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明 | 资本主义：和平福音还是战争祸端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提要

在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不仅否认资本主义倾向于战争的论断，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是和平的福音。但国外“左翼”学者批判指出，战争内在于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之中，战争可以为资产阶级带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利益。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战争始终是贯穿于其中的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就是一部充斥杀戮和掠夺的野蛮史。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强度和频率在降低，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打着“自由”“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成为战争的“制造者”，这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战争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能与战争绝缘，人类只有完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摆脱战争。

国内外学界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焦点放在经济危机、生态问题、贫富悬殊、政治压制等问题上，对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较少，而此论题有希望成为资本主义批判领域新的生长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却宣称，相比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更偏好和平。本文将以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分析国外左右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驳斥资本主义有利于和平的论调，论证资本主义偏好战争的原因，得出人类社会终结战争的希望在于社会主义的结论。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至今伴随着战争，但仍有学者无视资本主义的战争偏好，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战争。为了更客观地把握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了解资产阶级右翼学者的观点。

第一，战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显示出比其他制度更强的好战性。持这种立场的学者试图淡化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联系的特殊性，将战争视作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英国学者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认为，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以及古典和中世纪时代的城邦都发动了许多战争，即使社会主义制度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和平。哈里森指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战时，也在为战争准备着，为实现其目标毫不退缩地使用军事力量。按照哈里森的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其他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一样都难以避免发生战争，将战争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自洽。哈里森甚至更有攻击性地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战争。他认为，根据历史证据，资本主义只有在被一个坚定的政治事业吸引和推动下才会发动战争。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自由资本主义似乎与战争没有什么共同点，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侧重点是私人利益、权力分散和个人自由。相反，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社会中，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似乎在战争中比在资本主义上具有更多的共同点。按照哈里森的分析，战争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资本主义因为推崇个人的权利，所以不容易牺牲个人的生命而发动战争，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更容易调动个人参加战争。

第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有利于确保和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相比于封建经济，市场经济下的资产阶级是要算计经济利益的，出于战争对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他们会反对诉诸武力。熊彼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结构和态度资本主义化越完全，这个国家越是主张和平——越倾向于计算战争的代价。”迈克尔·穆索（Michael Mousseau）也认为，市场资本主义可能是民主合法性、强大的国家机构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永久和平的首要原因。在他看来，从1961年到2001年，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内战、叛乱或起义，原因在于：一是在契约丰富的经济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雇主，并定期从市场上的陌生人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在彼此的权利（契约权）和福利方面都具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二是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在生产法律和秩序的公共产品，可靠而公正地执行合同，并尽一切努力促进市场增长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按照穆索的观点，由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会更加渴望和平的环境。 

第三，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融为一体，降低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言，自由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必然趋势，全球化为无限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将给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国家最低限度的经济干预措施保证了可持续的繁荣，自由贸易需要并支持和平，通过经济竞争，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以超过其他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借助战争。福山就认为，由于历史的终结，人类必然在国际关系的和平化上有长足进步。通过观察20世纪80年代末的变化以及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蔓延，他认为未来战争的可能性将降低，当前模式已经将自由主义传统与贸易发展和和平联系起来，这样的观点在国外右翼学者那里有着广泛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论断：如果利用经济自由指数去衡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程度，凡是1970年至2013年内战爆发的较低风险地区，经济自由指数都比较高。相反，在经济压制程度越高的地方，被定罪的暴力行为会越多。即是说，自由化与和平之间紧密相连。

第四，资本主义民主有利于和平的实现，“民主和平论”在国外学界政界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哈里森认为，战争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没有证据表明，私人企业对战争、征服、剥削或奴役的兴趣大于在其他社会形式中运作的私人或官僚利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自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之间就形成了“和平俱乐部”。齐韦·毛兹（Zeev Maoz）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认为，民主国家一般容易与非民主国家发生冲突和战争，而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暴力冲突。原因在于：民主以及其他因素会遏制冲突。在他们看来，规范模型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抗争，因为妥协与合作规范会阻止其利益冲突升级为暴力冲突；结构模型表明，复杂的政治动员过程对互相冲突的两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施加了制度上的约束，使暴力冲突不可行。以此来看，如果民主国家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发生战争，那么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后者来承担，前者扮演着“正义的”角色。

