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杨赛：《先秦乐制史》

先秦乐制史

作者：杨赛

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定价：120元

ISBN：9787556606689

作者简介

杨赛

杨赛，文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兼任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宜宾学院教授、上海大学诗词创作研究院副院长、四川音乐学院王光祈学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为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音乐文学、中国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学和艺术学理论。出版专著《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中、英文版）、《任昉与南朝士风》《先秦乐制史》《乐记集校集注》《中国音乐文学》等，主编、创作《唱响中国梦》原创歌曲集、《唱响新时代》原创歌曲集，创作歌词六十多首，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整理传唱古谱诗词歌曲一千多首，主编《中国历代乐论选》《中华古谱诗词精粹》《中华古谱诗词歌曲选》等教材二十多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级课题八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上海人才发展资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等省部级课题三十多项，获得省部级创作奖、研究奖、教学奖二十多项，培养卓越青年艺术人文创新型人才三百余名。

内容简介

《先秦乐制史》获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取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建社20年来的历史性突破。同时，本书还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项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项目资助。

先秦音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华礼乐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制作《云门》《大卷》《咸池》，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颛顼效法黄帝乐理制作《承云》，大大丰富了器乐的表现力。喾制作《五英》，将礼乐与行政联系起来，依时节举行祭祀，并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尧制作《大章》，反映了礼乐从崇天德到崇地德再到崇人德、从敬先王到敬人王，不断完善。舜制作《南风歌》，宣扬自己的孝道和政绩，开创了弦歌治国的模式。禹制作《大夏》，以弘扬历代先王的功德，团结各大宗族势力，宣扬治水的功绩，实施礼乐教化。汤制作《大获》，展现汤的赫赫武功，威慑各个方国；又增修《大濩》，宣扬德政，笼络百姓，吸引方国归附。《商颂》主要颂扬契、相士、汤、太戊、武丁等的功德。周公广泛吸收黄帝、尧、舜、夏、殷诸部族保存的前代礼乐成果，建立一个丰富的、包容的、开放的、集大成的礼乐体系与诗乐体系，周以诗乐陈德，以诗乐化性，以诗乐化俗。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诸侯国渐次崛起，形成了各地的音乐文化。秦努力继承周的音乐传统，秦的女乐在对西戎的交往中保持相对音乐优势。秦民间音乐丰富多彩，声乐技术很高，音乐理论发达。

目录

序言

杨朝明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杨赛君自上海来，以《先秦乐制史》文稿见示，又托序于我。我既乐观其成，又深感力不从心。中华礼乐文明为中国古代社会确立了思想、制度、道德、行为的坐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我长期关注的学术领域。

中华礼乐文明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到周代臻于成熟，出土的周代礼器乐器非常丰富，向我们展示了礼乐文明的盛况。周的礼乐制度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继承前代礼乐，特别是夏、商二代礼乐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按照《礼记·表记》的说法，我们可以称夏为尊命文化、商为尊神文化、西周为尊礼文化。考古发掘证明，龙山时代即出现了礼器，产生了礼制。

但是，从上古到周代数千年间，礼乐文明的发展演变情况却很难从考古文物找到清晰完整的线索。在孔子时代，夏以前的礼乐文明，就说不清楚了。杨赛君的《先秦乐制史》搜集了大量文献，包括此前并不为研究界所重视的音乐传说史料，比较清晰地描绘了先秦礼乐发展的轨迹。

礼乐萌芽于远古伏羲氏、朱襄氏、葛天氏和炎帝，创成于黄帝，在颛顼、帝喾、尧、舜、夏、商经过了曲折的拨乱反正，在周代集其大成。数千年的先秦礼乐文明渊源有自，传承有本，根深叶茂，从未断流。尽管很多文献属于后世根据传说补记，还夹杂着乖戾荒诞之说，很难考实，但作者采用原本以表末、释名以彰义、敷理以举统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还结合了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去伪存真，收放自如，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商乐制部分，以《诗经·商颂》五篇为主要材料，跳出汉、唐以来论者商诗、宋诗之争，借用仪式音乐的研究方法，将《诗经·商颂》各篇看作历代商族祭祖的续加与累积。

