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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总体评价

2015年，16种CLSCI法学核心期刊共发表刑法学论文237篇，约占CLSCI期刊论文总数1521篇的15.6%。刑法学论文总量超过了法理学，仅次于民法学，位居第二，摆脱了“千年老三”的地位。

近几年来，虽然偶有小幅度波动，但是刑法学论文数量整体上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其占CLSCI期刊的比重亦从2009年的12.59%提高到2015年的15.58%。

表1: 2009-2015年16种CLSCI期刊的刑法学论文统计

2015年，发表在“三大权威期刊”（即《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上的刑法学论文共计20篇，占三大权威期刊论文总数187篇的10.7％；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2015年没有刊发刑法学论文。在其它期刊中，发表刑法学论文最多的是《政治与法律》，共51篇；发表刑法学论文最少的是《法制与社会发展》，仅有4篇。

表2：2009-2015年三大期刊刑法学论文统计

综合刑法学在CLSCI期刊所发表的237篇论文，2015年的刑法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刑法典频繁修改促进刑法学的知识生产

现行刑法典公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了一个修法性质的决定、九个刑法修正案以及十多个立法解释，而且刑法修改幅度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对此，张明楷教授断言“刑事立法活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不管学者对此有何评价，但立法活跃的现象客观上推动了刑法学知识的生产。在2015年CLSCL刑法学论文中，既有对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也有对之前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的跟进研究。其中，既有综合性的法理分析，如赵秉志和袁彬教授的《中国刑法立法改革的新思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车浩副教授的《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也有对具体问题的阐释，如刘宪权教授的《论信息网络技术滥用行为的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条款的理解与适用》、皮勇教授和杨淼鑫博士的《论煽动恐怖活动的犯罪化 ——兼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相关条款》；还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死刑的减少、贪污贿赂罪的量刑、嫖宿幼女罪的可罚性观念等。

2.共同犯罪（参与）、客观归责（属）理论的研究热情转趋平淡

共同犯罪与客观归责理论在近几年CLSCI期刊中得到了充分的争鸣与讨论。2015年CLSCI期刊中关于这两个理论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细微问题上做文章，如姜涛教授的《规范保护目的：学理诠释与解释实践》、何庆仁副教授的《特别认知者的刑法归责》、刘明祥教授的《论我国刑法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及利弊》和王彦强副教授的《共同犯罪中的罪量要素认识错误》。与前几年相比，2015年共同犯罪与客观归责理论的论文数量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也许激情过后的冷淡亦是学术研究的规律，但事实可能是，学界在某些基础性的关键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共识。如一向反对客观归责理论的张明楷教授在其第五版“灰常厚”的教材中有条件地引入了客观归责理论（其第五章第二节第六款的标题由原来的“因果关系”修改为“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

3.违法性理论受到学界的热捧

随着三阶层理论逐渐在我国刑法学界落地生根，许多理论研究都以三阶层理论为前提。在2015年CLSCI期刊有关三阶层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最热门的话题可能要数违法性理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违法性理论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违法性一般理论，学者研究了违法性的中国语境、结果无价值、行为无价值、可罚的违法性等问题，特别是周光权教授关于行为无价值论的四连发，令人叹为观止。此外，一些学者针对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免的某一具体问题作文章，如互殴与防卫的界限、侵害人视角下的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与结果无价值、无限防卫权的适用以及紧急避险的经典案例等，学术研究的精细化程度可见一斑。

