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读EDU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陆续出台世界一流大学获学科建设的计划，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研究成为全球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关注热点。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数十年来，努力从未中断。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拉开了序幕。2020年，我国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周期进入尾声；2021年3月，《“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印发；接下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周期即将开启。那么，衡量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一流大学有哪些特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出版的年度报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蓝皮书（2020-2021）》，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搞下‘双一流’建设推进机制与成效评估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提供了一流大学建设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权威分析。我们不妨来看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本书一方面从评估的角度，提出了大学排名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实践者们在学校或学科转型和资源限制上所面临的挑战。世界大学排名的出现使一流大学有了直观的衡量标准，实践者们虽然大多十分重视大学排名的提升，但同时也认为对一些大学排名的误用带来了评估上的问题，因此对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过分注重排名指标的现象也提出了质疑。实践者们在WCU会议中指出的评估问题大致可以归为大学排名本身的缺陷和误用大学排名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大学排名固有的缺点，主要是无法对学校进行全面的衡量。巴黎第六大学（后并入索邦大学）原副校长劳伦特•布韦松认为在自然科学和医学以外的领域中，难以建立客观的衡量标准，如对于文学和历史来说,对它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地方文化，而这些内在价值很难在排名当中有所体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原校长皮埃尔•德•马瑞特表示大众通常会假定跻身排名前百强的大学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必须意识到排名的缺点，一类问题在于THE、QS等排名机构使用的声誉调查似乎充满主观性，并且缺乏应用方法的透明性和被调查者的可靠性；另一类问题在于排名不能衡量大学的社会价值，如尊重和传授道德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在高校运作中展现社会包容性和参与性。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大学排名肯定是无法面面俱到地评价一所学校，特别是文化、育人等方面的内在价值，所以应当要求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参与者们不能将全部目光放在提升排名上，更加合适的做法是将其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来促进发展。其次，误用大学排名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样受到了实践者们的关注。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副校长玛丽亚•尤德克维奇分析了俄罗斯的大学在各排名中仅有教育相关指标得分较高的原因：俄罗斯存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长期分离的情况，传统上大学更注重教学，关心为不同行业培养专家，而非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因此围绕教学建立的大学仅在大学排名中与教育相关的指标占优势，如QS排名中的师生比，但整体上的排名却不靠前列，误用当前大学排名对科研成果的指向性很容易导致教师分散精力、忽视教学的情况。新加坡国立大学原副校长希拉姆•罗摩克里希纳引用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论述，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大学由于学术水平较高，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国际排名，但大学发展的关键绩效指标不能只是放在排名上，需要重视的是大学为新加坡服务的好坏，是否给予新加坡人良好的教育。目前误用大学排名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科研的偏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大学偏离教育的中心。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者们在为各校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挑战。他们在WCU会议中集中提出了两类问题，即学校或学科转型面临的挑战和资源限制面临的挑战，希望在专家群策群力的探讨中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在学校或学科转型面临的挑战中，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斯提出了推动一流大学和学科发展产生的两难困境：教学与科研。排名导致学校偏重科研，但二者应当相辅相成；单学科与跨学科，跨学科发展必须建立在单学科强大的基础上，学校需要建立支持学科活动的组织架构；人文艺术学科与STEM学科，各方需求和资助体系导向出现偏颇，需要加以平衡；创新/应用研究与无明确目的/出于好奇心的研究，存在短期利益思维和学术兴趣之间的斗争等。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副校长阿米尼• 诺曼分析了该校通过向创业型大学转型以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遭遇的挑战，包括一些类别的教育服务和项目无法满足学生需求，创新和创造的环境氛围不强，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对教育职业存在负面成见，课程过分依赖经典教学方式导致质量下降，教育培训的产出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一致，教育产业发展的配套服务缺失等。目标指向一流大学和学科的高校在建设过程中极有可能面对转型的阵痛，如何突破瓶颈还有待实践的努力。另一方面，在资源限制的挑战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原校长埃里克• W •卡勒指出，一流大学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而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政府公共资金投入的逐年减少，虽然大学的资金来源变得多样化，可以寻求企业支持、校友捐赠、专利许可和科技转化的收入等，但政府投入依旧占据较大比例，如2008年该校资金来源中62%源自联邦政府，这一部分的缩减是很难弥补的。德国慕尼黑大学校长伯纳德•胡贝尔同样对依赖于政府投入提出了担忧，认为有些国家会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规划大学的科研活动，对大学的自治和决策产生妨碍，所有利益相关者应了解学术研究的全球性质，而非试图计算其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大小。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校长亨克•库梅林从研究数据资源开放性的角度叙述了开放科学受到的限制，如欧洲的开放科学平台设置了诸多条件才允许将数据传输给第三国，也就是说即使数据资源的共享得到了提倡，但在实践层面上仍难以运行。大学发展的资源必然是有限的，因而全球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实践者们除了寻求开拓新资源外，如何合理配置已有资源也是重要议题。世界各国基于不同国情提出的关于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政策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一些总体性的特征还是有迹可循的。重点建设往往都以高等教育取得国际领先的水平为目标，如法国卓越大学计划希望建立5至10所在国际上具有一流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顶尖大学，保持法国的世界一流地位。而衡量大学水平的直观手段就是世界大学排名，所以不少国家依据排名提出了预期目标。