分析来看，资产阶级右翼学者上述的观点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其一，从现实历史看，二战后，局部冲突和动荡不断，战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威胁，资本主义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其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确实没有发生内战或动荡，但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将战争转移给其他国家；其三，二战之后，没有再次发生世界大战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联合国设立、核武器存在、二战创伤记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资产阶级辩护者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和平的福音，它极大地减少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战争。但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战争始终是贯穿于其中的手段和工具，从资本主义的产生来看，资产阶级“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始积累充满了野蛮和杀戮，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资产阶级到处杀人越货。为了夺取美洲丰富的金银，无辜的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为了扩大对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历史上的两大经济体印度和中国先后成为被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为了满足资本家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非洲人民成为猎获和交易的对象。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倡导的所谓“自由”，不是各个国家的主权自由，也不是各个地区民众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而是资本和贸易的自由，先发国家随意对落后国家发动战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对外野蛮，对内也毫不手软，尤其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臭名昭著。在那里，为维持生计而劳作的村民被强行驱逐出去。被剥夺土地的人或者因为是无业游民而被捕，或者因为偷窃食物而被绞死，或者被迫进入工厂或作为契约佣工被运往殖民地，那里许多人死于精疲力竭、营养不良和殴打。到了18世纪末，大多数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为保护其共同利益而组成工会的工人被监禁，被送往国外的刑事殖民地，有时被绞死。工业革命的率先完成为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两样武器：一是廉价的商品，它可以摧毁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方式，让手工业从属于机器工业，让无数的小生产者破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二是先进的武器装备，任何试图以闭关的方式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会面临着军事恐吓或粗暴侵略。无怪乎，马克思会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概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扩张性，目的是将整个世界标准化和模式化，反对全球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都会被以“文明”的名义征服和同化。

进入19世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一己私利而对外发动掠夺战争，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列宁痛斥那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而掀起连绵不断的战争。对于中国在近代的遭遇，列宁极为同情，他质问道：“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随着俄国加入对中国的侵略行列中，列宁也将批判的对象转向俄国，他说：“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显然，战争满足了统治阶级的私欲，却由广大无辜的人民群众承受代价。

列宁批评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在19世纪只是表现为局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相对有限，但到了20世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海外市场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人类文明遭受空前浩劫。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民族、领土、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但主要是资本竞争的结果。具体而言：一是关税战争引发各国间经济的摩擦和政治的紧张。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有关税摩擦的因素，资产阶级积累的大量资本和生产的大量产品需要市场的不断扩大，他们不希望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为此采取较高的关税和更严格的进口配额以保护本国市场，由此引发关税战。二是国外市场的争夺日益激烈。在本国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以殖民地形式存在的海外市场对于确保资本主义国家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的出路至关重要。一战爆发前，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海外市场而进入白热化状态；二战爆发前，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统治者认为，“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以此为战争寻找借口。两次世界大战极具破坏性，导致数以千万计人口的损失和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停下战争的脚步，为了占据地缘优势、攫取资源、开拓市场等，它们不惜入侵朝鲜和越南，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导致被侵略国满目疮痍。

综上，从表现样态上看，资本主义从诞生至今始终与战争相伴，并没有像资产阶级辩护士所宣扬那样成为和平的盾牌。此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飞跃发展，投入战争的武器装备也在不断更新换代，这些武器的威力更烈、杀伤面更广、环境破坏更大，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损失也更加难以估量。

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为美化资本主义，试图撇清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甚至得出资本主义有利于和平的论断，对此，国外有识之士认为，民主不是和平的保证，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扩散也不是和平的保证。“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它全副武装以对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对手。”