据了解，杨赛君曾到民间仪式音乐的现场做了大量调查，录制了上百小时的音频、视频材料，写了不少论文，对仪式音乐的环节、人声与器声的配合等都有很真切的体会。周代礼乐的部分，他在《诗经》上花费了不少笔墨。

杨赛君整理了上千首古谱诗词，创作、出版了六十多首歌曲，有丰富的音乐文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擅长分析歌词。正是用足了他的长处。至于音乐考古、乐律学的部分，可以由其他专业学者来完成。

孔子竭力恢复文王、武王、周公建立的礼乐制度，不过当时礼崩乐坏的大势已定，他无力回天。孔子与弟子们勉力做礼乐文明的传承者与践行人，将礼乐思想浸润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为礼乐文明的传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礼乐文明的本质，是由追求人心与自身和谐为基础，进而追求人与他者、人与族群、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与适用，限制强者，照顾弱者，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减少矛盾冲突，维持自在和谐的生活状态。礼是外在的律令，而乐是内心的认同。礼乐相须为用、相和为美、相生为长，是当时最根本、最高效、最科学的社会治理手段，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是中华民族团结的文化纽带，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杨赛君十多年来致力于《乐记集校集注》的研究，对于礼乐的本质、礼乐的功用有较清晰准确的把握，研究礼乐的渊源，自然得心应手。

自近代以来的百余年，由于受到西学压倒性的影响，人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很多的疏离，很多礼乐活动也被扣上封建礼教与迷信落后的帽子，谁都可以上去打几棍子。礼乐文明被置于现代化、全球化的对立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现代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学科分类过细过严，礼乐文明被割裂，得不到充分完整的研究，对礼乐文明的认识也很片面、局限。不言而喻，要更好地继承中华文明精华，要使中华礼乐文明成果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融入世界文明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几年前，我们就致力于中华礼乐文明学术研究，就是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加入这支学术队伍。道宗华夏，学究天人，新时代青年学者要做有担当的学问，要做有根底的学问。杨赛君多次应邀到曲阜参加观礼与研讨活动，我们有过不少学术交流与互动。他受过扎实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术训练，又长期在上海音乐学院执教中国音乐史学、中国音乐文学、中国音乐美学等课程，对于乐学有很深的了解与同情，正好满足了学术界对乐学的期待。我个人衷心希望他能以此书为开端，完成《中国乐制史》系列，为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学术搭建新的桥梁，合力为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后记

礼制史与乐制史

杨赛

研究中国音乐制度起源、传承、发展的历史，剖析与重构中国听觉制度体系，是我的学术夙愿。二十年前，我随陈戍国老师学习中国礼制史时，就结下了这个学缘。

我的学术起步，正好赶上新世纪的曙光。1998年，我好不容易得到宝贵的学习机会，终止了任职三年的乡村中学教职，负笈岳麓山下，到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开始新的求学旅程。一年多的新鲜而又紧张的本科学习后，我斗胆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运气还不错，居然考过录取分数线。那时大美学的余温尚存，我报考了文学院文艺理论专业方向，招生方说该专业方向招生名额已满，把我调剂到古代文学方向面试。在面试考场，我第一次见到陈戍国老师。他坐在一排考官中间，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青蓝色中山装外套，领口略微发毛，头发花白稀少，头总是保持微微向右上方昂起，有一些傲慢的样子。我看着不免紧张。不记得哪位老师问到一个关于史部的题目，陈老师接过话头说：“二十四史，敝人倒是看过好几遍。”我听了有点犯怵，我是突击考研，连《史记》都没有看全，更遑论通读二十四史了。

我最终被录取了，分到陈戍国老师门下，研习先秦文学。我深知自己的底子薄，不得不笨鸟先飞，还没等到正式开学，暑假期间，就冒昧一路寻到陈老师家登门求教，请老师先给我开个书单，我好提前补点课。见了面，陈老师招呼我坐下，没怎么寒暄，就谈起了学问。他说，《诗经·周南·关雎》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句子，通行的解释是君子最终把这位淑女娶回家，婚礼用琴瑟和钟鼓作乐，这是不对的。据礼制，晋以前婚礼上不用乐，唐代上层社会婚礼才开始用乐。