4.刑罚理论成为教义学研究的新宠

传统刑法学研究比较侧重于刑法总论的研究，刑法总论的研究重点往往在于犯罪论，因此刑罚论的学术成果相对薄弱。此外，关于刑罚论的研究，往往从刑事政策学或刑罚哲学的角度开展，刑罚论的教义学成果不多。近几年来，上述局面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CLSCI期刊有多篇论文探讨了刑罚论的内容，而且不少论文开始试图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一是对量刑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如张明楷教授三篇论文探讨了预防刑、责任刑和量刑起点，江溯副教授介绍了德国量刑制度、彭文华教授研究了量刑的价值判断与公正量刑的途径以及美国的量刑指南等。二是对死刑的持续性理论关注。减少甚至废除死刑一直以来都是刑法学研究的重点，近几次刑法修正案减少死刑罪名以及《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终身监禁”，使学者对于死刑的关注再次升温。2015年的论文探讨了死刑适用标准的体系化构造（劳东燕）、减少死刑的立法路线图（陈兴良）、死刑替代措施（王志祥）和死刑存废的民间维度（赵军）等问题。

5.学者继续深耕传统罪名的同时，重点关注网络和金融犯罪

从近几年CLSCI期刊的情况来看，刑法各罪的研究，或者是刑法各罪与刑法总论的结合式研究，日益成为刑法学知识创新的途径。与往年相似，教科书式的罪名研究方法绝迹于CLSCI期刊中。而2015年刑法学界对于刑法分论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1）在传统罪名上继续耕耘，教义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常见罪名的研究，主题涵盖盗窃与诈骗的区分、盗窃罪的数额认识错误、盗窃财产性利益、占有概念的研究、侵占罪处罚漏洞和行贿罪的废除等；亦包括最近比较热门的罪名，特别是寻衅滋事罪。（2）在新兴罪名特别是网络犯罪、金融犯罪等上集中攻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网络犯罪、金融犯罪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与金融诈骗犯罪等日前为人们所关注，时常成为媒体追捧的热点。对此，刑法学界不忘发声，学者们纷纷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2015年CLSCI论文中涉及的有关主题包括网络诽谤、虚拟财产、网络开设赌场、第三方支付、内幕交易、互联网众筹、移动终端安全和网络游戏外挂等。

二、研究队伍总体评价

2015年在CLSCI期刊上发表刑法学论文的作者共有151人（对于合作署名论文，本分析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发文总数237篇，人均约1.6篇。其中，高产作者（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共有23人，占2015年CLSCI发文学者总数（151人）的15.23%。高产作者共发表论文89篇，占CLSCI刑法学论文总数（237篇）的37.55%；共发表三大权威期刊论文10篇，占三大权威期刊刑法学论文总数（20篇）的50%。可见，与过去几年相似，刑法学高产作者占有相当程度的垄断地位。

表3 ：2015年CLSCI刑法学论文高产作者排名表

【说明：按照发表数量递减的顺序列表，其中，论文数量相同的首先按三大期刊数确定，其次按姓氏拼音确定。】

从研究队伍的整体情况来看，在当今刑法学界，50后宝刀未老，70前、后掌控局面，80后渐成大器，90后崭露头角。高产作者呈现低龄化的趋势，23名高产作者的平均年龄为41.8岁。其中，50后的前辈陈兴良、张明楷、刘宪权和赵秉志等依然笔耕不辍，名列前茅。70前（1968年出生的周光权教授与孙万怀教授）和70后的高产作者总数已经超过高产作者总数的一半，成为名符其实的主力军。80后的学界新秀越来越活跃，已经占据五分之一以上的比例。2015年高产作者中，有两位不到30岁的年轻作者，分别是1986年的邹兵建博士和1991年的王华伟博士，两位均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其中王华伟博士曾经获得第十届中国法学家论坛主题征文二等奖。两位刑法学界小鲜肉初登高产舞台，也让我们看到了刑法学欣欣向荣、薪火相传的良好局面。

