，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分裂，造成内乱。而草原文化则不然。草原民族物质文化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他们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

这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穆公时代开始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说，生活在秦地的少数民族，“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秦霸西戎后，戎族在秦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甚至在局部地区占有主导地位。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它与中原文化有很大距离，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草原文化。秦国和游牧民族一样，百姓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尚武团结。“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战国策·中山策》）四塞之地的秦国很少受到外部文化的冲击和刺激，所以秦人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本土很难产生杰出人才，也明显缺乏楚文化的创造性。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这个国家不可能产生屈原那样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巨匠和《楚辞》那样的鸿篇巨制，也无法产生像庄子那样洒脱飘逸、老子那样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改变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殉死者66人；穆公死时，殉死者多达177人。陕西凤翔雍城发掘出土的秦公1号墓，墓主秦景公，是秦穆公的四世孙，墓中被殉葬者竟有186人之多。被杀殉之人主要放置于墓室四周。一类是箱殉，共72具；一类是匣殉，共94具。箱殉是将殉葬者以绳索捆绑成蜷曲的形状，装入箱内；匣殉者被装入长2米、宽0.7米左右的薄棺材之内。另外，在墓室的填土中还发现20具人牲。

《诗经》中那首著名的诗歌《黄鸟》说：“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大意是说，黄雀鸟啾啾鸣叫声凄凉，飞来停落在枣棘上。让谁陪着穆公去殉葬？子车家老大名奄息。就是奄息这个百里挑一的勇士豪杰，今天面对白骨森森的殉葬坑，仍然恐惧得颤抖心悲凉。那高高在上的苍天啊，我们的良人被无辜地杀害了！

诗中提到的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针虎兄弟，时人称为“车氏三良”，是当时著名的勇士豪杰，都是为秦穆公殉葬而死的。《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他们偏重物质利益，崇尚集权，质朴直接。在一个外交场合，秦昭王母宣太后竟然以床笫间的事来譬喻秦韩两国利害关系。《战国策·韩策二》说：“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崤。……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番话其他国家的贵族是绝对不可能讲出来的。率直的秦穆公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将宫殿命为“霸城宫”，将河流改名为“霸水”。司马迁评价秦国文化说：“今秦杂戎翟（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史记·六国年表》）秦穆公之后的历代统治者，也有着其他国君罕有的强悍气质。例如，秦孝公因为被人瞧不起而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他们效法秦穆公，确立了军事征服、霸有天下的发展路线。

事实证明，后发优势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原因。历史短，文化浅，礼治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凭血缘，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嘲笑，四处招揽人才。

百里奚在楚国以放牛为生。秦国的谋臣公子絷向新即位的秦穆公举荐百里奚。秦王大喜，想派人前去带重金迎请百里奚。公子絷说：“楚王因为不知道百里奚的才能，才让百里奚养牛。若用重金聘他，那不就等于告诉别人百里奚是千载难遇的人才吗？您可以用一个奴隶的市价，也就是五张黑公羊皮来换百里奚。那样楚王就一定不会怀疑了。”百里奚来到秦国后，马上就被拜为上大夫。秦人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羖，就是黑公羊的意思。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正是这些外来的人才大幅度改革了秦国的内政外交，让这个落后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五

秦国的简单、质朴、野蛮、残酷和功利主义气质，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使各国精英都在苦苦思索解决这一局面的办法，并为此提出了种种方案。

诞生于鲁国的儒家学派的方案是复古，让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条的局面。诞生于楚国的老庄学派的方案是“绝圣弃智”，放弃所有的文明成果，返归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诞生于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宋国的墨家的方案看起来更具可操作性。墨家学者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它的理论以“兼爱”为核心，提出“非攻”的主张，要求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不要再成天为了私欲而战争。

法家文化最为特殊。学者胡克森说，法家文化有着深厚的草原文化基因。法家诞生于晋国故地，兴盛于秦国，而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点，那就是都处于戎狄环绕之下，是各国中受戎狄文化影响最深的。法家的直接起源地在三晋，它的周围是犬戎、白狄、赤狄、北戎、西戎和狐氏。李元庆认为，晋国从立国时起，即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戎狄民族接壤杂处的重要诸侯国，是不同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如前所述，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相比，戎狄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也具有只求物质利益、不重精神价值的直接简单。所以蒙文通说“法家故西北民族之精神”。（参见胡克森：《秦、晋法家文化之比较》）