第一，战争可以为资产阶级带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利益。战争既可以让相关的军火资本家大发横财，又可以借机点燃民族主义的怒火，将民众的矛头由内指向外。查尔斯·德伯指出：“战争文化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基因中，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当民众高举大旗支持军队时，对敌人的仇恨就深深渗透至国家情感中。由于工人们已被金钱化了，对华尔街和其他公司内首席执行官们的愤怒，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危险因素。但在战争系统中，他们的愤怒和绝望，却被那些坐在房间里的千万富翁引向了外国敌人。在一场普通战争中，工人与首席执行官们联合起来，共同支持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德伯对资本主义战争的解释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战争给资产阶级带来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好处，他指出：“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尤其是一战的爆发将资产阶级的这些伎俩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为了应对战争，俄国每天耗费5000万卢布，其中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000万甚至更多的数目成为资本家和官吏们的“正当收入”。另一方面，各国的工人被本国政府蛊惑，在战场上相互厮杀，资产阶级达到了利用战争转移视线和分裂工人的邪恶目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分裂工人？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能否联合起来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关键，而民族战争将会造成工人阶级的相互敌对和仇视，阻碍他们走向联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

第二，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范妮·库仑（Fanny Coulomb）和雅克·丰塔内尔（Jacques Fontanel）认为，“民主治下的和平”思想（即民主制度内在地是和平的，不会在它们之间产生战争）仍然有待历史经验的证实。他们认为，二战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原因是：一方面，冷战导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存，这阻止了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另一方面，包括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区域协定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也限制了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国际紧张局势。在他们看来，一战的爆发表明自由贸易并不能有效制止战争，因为尽管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使所有国家之间贸易和金融依存关系成倍增加的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战争还是发生了。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问题上，前者并不总是有效的：一是民众的舆论有被误导的可能。库仑和丰塔内尔认为，尽管战争有损于公众利益，但如果考虑到对战争感兴趣的团体（包括领导人可能在维持国防高预算方面有利益考量）可以操纵公众舆论使其支持侵略性外交政策，和平的承诺随时会被打破，即使是在民主政权中，一些领导人也可能对战争感兴趣。二是民众对军事决策没有民主控制。军事决策要求很强的专业背景，非一般民众所能参与。如果外部威胁被夸大并被用来增强军事机构的力量，那么民众对此无法有效约束。现实中，通过竞选资助和带动就业，国会议员与军备公司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民主制度不是保证和平的充要条件，反而赋予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合法性”，沦为战争的工具和帮凶。

第三，企业间激烈的国际竞争会加剧战争的风险。经济全球化让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但也让经济竞争愈演愈烈。为此，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对内竭力实现和平，为剥削提供稳定的环境。克里斯·哈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财富是通过在工厂和矿山里剥削工人而获取的，任何发生在本国之内的战争都会使它遭到破坏。所以，每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希望在国内保持和平，而对国外发动战争，一方面鼓励人们相信“军事美德”，但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抨击“暴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完全矛盾的方式将军国主义的颂扬与和平主义的言论结合在一起。二是对外不惜发动战争，为本国的资产阶级企业站台。哈曼认为，随着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同国家大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具有国际性，没有一个跨国资本主义政府可以约束这种竞争。相反，每个民族国家都尽其所能地帮助其资本家获得优于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不同资本家的生死斗争可以变成不同国家之间以大量毁灭性武器进行的生死斗争。基于此，有人将希望寄予联合国。但在哈曼看来，即使联合国也无法预防战争，联合国只不过是一个带着战争冲动的不同国家相互角逐的舞台，他们在那里相互比较自己的优势，就像拳击手在比赛前彼此估量一样。如果一个国家或联盟远比另一个国家强大，那么双方都将看到那是一场胜负已分、毫无意义的战争。但如果对结果有任何疑问，他们只知道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开战。总之，帝国主义国家虽然竭力要为战争寻找各种借口，但从本质上看，“武力干涉意在为跨国公司打开新的市场，为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保护以及保障全球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战争的动机也是因为急于为剩余资本寻求新的机会”。