俄罗斯5 - 100计划规划在2020年至少有5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前百强之列，提升俄罗斯在全球教育市场中的地位。21世纪智慧韩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全球研究型大学，在QS排名前200名中的韩国大学数量要从2012年的6所提升到11所。越南新模式大学计划提出建设达到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大学，在2020年前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前200名。各国政策中普遍融入创新元素，只是在提法上有所区分。加拿大卓越研究中心网络计划尝试通过与国际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地提升高校协同创新能力及加拿大在工程、卫生、自然、社会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科学实力。澳大利亚卓越研究中心计划在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平台，定位于高度创新型的研究，运用跨学科合作的方式解决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问题，并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和其他工商业或非营利部门合作进行研发活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卓越中心计划旨在建立马来西亚的世界一流大学，使其大学在2020年之前能够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和教师,更重要的是通过高等教育的发展带动国家成为具有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实施不仅需要合适的规划，还需要监管措施以保障质量，因此多国政策都提及了采用动态管理机制。德国卓越计划分为两轮,每轮都会进行初次筛选和最终筛选，并且评选结果不是终身性的，卡尔斯鲁厄大学、弗莱堡大学及哥廷根大学就在第二轮竞争中遭到淘汰，体现出了该计划的流动性，大学即使入选也要保持自身的发展质量。日本全球顶级大学计划会对入选学校进行中期评估和后续检查，主要是为了深入了解学校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评审结果对其进行调整，甚至可能会终止项目。“人才培养、原创研究、学术大师、经济贡献、品牌影响力和服务国家战略都是一流大学的立身之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蓝皮书（2020-2021）》提供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原创研究”“学术大师”“经济贡献”“品牌影响力”“服务国家战略”六大指标评价排行榜。人才培养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使命，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声誉载体，也是衡量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尺度。本研究使用“国际知名校友”“国际学生”“博士研究生”３个一级指标建构了人才培养指数。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人才培养指数上国内顶尖大学组与世界一流大学组较为接近，但与世界顶尖大学组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国际学生”指标上，与世界顶尖大学组、世界一流大学组均存在较大差距。
原创研究是一流大学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本研究在充分考虑指标的代表性、现实性与可比性的基础上，选择突破性研究论文、国际权威期刊论文、前沿研究方向的活跃度等三个既有代表性又有国际可比性的一流大学原创研究评价指标。
研究发现：国内顶尖大学组尽管在原创指数方面与世界顶尖大学还有不少差距，但是在权威期刊论文、前沿研究方向活跃度两个指标上已经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组。
学术大师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标志，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要素，也是衡量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尺度。本研究使用“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重大国际奖项获得者”“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主编”3个一级指标建构了学术大师指数。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学术大师指数上国内顶尖大学组与世界顶尖大学组、世界一流大学组均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重大国际奖项获得者”“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主编”指标上。
在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发挥一流大学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创新经济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的相关理论，从技术转化规模、技术转化效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方面构建了一流大学经济贡献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比较了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差别。
研究发现，我国一流大学在经济贡献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一定差距。其中，技术转化规模和创新创业人才方面，国内顶尖大学的水平相对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在技术转化效率方面，国内不同层次的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均存在明显差距。
当前，国际形势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影响力对国家的复兴发展有重要意义。大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本研究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同行、第三方评价机构和媒体三个视角对大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的测评发现，我国一流大学在各类评价硬指标上获得了快速增长，而品牌影响力并未能获得同步增强，出现了高声誉度的实质性国际合作少、高质量国际奖项少、内部排名表现差异大、国际媒体显示度低等问题。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国内发展面临重大转型的背景下，一流大学需要践行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本研究根据硬实力与软实力相关理论，从重大科技贡献、急需人才培养、软实力平台支撑三个方面构建一流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指标体系，并对我国一流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表现进行定量分析。
分析发现：国内顶尖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表现优于非顶尖的国内一流大学，主要是前者在重大科技贡献和软实力平台支撑方面表现更好。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蓝皮书（2020-2021）》
冯倬琳 刘念才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刘念才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教育学硕士点负责人，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IREG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执委，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兼任Research Evaluation（SSCI刊物）、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期刊的编委/顾问。
冯倬琳，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和绩效评价相关的学术和咨询研究，主持教育部重大政策研究课题等4项，在相关领域发表学术期刊论文和著作章节20余篇，出版著作4部。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4项。提交多项咨询报告，被教育部和学校采纳并获国家领导人批示，其中获批示或采纳的《专家建议》10余篇。兰州大学发布对厦门疫情的最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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