诞生于半草原半农业区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没有的残酷、简单、直接的特点。法家学派的思考，完全是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核心，而丝毫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法家学派认为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连夫妻、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民智不足用，民心不足虑。他们建议统治者从人的劣根性出发，严刑峻法，把人当成动物一样管理，只要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加上严刑峻法，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就可以调动民众，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法家不相信感情，只相信利益；不相信文化，只相信刀剑。因此法家改革者所制定的法律，都异常严苛残酷。事实上，吴起的性格，最典型地代表了法家文化对人的塑造。

法家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正面因素。我对韩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高三语文课本中那篇《五蠹》，观念新颖、语言泼辣、逻辑严谨，一下子就征服了17岁的我。韩非子的思想显得那样“现代”和“进步”。“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商君书》里这些痛快爽直的语言一破有史以来中国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训的迂腐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改革者张扬自我的作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为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增添了许多亮色。

但是，对法家变法精神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不有所认识。应该说，在春秋战国各思想流派中，法家文化是最不人道、最反人性的。如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样，法家不追求公平正义，只追求现实功利。不过，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诸思想流派中始终居于末流，而在中国，百家争鸣的结果却是法家思想最后胜出。

六

吴起变法在楚国的失败，在某一侧面，说明了功利主义文化在楚国的失败。因为楚国文化的气质与功利主义反差极大。

如前所述，楚文化的特点是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和秦国不同，楚国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就并非只有“压服”和“杀戮”之策，而是更多采取怀柔政策，所以“甚得江汉间民和”。

楚人热衷扩张，却并不致力于掠人为奴。他们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表现出强烈的人道精神。比如在大冶铜绿山的考古中，人们并没有发现在春秋战国多年的开采中，有矿难及虐待而亡的现象。

因此，楚文化远比秦文化更人道、更宽容，“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黄瑞云：《楚国论》）。而且“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容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上，开创了一个发达的楚文明。孔子周游列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欣然前往楚地，但是他却西不入秦。显然，秦国在孔子眼中，是一个蛮夷之地，不可能实行王道。

而秦国的功利主义气质与法家文化却一拍即合。关于商鞅变法，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商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像对中原国家君主那样说“以王道”，而秦孝公昏昏欲睡。于是，下一次见到秦孝公，他“说公以霸道”，孝公大悦。这个故事说明，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是放弃中原王道政治文化，而改行赤裸裸的霸道。

商鞅的思路，是根据秦人物质贫乏、文化落后、不尚礼仪、只图实利的国民性格，进一步禁学愚民，实行严刑峻法，限制工商业发展而奖励耕战。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思路明显是反文明、反文化的。商鞅变法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私欲。正如《淮南子·要略》所说：“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在战国时代，文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护身符，野蛮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欧洲历史也有相似的规律：

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力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

在战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是最彻底的一次大改革。商鞅全面吸取了前几次变法，包括吴起变法的经验教训。秦国通过改革，成功地提高了资源汲取能力和军事作战能力，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不久就使秦国“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新序》）。原本长期落后于楚国的秦国，迅速与楚国比肩。

一

中原化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的全面脱胎换骨和升级换代，给这个国家带来更丰富、更高层次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中原化的前期，中原的高度文明与边缘国家的野蛮气质相结合，意味着这个国家政治军事实力、国际竞争力的迅速增长。

但另一方面，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剧烈的社会分化，权贵阶层对社会底层的榨取很容易达到极限。社会上层会在温柔乡中失去早期的质朴、勇敢和力量，而下层人民也会因为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与之离心离德，整个民族因此不再团结一心。一旦边缘民族的质朴、好战精神被中原的熏风吹散，那么，这个民族的厄运也将随之降临。

在楚庄王将楚国推上霸主地位后不久，楚国就出现了“中原文化病”的征兆。“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这句家喻户晓的咏史诗，说的就是导致楚国第一次衰落的国君——楚灵王。

二

《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楚灵王还是公子围时候的一件事：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当初，公子围手持龟甲和蓍草占卜，向神灵询问他能否成为下一任楚王。火灼龟甲的噼啪声过后，龟甲裂纹显示的结果是“不吉”。他勃然大怒，用力抛掉龟甲，歇斯底里地咒骂着苍天：“你不肯给我，那么我就自己去夺取！”