青年刑法学者竞争白热化，姜涛教授突围夺冠，成就一段美丽的“江湖传说”。70后的青年刑法学者虽然已经掌握刑法学的“天下”，但目前犹如群雄逐鹿中原，竞争场面相当壮观。正当各位看客坐在小板凳悄悄地看着高产作者发文章，诸位年轻科研者或紧张或焦虑地在电脑前查看用稿情况，以及全员议论着高产作者的榜首位置花落谁家、期待着中关村北大街左陈右张之“华山论剑”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姜涛教授暗度陈仓般地以7篇论文的总成绩力压群雄，跃居刑法学及法学年度第一。姜涛教授虽然“半路出家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语出姜涛教授），但他连续多年高产、2015年一举夺魁，这些数字不仅仅是其“八年转型努力的一个见证”，而且也是奠定其“江湖地位”的重要标志！刑法学“江湖（朋友圈）”早有“北车（浩）南高（艳东）”的传说，如今恐怕要增加“东姜”的一席之位。三位青年才俊美貌与智慧并重，既拼颜值又拼才华，无疑是刑法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如今，还有待西部、中部的青年才俊的突围，“东西南北中”的刑法学故事才算精彩完整。对此我们只能说：奔跑（快写）吧！兄弟姐妹！

从高产作者所在单位的分布来看，高产作者分别来自12家单位，超过一半高产作者（12名）为北京高校的老师或者学生，西部科研单位没有高产作者。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拥有最多的高产作者（均为4名），南京师范大学次之（有3名），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苏州大学各有2名高产作者，而东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山大学则各有1名高产作者。这些数据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北京聚集了刑法学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京外科研单位的竞争非常激烈。

三、法学院校排名分析

2015年，CLSCI期刊的237篇刑法学学科论文来自64家科研单位，平均每家单位发文4.49篇。超过此平均值的发文单位共12家，具体如下表五所示:

表5：2015年高产科研单位排名表

表6：2012-2015年高产科研单位排名表

从以上两个表可以看出，今年前十名之争相当惨烈。前八名的科研单位都发表了10篇以上的刑法学论文，成绩相当不错，只是前两名都超过了20篇，才给人“一览众山小”的错觉。同时，今年前十二名科研院校的自发率整体上比较低，整体他发率超过90%。

1.清华、北大双双破廿，状元榜眼优势地位难以撼动

清华大学刑法学科近几年一直保持领先地位，2012-15年论文总量排名第一，近几年来只有在2014年才与“金牌”失之交臂。2015年，清华法学院共发表CLSCI刑法学论文23篇，约占刑法学全部论文的十分之一。虽然清华大学博士生发论文的数量与比例有所减少，但是凭借大部分专职老师（张明楷、周光权、劳东燕和王钢）不同程度的高产，清华法学院还是霸气不减、重夺年度冠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近几年在高位徘徊，2015年能获得亚军，主要是因为多点开花：一则陈兴良教授保持高产，贡献了6篇论文；二则其他专职教师（梁根林、车浩和江溯）的贡献度增大，共产出7篇论文；三则博士生特别给力，共发表了8篇论文。此种“6-7-8”的奇妙结构成为北大夺银的关键。不过在2012-2015年的总排名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只能屈居第三，纵使与华东政法大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与清华大学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

2.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极速前进，将探花之位收入囊中

南师大在2012年以黑马的姿态杀入十强榜，近几年在中间偏下位置振荡，起伏较大，2013年还跌出十强榜，2012-2015年的总排名只占到第七名。2015年，南师大法学院刑法学科再次迎来了大丰收：在姜涛教授的带领下，在各位年轻能写的老师与博士生协同努力下，南师大奋勇直追，以3名高产作者、19篇论文的总成绩一举拿下探花头衔。若看近四年的总成绩，南师大与第六名的差距已经很小，希望南师大未来几年依然能够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及刑科院）、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高手如云，实力依然雄厚

虽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及刑科院）、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排名不是很靠前，但是均发表超过15篇以上的论文，2012-2015年发表的刑法学论文总量均超过50篇，实力不可小嘘。

作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及刑科院）在赵秉志教授的带领下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近两年更是体现出人多力量大的优势。2015年北师大共发表16篇刑法学论文，其中有三篇权威期刊论文，而16篇论文来自11名作者（包括两位高产作者，即赵秉志教授和黄晓亮教授），人均不到2篇。同时，北师大刑法学科的成果与实践紧密结合，大部分论文均与刑法修改案或刑事法律改革有关，例如劳动教养废除、贪污受贿罪的刑罚以及死刑的适用、减少与替代措施等问题。