以上三点都可以归结为根本一点：战争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重要工具，或者说，资本主义离不开战争。分析来看，一是战争分化了工人阶级这一私有制最强劲和最可能的终结者。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从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根基，而战争使得参战国的无产阶级很难视彼此为阶级兄弟，战争所产生的民族仇恨在很大程度上对阶级联合构成抑制。二是垄断全球资源的资本家可以从战争中大发横财。战争会加剧武器、石油、运输工具、民生用品等物资的紧张，手握这些物资的资本家可以坐地抬价、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三是战胜国可以通过获得战争赔款、控制原材料和扩大市场等方式，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四是资本家可以从战后重建中牟利，战争会摧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战后就需要进行哈维所说的空间修复，过剩的资本就有了新的攫取利润的空间。

从学理上分析，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内含着两层逻辑：一层是战争对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另一层是资本主义存在诱发战争的因素。上文已经对第一层的逻辑进行了分析，我们来重点考察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如何引发战争。从经济基础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对生产资料实行排他性占有的制度，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这客观上会加剧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就国内关系来说，伴随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来的是，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难以调和的矛盾，内战的风险会增加，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而挑起外部战争的可能性也在提高。就国际关系来说，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会以战争的方式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所需的国外市场也会不惜以战争的手段对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起挑战。从政治上层建筑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机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加剧了战争的风险。在战争对少数资产阶级有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机构能够以“合法”的程序通过战争的决议，人民群众对战争的制约性较小。从文化上层建筑来看，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斥着暴力美学。美化战争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他们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思想，为战争造势。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这个超级大国退出历史舞台，美苏霸权之争落下帷幕，但世界没有迎来人们期盼已久的和平，相反，资本主义美国凭借其先进的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肆意发动战争，成为人类社会和许多热点地区的不稳定力量。当前美国在军备方面的支出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在海外建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冷战结束以来历次有重大影响的军事行动，美国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其继续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昭然若揭。频繁的战争对于普通的美国公民来说，代价很高，因为军事支出占用了联邦支出中相当一部分的份额，用于民生相关的支出相应地减少。恩格勒批判指出，军事支出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提供了一些工作，但远不及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的工作数量，花在军事上的收益也不能用于公共服务。与大多数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没有为人民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城市基础设施已经腐烂，美国在教育和非军事研发方面落后。结合资本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第一，战争滋养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壮大，是美国崛起的助推器。历史上的美国大多是战争的受益者，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美国本土都没有受到战火袭扰，而且都极大消耗了潜在对手的实力。一战开启了欧洲霸权的削弱和美国领导权的上升，“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已转到大西洋彼岸”。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国家成为一片废墟，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名副其实的霸主。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为本国过剩的资本、产品和产能寻找盈利场所，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经济优势，政治上也达到了进一步控制欧洲的目的。

第二，战争让美国控制重要战略资源和战略要地，维持自身世界霸主的地位。当今，中东地区成为火药桶的根本原因是石油资源丰富。针对美国侵略伊拉克，有人讽刺道：“如果伊拉克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西兰花或香蕉，那么入侵就永远不会发生！”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指出，“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除了资源上的考虑之外，遏制战略对手的发展也是美国借由战争达到的目的。易卜拉欣·奥德（Ibrahim G.Aoude）认为，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占领是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的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通过征服来解决对其统治所构成的挑战，中东一直是美国维持对西欧的控制以及确保对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遏制的全球战略的核心。包括中国、欧洲和日本等都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美国试图通过控制中东的石油，来卡住他国发展的脖颈。从经济利益上分析，美国维持自身霸权的根本目的是确保本国资产阶级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以获取超额收益或利润。