楚灵王是楚庄王的孙子。这位娇生惯养的公子认为，他理所当然地要得到天下所有的好处，享尽天下所有的快乐。然而不幸的是，他是楚共王的次子而不是长子。按照礼法原则，王位最终传给了他的哥哥楚康王，哥哥在位不久，又轮到他的侄子郏敖少年登基。按照楚国的传统，这位精力充沛、不甘寂寞的王叔做了令尹，掌握了实权。虽然是臣子，可是这位王叔却把自己当成了国君。他到虢国参加诸侯盟会，穿着与国君一样的盛装，用着与国君一样的仪仗，出行打猎时车上也经常插着王旌。这些举动已经把他的不臣之心彰显于天下。

自从楚庄王开始全面推行中原礼法制度以来，宫廷政变在楚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然而，许多楚国贵族都在担心这位不安分的王叔会效仿他的那些先祖，从年少的侄子手中夺取王位。果然，公元前541年冬，公子围出使郑国，途中获悉楚王病重，立刻赶回郢都。和那些通过政变上台的先祖们一样，公子围的梦想通过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得以实现：他借探病的机会将年少的楚王郏敖死死按在床上，从自己帽子上解下缨带，勒住郏敖的脖子。他不但缢杀了郏敖，还斩草除根，杀死了郏敖的两个儿子。这场血腥的政变发生后，“公子围”这个称呼在史书中变成了“楚灵王”。

三

作为楚庄王的孙辈，楚灵王是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生来贪图享受。在他即位之初，楚国国力依然强盛。楚灵王没有将楚国的实力推上一个新台阶，而是把统治者的排场和享受推上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

在湖北潜江境内的龙湾，有几个巨大的土台，它们面积巨大，顶部很平坦。千百年来，这些土台当初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对这些土台进行了考古发掘（图15-1）。随着工作的深入，一件件筒瓦、板瓦、红砖、青铜门环出土了。专家们越来越兴奋，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可能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台”的楚国章华台遗址。

公元前539年，郑国国君郑简公亲自来到楚国，祝贺灵王登上王位。因篡位自立而担心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楚灵王当然大喜，他不但以最高规格来接待郑简公，还兴高采烈地带着郑简公到楚国风景最优美的胜地“江南之梦”，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潜江去打猎。他们收获了堆积如山的猎物，唯一让灵王不满的是，所住的行宫条件有点简陋。打猎回来后，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要在“江南之梦”修建一个天下最大、最豪华的离宫。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5年，楚国人在古云梦泽修建了这座方圆20千米的宏伟宫苑。其宫殿“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水经·沔水注》）。章华台建成后，楚灵王将众多的宓妃、湘娥、齐倡、郑女安置在这座行宫之内，“设长夜之淫宴”，管弦之声，昼夜不绝。传说因灵王“好细腰”，那些因拼命节食而孱弱的宫女登台途中需休息三次才能登顶，所以章华台又被后人称为“细腰宫”“三休台”。

考古学家们认为，龙湾遗址群中的放鹰台1号楚宫基址（图15-2）很可能就是章华台，理由很充分：屈原在《九歌》中描写楚国王宫说“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而考古学家确实在它的廊檐下面发现了用贝壳铺成的华美路面。特别是土台上面直径105厘米的柱洞，其超乎寻常的巨大尺寸，让考古学家相信，除了章华台，不可能有别的建筑有这样的规模。通过今天的技术复原，我们可以再现这座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园林宫殿建筑群的大体样貌（图15-3）。它的台基宏伟坚固，木榭高挑纤秀，装修豪华精美，路面用紫贝铺成，门环用青铜铸就，墙上画着精美的壁画。文献说“台高十丈”，按楚制，约23米。这意味着当时仅这座台基的高度，就相当于今天的七八层楼高。楚国宫殿都是层台累榭，加上木榭的高度，这座建筑至少应该相当于今天10层楼高。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和最华丽的宫殿建筑之一。考古学家确认，这是目前已知我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遗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园林宫殿建筑群。2000年，龙湾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0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章华台竣工之后，楚灵王迫不及待地向各国派出使者，邀请各国国君出席落成典礼。然而，只来了一位国君——鲁昭公。