以礼解《诗》，是陈老师治《诗经》的特点。陈老师曾在沈文倬先生门下学礼，他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撰写了整套《中国礼制史》，在礼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注《诗经》，往往能从礼的角度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临别，陈老师惠赠我一本由他点校的《四书集注》。我捧着这本书背了一个暑假。陈老师把校注经书当作他平生四大功业之一，先后完成了《四书校注》《五经校注》《左传校注》等。陈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埋头治学的精神，实在令我感佩。我在读书笔记《以礼注诗麓山下——评陈戍国教授的〈诗经校注〉》中写道：

“戍国先生居岳麓山下，占一南窗，一桌，一椅，一书橱。书橱内没有杂书，书桌上没有杂物，心中没有杂念，几十年来如此。”⁽¹⁾

没想到，等我过完暑假来校报到，陈老师却要调到岳麓书院。我没有机会得到陈老师的面授，但读史，即成了我学术的入门。我被调配到郭建勋教授门下。郭老师是辞赋学名家，我研习的重点，由先秦下移到汉代，由经部跃过史部跨到了集部。我经常一个人爬到岳麓山半山腰，坐在松树下向阳的坡地，面朝湘江水，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读了好几遍，怎奈记性不好，悟性又差，耗时虽多，并没有太多的收获。好在青天白日，鸥鸟自闲，也是一种享受。硕士毕业后，我考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随曹旭老师研习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写毕业论文《任昉与南朝士风》，又反复翻检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好几本史书几乎是竖着读的，放到历代典章制度中比照着读，这样能发现更多的历史规律。博士毕业后，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同时随韩锺恩老师做音乐美学专业方向博士后研究，课题是《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这时精读《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诸子及其注本。博士后出站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随汪涌豪老师做了三年文艺学博士后研究，课题是《乐记集校集注》，因为涉及经注，又着重把历代《礼记》注释做了梳理。中间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学院随巴德胜老师和安海曼老师做了一年的艺术符号学研究，把诸子中的相关论述又读过几遍。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几个不同的学科中流转，事多且杂，学泛且滥，识浅且陋。

韩锺恩老师见我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史料，建议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开设《中国音乐史料学》课程。老实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每到上课的前几个晚上，我一想到教室里坐着中国音乐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就睡不着觉，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该怎么讲。我此前看到音乐史料，都会跳过去。现在又要把那些忽略的材料捡回来了，重新消化。好不容易把第一轮课讲下来，并形成了初步的讲义稿。学生们反响还不错，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2007年，我将《中国音乐史料》学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成功申报了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并获得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的支持。《中国音乐史料学》之外，我还开出了《中国音乐文学》《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中国历代乐论选》等研究生课程，每年都有百余名各个音乐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选修。我边教边学，以教逼学、教学相长，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文学的史料一点一点积攒起来，联系起来。

受到陈老师学术的影响，我对中国音乐制度史特别关注。中国乐制史并不受音乐学界重视，研究水平与中国礼制史还有很大差距。沈文倬先生说：“吾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惜吾礼义大邦之礼制史，还未曾有。”⁽²⁾陈老师所著《中国礼制史》洋洋六卷，弥补了这一学术空白。然而，自古以来，礼与乐通常并提，是人类文明永恒的论题，凡用礼必须用乐，用乐必须合礼，乐制研究必须加强。陈老师说：“只就礼与乐的关系作了一些引证，至于构成礼乐本身的各成分的研究，有待专门之家为之。”⁽³⁾

李纯一先生提出：“必须建立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体系。”⁽⁴⁾这个体系包括既包括史料、理论、方法的重建，也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撰写。我想写一部《中国乐制史》，以国家音乐制度的制定、执行作为主线，把历代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联系起来。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说：“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⁵⁾我们可以梳理出自黄帝到清代历代音乐制度相因相革的发展历程，对丰富和完善中国音乐史学体系，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曹旭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带学生就像种丝瓜，一把丝瓜籽埋在泥土里，总会有籽长出苗，总会有苗结出瓜。做中国乐制史研究，就像种树，得花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攒齐了阳光、氧气、水分和肥料，就会慢慢发芽、抽枝、开花、结果，长出一片崭新的学术丛林。

(1) 杨赛：《以礼注诗麓山下——评陈戍国教授的〈诗经校注〉》,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7月1日，B09。

(2)沈文倬：《〈先秦礼制史〉总序》，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3)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4)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页。

(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