第三，战争是输出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手段。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美国是当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将资本主义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其预设前提是：如果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内核的民主是美好的，并且如果可以将其与美国生活方式相等同，那么更多的民主或更多的资本主义将更好。带着这种“优越感”，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经常以自己的标准来随意评判他国的政治制度，划定所谓的“无赖政权”，为打压、制裁甚至侵略他国寻找借口，改造其他国家和输出“华尔顿共识”成为美国扩张主义政策的重要目标。有学者就指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行动背后有扩大新自由主义的动机，占领伊拉克后，它试图将其改造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只有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强势的美国资本才能突破他国政府的监管而渗透到赢利的相关领域，进而控制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即为美国的资本家服务，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之一。恩格勒指出，军事力量的全球影响力使美国公司可以利用全球最便宜的资源；使美国的金融利益集团有能力迫使穷国把偿还债务的费用放在人民的迫切需要之前；为美国资本家提供了将就业转移到国外的保障。军费开支所产生的巨额利润，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式军事—工业—国会—媒体综合体，它们在促进和发展军事工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战争方面有着共同的既得利益。转移给军事承包商的数千亿美元税收中，当作为政治竞选捐款加以回收时，即使有很小一部分，也可以而且确实会在选举和立法方面影响平衡。对于美国的资本而言，军国主义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对军火商们来说，“最适合他们口味的不是一个‘国际联盟’，甚至也不是一种‘均势’，而是一种动荡的局面，在这一个国家或那一个国家制造着紧张的局势，致使全世界的军备开支达到最高峰”。库仑和丰塔内尔也指出，虽然军事支出在日益增加的美国债务中的角色不可忽略，但军国主义和对外行动也有助于维持美国的经济实力。国防预算除了能确保石油供应和对研发的资助问题外，美国作为当今无可挑战的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是关键的：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决定了它们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并因此流入持续增长所需的资本，以及决定了美元的相对稳定，还决定了软实力的有效性，也就是外交影响力，这对影响国际规则和贸易协定是有用的。同样，弗里德曼虽然主张，全球化能够带来和平，但他也承认“如果没有设计美国空军F-15飞机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麦当劳就不可能兴旺。那只维护世界安全以利于硅谷技术繁荣的隐形拳头，叫作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综上，与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知道，没有一个强大的美国，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稳定”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打着“自由、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成为战争的“制造者”，这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战争的内在联系。

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像一些和平主义者那样，反对一切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不能回避正义战争。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有三种战争是正义的：一是帝国主义统治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对于被压迫和被侵略民族来说，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二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都有引发国内战争的可能，对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来说，争取国内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三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在各个国家极不平衡，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必然会引起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围剿行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样的卫国战争无疑是正义的。

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抢占他国领土，掠夺海外财富，转移劳动群众对国内政治危机的视线，分裂工人阶级等，所以列宁反对参战国政府打着“保卫祖国”的旗号号召本国工人参军入伍。在列宁看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对此，列宁提出的应对之策是：一是无产阶级应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要维护本阶级的团结，捍卫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二是无产阶级如果无法阻止反动战争，那么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三是战争造成了最尖锐的危机，加剧了群众的灾难，无产阶级应该借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换言之，资产阶级想通过发动战争来分化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可以顺势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埋葬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内战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列宁指出：“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悲剧，彻底消除战争而迎来永久和平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希望。那么，战争何时能终结？马克思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能与战争绝缘，人类只有完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摆脱战争。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降低战争发生风险的希望在于彻底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国家导致战争，而社会主义则带来和平。正如哈曼指出：“你可以厌恶和害怕战争，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但你结束不了它。战争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必然产物。它的威胁从来不可能通过乞求现存统治者们讲和而告终止。只有通过坚决推翻阶级社会的运动，才能从他们手中夺下武器。”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在反对战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迎接和平。

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人类和平的希望？我们可以从两点分析：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最终的理想来看，社会主义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这实际上就彻底消灭了战争发生的根基，因此社会主义内在地具有追求和平的因子。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倾向于和平。原因在于：一是它们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这种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共享，使得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不存在像资本主义那样借战争转移内部矛盾的问题，会极大地降低战争风险。二是从上层建筑来看，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不存在利益集团操控政权发动战争牟利的政治空间。人民群众一向是厌恶非正义战争的，尤其是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搞对外扩张，排斥帝国主义战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只有人类社会整体进入社会主义，战争才会真正消失。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完全制止战争的发生，相反可能会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战争。从历史上看，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性，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会动用武力颠覆社会主义政权，阻挠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十月革命后苏联所遭遇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围堵，无不警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虽无对外扩张的动力和挑起战争的意愿，但也要不断提高自身国防实力，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原刊责编:包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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