楚灵王即位之后，已经多次邀请天下诸侯来楚国相会，比如灵王三年（前538年），他曾经请郑、许、陈、蔡、徐等10个小国在楚国会盟。头两次，各国国君都应邀出席，然而两次过后，各国国君都发现，楚灵王举行盟会，动机不像其他盟主那样是为了协调国际关系，而是为了显示楚国的强大，强调楚国高人一等的国际地位，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楚灵王在即位不久就“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不惜耗费人力物力，“举国营之”修建这座巨大的宫苑，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以豪华富丽夸于诸侯”，威服各国。因此，这次典礼，各国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拒绝。“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国语·楚语》）鲁昭公之所以没有拒绝，是因为他是一个追求“时尚”的君主。

在楚庄王把楚国推向霸业顶峰之后，楚国的富强已经举世无双，楚国文化已经成为“新派”“华丽”的代表。事实上，在章华台落成之前，楚国建筑就已经引领天下建筑的新潮流。在楚灵王的长兄楚康王时代，鲁国的君主鲁襄公曾经访问楚国，他被造型新颖的楚国建筑所倾倒，回国后立刻命工匠在都城里建了一座“楚宫”。他是如此喜欢这座“楚宫”，以致几年后终老在了这里。和后世对新奇事物喜欢加上“洋”字一样，“楚”字对中原人来说，就意味着“时髦”。“楚宫”就类似今天的“洋房”。除了“楚宫”之外，还有许多事物被冠以“楚”字：“楚冠”“楚服”“楚歌”“楚舞”……楚国贵族创造的享受新花样，成为天下各国追求的潮流。

从小就长在“楚宫”的鲁昭公怀着对楚国文化的好奇心，踏上了出访之路。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好以大屈。”

鲁昭公亲自前往参加了章华台的“落礼之会”（即落成典礼）。楚灵王在新建的章华台上为鲁昭公举行“飨燕之礼”，用一位长有美须的人作相礼之人。楚灵王还送了鲁昭公一张“大屈之弓”，以示夸耀。

在楚国的几天里，鲁昭公不停地参加灵王为他举行的宴会。这些宴会总是夜以继日，有时从中午吃到下午，晚上干脆移入地宫之中继续听着丝竹之音开怀畅饮。更让鲁昭公大开眼界的是，楚灵王宫中的宫女居然有数千名之多，这在先秦时代绝对是罕见的。

四

楚灵王时代的奢靡生活，是建立在楚国雄厚的物质财富基础上的。中原化如同一剂奇妙的膨化剂，使楚国得天独厚的潜力一下子被激活，物质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楚庄王称霸之后，中原政治文明大大提高了楚国社会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中原技术使得楚国的生产力以几何速度增长。特别是弭兵之盟带来的和平环境，为楚国的物质财富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楚灵王时代的物质财富比楚庄王时期，已经增长了数倍。然而，这一切没有为楚国继续向上提供助力，却为楚灵王大肆挥霍创造了条件。

《国语·楚语》记载，章华台竣工之后，楚灵王带着随侍伍举登台观赏。楚灵王得意地对伍举说：“这章华台之美，天下难比了，对吧？”（“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伍举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臣以为国君以受到百姓拥戴为美，以安抚百姓为乐。不应该以土木建筑的精美为美，以丝竹之音的优美为乐。”（“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páo）竹之昌大嚣庶为乐。’”）

接下来他又说：“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问谁宴焉，则宋公、郑伯；问谁相礼，则华元、驷𬴂；问谁赞事，则陈侯、蔡侯、许男、顿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意思是：“我们先君楚庄王建造的匏居台，高不过可以观望国家吉凶的气象，大不过能够容纳宴会的杯盘，用的木材不占用国家的守备，财用不增加官府的负担，百姓不误农时，官吏不打乱日常的政务。说到宴请的有谁，是宋公和郑伯；说到有谁导引朝见的礼节，是华元和驷𬴂；说到有谁辅佐宴会事务，是陈侯、蔡侯、许男和顿子，他们的大夫们各自陪侍自己的国君。先君就靠这样消除祸乱，战胜敌国，而并不得罪诸侯。”

“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意思是：“现在您建造了这高台，使国家和百姓疲惫不堪，钱财都用光了，年成不好，百官忙于应付差事，举国上下都来建造它，花了好几年才建成。您希望有诸侯来庆贺，和他们一起首次登上高台，可是诸侯们都拒绝，没有一个来的。”

“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和谐才是美，就是说，上下、内外、大小都适度才是美的。而修建这章华台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征用了这样多的百姓，虽然确实好看，但怎么谈得上美呢？