在众多政法院校中，华东政法近几年在刑法学科一直扮演着龙头老大的角色。刘宪权与孙万怀两位教授仍然扮演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两位教授2015年在CLSCI期刊上共发表8篇刑法学论文，占华政发文总数的半壁江山。若单从排名来看，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科在2014年首夺年度冠军，2015年没有延续辉煌。但瘦身的骆驼比马大，华政在2105年共发表了16篇论文，成绩相当不错，只不过由于其他强队发文数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逆水行舟的效应下，华政的排名在2015年跌至第四位。稍有遗憾的是，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论文的他发率仅为68.75%，虽然比往年有所进步，但是仍然在十强科研单位中垫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并没有超高产的作者，但历年来，凭借其团体的力量一直在十强争夺战中占据比较前面的位置。2015年在刘明祥教授2篇三大权威期刊论文、陈璇副教授3篇以及付立庆教授2篇论文的引领下，在其余8位作者（各贡献1篇论文）的共同努力下，人大法学院以15篇的总成绩捍卫其学界的地位。为了使人大法学院刑法学科的成绩更加辉煌，各位作者的产量需要再稍微提升一点，而过去几年的成绩说明了人大法学院诸位作者有这样的实力！

4.东南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平稳发展，地位稳固

相对而言，东南大学法学院和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是近年来的刑法学学科新秀。2015年两院分别以13篇和11篇论文的总成绩排名第七和第八。单从发文数量来看，两院在近四年的总成绩略有波动，但都保持在10篇左右，其中东南大学法学院基本在10篇以上。两院成绩虽不拔尖但仍可圈可点，而且能够保证在十强榜中留有两席之地。

若从排名来看，近四年东南刑法的排名每况日下，从12年的第三名，13年的第五名，14年的第六名，逐渐下降到15年的第七名。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带头人刘艳红教授近几年放慢了发论文的步伐，没有达到超高产的水平。然而东南刑法学科每年总有一些新鲜的作者面孔，因此即使刘艳红教授少发几篇文章，东南刑法依然能名列前十。而王健法学院则对“老八”情有独钟，近四年有三年都排名第八。相比较而言，王健法学院的作者还是那几张“老”面孔：李晓明、钱叶六、彭文华和王昭武。王健法学院发表刑法学论文的作者不多，超高产现象并不常见，其获胜的关键在于老师各具研究特色且人均产值高。

5. 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边缘中挣扎，中国政法大学跌出十强

西南政法与中南财经政法以7篇刑法学论文的成绩并列排名第九，双双赶上了十强榜的末班车。两校的刑法学科队伍其实比较庞大，实力也不俗，但是缺少稳定与高产的作者，因此近几年的排名真叫人捏把汗：西政12年排名第十一，13年第十，14年和15年均排名第九；中南财经政法12年和13年排名第八，14年第十二，15年排名第九。2015年两校虽然没有高产作者，但均通过7名作者、每人发表1篇的方式保住了十强的地位。未来两校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住地位甚至更上一层楼，恐怕需要着力打造一支稳定和高产的作者队伍。

武汉大学法学院作为老牌刑法学人才培养基地，近几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情况令人痛心。2014年武汉大学法学院以第十名的成绩艰难返回十强榜，今年则跌至第十一名，再次无缘十强。2015年何荣功教授虽然依然保持高产状态，但是其他老师只贡献了2篇论文，因此年度成绩仅为5篇。与武大法学院相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科2015年的境况更差。近几年来，中国政法刑法学科凭借着于志刚教授的一人独大，总能保住十强的位置；2015年，中国政法大学仅剩于志刚教授一人在CLSCI期刊上发表刑法学论文，纵使于志刚教授在网络犯罪领域再提供三篇大作，但这也难以力挽狂澜，中国政法最终只能名列第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