当然，我们凭常理很容易推测，《左传》《国语》中这类长篇大论的论述，不全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夹杂着大量的后人的加工与发挥。楚灵王是《左传》《国语》中的“反面典型”，因此关于他的每一种行为，作者几乎都会引述当时贤人君子的评论，这些评论反映的更多是后世对楚灵王的评价。不论如何，楚灵王“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建造了这座宫殿园林，典型地说明了此时的楚国统治者是如何滥用民力的。楚国停止争霸步伐，外部原因是吴国的兴起，而内部原因则是政治腐化导致的民怨沸腾。换句话说，吴国能在楚国身边顺利崛起，也是因为楚国自己的内部腐化给了它机会。

五

楚灵王不光喜欢营建大的工程项目，也喜欢做楚国历史上那些篡位之君们经常做的一件事——带兵出征。

为了夺回被吴国蚕食的国土，公元前530年冬，楚灵王突发奇想地派偏师包围了徐都，自己则与主力进驻乾溪（今安徽省亳州市东南）以威慑吴人。不过到了乾溪，楚灵王没有急于研究战况，他遇到了南方很难遇到的大雪，兴致很高地出门赏雪去了。他“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xì）”，也就是说，灵王戴着皮帽，穿着秦国赠送的羽衣，罩着翠羽披风，蹬着豹皮靴子，亲自拿着马鞭，威风凛凛地出来看雪。楚灵王在所有的享受上都要追求最新最美，连军装都要引领天下的新时尚。

后来右尹子革前来拜见，看到灵王不先进行军事布置而是忙于游玩，他心中十分焦急，对灵王说道：“当初周穆王想要随心所欲，走遍天下，要使天下都留有他的车辙马迹，所以祭公谋父作了一首题为《祈招》的诗，来劝穆王收敛心志。大王，您还记得这首诗吗？”（“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

灵王知道子革话里有话，故作不知。

子革又说，周穆王就是因为听了这首诗，才没有因出游而招祸，最后平安地死在宫里。子革又背诵了一遍《祈招》。

楚灵王虽然很不高兴，但子革的一番话对他也并非没有触动。在这次出巡之前，他已经接到了有人密谋政变的消息。他自己也知道，即位这么多年来，贵族中对他不满的人很多。他能否得到善终，心里还真是没底。他顿时没有了赏雪的兴致，“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楚灵王有的只是雄心而缺乏能力。

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果然，不久之后，楚灵王的三个弟弟联起手来，带领对楚灵王的统治久已不满的贵族们，趁其领兵在外，在首都发动了一场政变。如同当初楚灵王杀掉自己的侄子一样，楚灵王的两个孩子也被他们的叔叔们活活勒死。他的三个弟弟瓜分了国君、令尹和司马三职。楚灵王慌忙带领大军，向首都进发。一路上他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军队不断哗变，连他的随从也都跑光了。他只身一人，在山中踽踽独行，农民们谁也不让他进门，以致他三天没有吃到一口饭。直到这个时候，楚灵王才知道全国上下是如何痛恨自己。

在绝望中，他自缢而死。

楚国这场著名的政变的另一个结果是楚国军队又一次大败。听到楚国政变、楚军撤退的消息，吴国军队越过边境，趁势追杀，大败楚军，楚国五位大将被吴国俘去。

格鲁塞总结边疆民族汉化的规律时说：“又过二三代后，（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义赶出长城的话）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楚国正是这样，王室贵族毫无节制地吸取民脂民膏，很快就遭到了报应。被楚灵王掏空了家底的楚国，现在已经成为它身边另一个侯国——吴国眼中的猎物。虽然吴师入郢发生在楚灵王之后，但史学家普遍认为，与“明实亡于万历”一样，楚国之衰，实缘于灵王。

一

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大事一样，“吴师入郢”这一有着多重原因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被史家简化成了伍子胥与楚王的个人恩怨。不过，正如蝴蝶的翅膀有时是风暴的起源一样，一些历史细节确实是起于青𬞟之末的微风。

楚灵王因为穷奢极欲而造成民怨沸腾，然而他的继任者楚平王仍然“奢侈纵恣，不能制下”。在他的统治下，权贵阶层仍然过度剥夺百姓，导致“民不安其土”，使楚国国力持续下降。楚平王的一次荒唐举动，更造成了春秋史上另一次更著名的智力输出。

楚国的贵族伍氏一直贤人辈出。在楚灵王时代，伍举敢于在章华台上直言进谏。在平王时代，他的儿子伍奢因为贤明出众而成了太子建的太傅。然而不幸的是，正是这一任命让他身遭奇祸。

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为太子建聘秦国公主伯嬴为妃。第二年，伯嬴被迎娶到楚国郢都。不料公公一见到儿媳，就被她的美艳惊呆了，居然将太子的妃子据为己有。

这一变故使尴尬而愤怒的太子建与楚平王渐生嫌隙，太子建后来逃离了楚国，造成了轰动天下的新闻。楚平王认为儿子逃走是太傅伍奢没有教育好的缘故，一怒之下，将伍奢的家人，包括其子伍尚诛杀。伍奢全家只有他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幸免。

伍子胥与孔子同一时代，从小“勇而多谋”的伍子胥历尽艰难逃出了昭关，来到吴国。如果说巫臣的第一次“智力输入”令吴国脱胎换骨，那么伍子胥的第二次“智力输入”更是令吴国如虎添翼。

不过，巫臣入吴时已经是天下闻名的政治家，所以马上受到礼遇。而刚刚到达吴国时的伍子胥却是一个无名之辈。公元前522年，衣衫褴褛的伍子胥出现在吴国街头。他满面尘土，饿得站不起来，只好匍匐在大路上，伸出手去，向吴人讨饭。《战国策》说他“夜行而昼伏，至于菱水（即漂水，在今江苏省溧阳市境内），无以饵其口，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也就是说，楚国对他的追捕很急，他只能昼伏夜行。到了吴国之时，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只好乞食于路。

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7年之中，他只是吴国贵族公子光的一名普通的食客。不过，伍子胥从来没有动摇过杀回楚国的信念。他的余生就只剩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复仇。

公元前515年，一位名叫专诸的刺客改变了吴国的历史。他用一把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杀了吴王僚。这场由伍子胥策划的政变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登上了王位，使其成为新君阖闾，也使他自己登上了吴国政坛，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二

公元前516年，在位13年的楚平王享尽荣华富贵后去世，楚平王夺太子建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即位，成为楚昭王。楚国君臣们安然享受着祖先们创造的财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小国吴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战争大戏。在为父兄复仇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伍子胥导演了一场春秋史上最精彩的进袭战。这场战争，不但将使楚国的百年古都化为一片灰烬，也将使楚国走向灭亡的边缘。

如同一个国家上升期的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吴王阖闾也知人善任。为了谋求霸业，他大胆任用外国客卿，除了重用伍子胥外，他还将另一名楚人伯嚭（pǐ）用为参谋，任命从齐国奔吴的孙武为将军。伍子胥遂与孙武一起，日夜操练吴军。

虽然对最终战胜楚国很有信心，但是伍子胥认为楚国现在还有相当的实力，在最终出兵伐楚之前，要进行一个必要的铺垫。伍子胥为阖闾献上了著名的“三军疲楚”之计。他对吴王阖闾分析道：“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左传·昭公三十年》）也就是说，楚国权力分散，决策层优柔寡断，很难下决心。他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轮番去骚扰楚国。楚国君臣耽于享乐，只会疲于应付，下不了决心伐吴。这样，持续的骚扰战，便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国国力。等楚国国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以三军攻之，胜券自然在握。吴王马上依计而行。从此楚国就面临了“无岁不有吴师”的局面。吴国连续出战，声东击西，在水陆两线多次击败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

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楚国国力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攻楚。

伍子胥深知，吴国毕竟是一个小国，要击败楚国这样的大国，只能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直取要害，力求一击致命。吴军采取了突袭战术。《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说：“吴军这一深远迂回的战略奇袭，在实施战略机动时，完全出乎楚人意料，兵不血刃，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吴军奇迹般地出现在汉江边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闪电战”的典范。

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吴人的军事技术已经达到天下一流，与此同时，吴国人血液中那尚武好战的蛮族因子还没有稀释。也就是说，吴国正处于蛮夷文明与中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上，这也就意味着它的战斗力开始超过老迈的楚国。

楚昭王仓促集合军队迎战，在汉江边被吴军击败，只好后撤。吴军的进军速度令楚军无法想象。《吕氏春秋》说：“吴阖闾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左传·定公四年》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往往是败逃的楚国刚刚停下来做饭，吴军就已经赶到。楚军只好弃灶饿着肚子逃跑，而吴军吃完楚军做的饭，继续追击。就这样，吴军五战皆捷，势如破竹，攻破了郢都。

楚昭王逃亡到属国随国。伍子胥率领吴军浩浩荡荡开进郢都。伍子胥命令将士将郢都夷为平地。吴师“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淮南子·泰族训》）。郢都中火光冲天，一座座豪华的府第在大火中倒下。

接下来，伍子胥又带领一支军队，来到楚国王陵。他命人将楚平王的陵墓挖开，拉出楚平王那已经腐烂了的尸体，拿起马鞭，狠狠地向尸体抽去，足足打了300鞭，才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三

虽然伍子胥灭了楚都，但是楚国后来的大诗人屈原却好几次写诗歌颂他，表示“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我要投入大海啊，去追随伍子胥的灵魂”）。先秦的史籍，比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提到伍子胥，都是肯定他的光辉事迹的，说他是“烈丈夫”。因此，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人。

确实，伍子胥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楚人的性格，即热烈和执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著名的复仇故事大多以楚人为主角。

不过，如果放在后世，伍子胥可能就不再是正面形象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亲被杀就叛国投敌，攻打自己的祖国，在后世的价值标准中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应该被骂为“楚奸”。后世岳飞和长子岳云都被宋高宗冤杀，如果岳飞其他3个儿子投奔金朝，帮助金朝灭了宋朝，肯定没有任何人去歌颂他们。

那么，为什么伍子胥在先秦会受到肯定呢？

因为在先秦，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与后世并不一样。在先秦，中国社会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周王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周王的亲人又在自己的小国之内，再进行层层分封。因此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君重要。《郭店楚简》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思是说，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君。但不能为了国君不管父亲。因此儒家认为，血缘原则是最重要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给父亲报仇，是绝对正确的，别管对方是不是国君。

因此，伍子胥在逃离楚国时才可能与自己的好友、楚国大夫申包胥发生这样一段对话。《左传·定公四年》载：“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通“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当年他对申包胥说：“我必灭楚。”申包胥答道：“你若灭楚，我必复楚。”

申包胥是伍子胥青年时代的好友。他同情伍子胥家族的悲惨遭遇，认为伍子胥为父报仇，是正义之举，无可指摘，所以他才说“勉之”。但与此同时，他不能因为与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因此又说“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

因此，郢都被攻破之后，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跖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淮南子·修务训》）。

他跪在秦哀公面前，向秦国乞师：“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左传·定公四年》）

虽然秦国与楚国是盟友，但是兴举国之兵援救，仍然是一件不好下决心的事。老谋深算的秦哀公说：“你先下去休息吧，让我再考虑考虑。”

申包胥哪有心情去休息。他就站在秦宫墙外，放声痛哭。史书夸张地描述说，他“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左传·定公四年》）。

历史演义一直说，秦哀公是被申包胥七日七夜的痛哭打动，才派出兵车500乘以救楚。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样富于传奇性。其实，在这个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晚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如前所述，春秋晚期晋、吴成为一派，而秦、楚、越成为另外一派。两派之间，形成明显的链式制约关系。远交近攻，从那时起就是不变的国际关系规律。秦国与晋国是多年的宿敌，那么晋国的盟友吴国自然也就是秦国的敌人。表面上看，秦哀公是被申包胥七日七夜的痛哭打动。而事实是，秦国稍作推辞，只是为了提高出兵的要价。即使楚国不承诺什么，秦国最终也会出兵，因为秦国救楚，表面上是抵抗吴国，实际上是在抵抗邻居晋国的霸权。

国都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楚国各地民众自发组成义勇军，沿路打击吴国军队。而秦人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尚武的楚人与吴军开始相持。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以寡击众，国力有限，随着战争的延长，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在经过几次战败后，吴军不得不带着战利品撤回国内。楚国幸存了下来。

虽然国家没有灭亡，但楚国也因此战而失去了霸主地位。蛮夷小国吴国得意扬扬地向天下宣称，它成了新一任霸主。“吴国势力的崛起及其屡屡不断地西向侵楚，是晋楚争霸的主格局向东南方的延伸。”（冯立鳌：《列国政局的五百年云谲波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